六学术期刊对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反应（第1页）

六、学术期刊对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反应

我们知道，《历史与理论》是现存西方最重要的历史哲学杂志，它原来主要致力于分析历史编纂的可能的科学性质，但最近也越来越多地为关于实在的后结构问题，指称的观念，以及关于叙述性论证的讨论提供场所，如1998年第2期就以刊登讨论海登·怀特的理论为主。像海登·怀特、安克施密特这样的后现代历史理论的代表人物，也成为该杂志编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1998年的约稿范围包括以下领域：“批判的历史哲学，原因、说明、解释、客观性；思辨的历史哲学，比较史和全球史；历史编纂学，史学家论争的理论维度；历史编纂学的历史，以往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理论与实践；历史方法论，考察文本和其他证据、叙述主义、文体风格学；批评理论，马克思主义、解构、性别理论、心理分析；时间和文化，时间中的人性概念；跨学科关系，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心理学之间的互动。”

可以说，安克施密特第一个在《历史与理论》上公开强调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编纂的冲击。在1989年出版的第28卷上，他发表了《历史编纂学与后现代主义》一文。这篇论文涉及面很广，从历史著作的产出到科学哲学，从历史编纂的叙述形式（叙述实质）的美学化到心理分析，从把过去连接起来转变为历史表达的任何叙述和元叙述结构的概念到对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后现代乡愁。这是安克施密特的一个绝技（tourdeforce），在以后现代的工作解放历史编写的性质的同时，却并不完全放弃——至少在陈述的层次上——作为一种“认识论”的历史编纂学。他写道：“后现代主义的目的……是揭开科学和现代主义的基石。在此，实际上历史编纂也提供了后现代主义主题的最佳说明。关于过去的历史解释，经由与其他解释相对照，第一次成为可认识的，第一次获得它们的认同特性；它们只有在它们所不是的基础上，才是它们所是的东西。……因此，每一个历史洞见都内在地拥有矛盾的性质。”[69]

安克施密特的文章发表一年之后，罗切斯特大学的扎戈林（PerezZagorin）在《历史与理论》第29卷（1990）上撰写《历史编纂和后现代主义再思考》，对安克施密特进行了批评。扎戈林把安克施密特广泛的语境限制在相对较窄的范围内，只涉及海登·怀特的元历史、福柯的反人本主义和詹明信的“戏剧论”（stagism）。他对安克施密特的主要论点逐一进行了批驳，最后指责安克施密特的后现代主义使历史编纂学远离了它的真正的功能：历史编纂不能再在教育和文化中扮演其主要的理智责任，因为后现代主义放弃了历史编纂终极的文化责任。而要保障文明的健康发展，历史就应负起这个责任，给人们提供关于人类的过去及现在文明可能性的最好知识。安克施密特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历史编纂学演变的最后阶段，因而是历史学最新形态；但对扎戈林来说，“恰恰相反，后现代主义，正如其名称所指的，带有衰落、枯竭和末世的意味，而不是一个时代的开端”[70]。扎戈林指出：“……后现代主义的核心成分就是它对人道主义的仇视。”[71]

在扎戈林文章的同一期上，安克施密特以近乎宣言的方式概述了他的后现代历史编纂学：“叙述性语言拥有关于难理解的客体存在的本体论地位；它是自我指称的；它是有意识的，因而内在地是美学的；一个（历史）文本的叙述意义，在那个词的重要含义上是不能确定的，甚至承受着自我矛盾的标志；叙述意义只能在其他意义（文本间性，或互为文本性）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认同；至于叙述关注的是文本，而不是指称外在于它自身的实在；真实和虚假的标准并不适用于关于过去的历史再现；我们只能在陈述层次上适当地讲因果关系；叙述语言是形而上学的（比喻的），照此包含有我们如何看待过去的建议；历史文本是不在场的过去的替代物；关于过去的叙述性表达具有分解的倾向……所有这些后现代主张，对现代主义者来说，如此令人惊愕甚至使人厌恶，但只要我们准备发展出一种适应并处理叙述实质的哲学逻辑，就能提供正规的甚或‘现代主义的’辩护。”[72]

1998年，《历史与理论》（第37卷）第2号所发表的主要论文，都是论述海登·怀特理论的。其中有该杂志资深编辑R。T。范的《接受海登·怀特》，南希·帕特纳（Naner）的《海登·怀特：内容的形式》，多曼斯卡（EwaDomanska）的《海登·怀特：超越讽喻》，安克施密特的《海登·怀特对历史学家的呼吁》。

在R。T。范看来，学术界接受怀特较缓慢，与海登·怀特本人著作的实验特点有关，理解他的论述需要更多的比较资料。海登·怀特的影响，伴随着“叙述性转向”，在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首先在文学批评界展开，这特别表现在讲西班牙语国家和德国。由此，海登·怀特成为在历史学专业之外被引用最多的史学家，但史学家特别是美国史学家却并不严肃地对待他，比如，明克就曾批评怀特是“新的修辞相对主义”。而且即使怀特的美国同行最近开始提到他，也仅仅援引他的《元历史学》。R。T。范提醒人们，不应只关注海登·怀特的《元历史学》，实际上，海登·怀特的另外两本论文集——《话语的比喻法：文化批判论文集》（1978）和《形式的内容》是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的。可以认为，怀特的后期著作的突出主题是，叙事化、“历史的崇高”和以“中度声音”写作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含义。怀特用括号把历史认识问题搁置起来了。因此，当史学家指责他混淆虚构和历史之间的界线时，文学批评界则对他的这个方向给予热烈的欢呼。然而，R。T。范认为，海登·怀特一贯主张虚构和历史之间是有差别的，尽管不是传统所要求的那种差别。怀特对以“中度声音”写作的探讨，使他进入了充分的循环，此循环允诺对描述我们世纪的“崇高”事件来说，“现代主义”实在论是适当的。在范看来，“从他[怀特]那儿抽出或强加给他一种历史哲学是不可能的，或许是这样的，他只是把苍蝇引进新的瓶子中。他的长处是思想的多产，而不是固定性”[73]。

帕特纳把注意力主要指向她认为或许是海登·怀特论证最深刻的著作——《形式的内容》，这本书触及到历史专业的许多神经。该书作为整体，从它的前提到关于历史写作的最富有思想的评注，都坚持认为，在历史写作方面，语言形式是历史知识的内容的首要承担者。“在这种意义上，形式是以语言为媒介的知识的强有力的决定因素，是一种构成性力量。”[74]对非虚构和声称具有真值的语言的形式用法如此郑重和细致的关注，是与美国的趣味相悖的；实际上，正如托克维尔（deTocqueville）注意到的，美国人对严格的形式问题没有耐心。海登·怀特用这种费力的工作改变了美国人特别是历史学家的这种冷漠。帕特纳认为，尽管海登·怀特与利科（P。Ricoeur）的《时间与叙述》是从不同的前提出发，并且有稍微不同的问题，但他们的著作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还是相互支持的。

我们时代的危机通常被认定为宗教神圣的衰落，这是19世纪陷入讽刺的原因。在史学家那儿，正如海登·怀特在《元历史学》中指出的，反讽是由源于不能充分实现期望的“苦涩感”引起的。对世界的讽喻理解源于社会分裂和文化衰退的气氛中。讽喻的当前阶段自身体现为语言把握现实的双重能力，因此我们生活在“语言的牢笼”中。知识分子高谈阔论的游戏制造出“第二手的知识”，这种知识不能满足仍然寻找另一种元叙述的后现代人的需要。为此，波兰学者多曼斯卡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超越讽喻？他出于许多原因而感谢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它以差异和连续性概念提供了对世界的替代性理解，而不是诉诸于二元对立。但是，他厌恶本体论的不牢靠和认识论的混乱，他需要秩序，他留恋元叙述。根据怀特的理解，讽刺作品意味着人类讽喻地存在的希望、可能性和真理，因为它意识到它本身作为现实的形象的不充分性。“人们可以写逻各斯、上帝、理性或爱的故事，并把它们当作认识论的原则。他们必定是‘诗性史学家’，对他们来说，人生活于其中的历史和他所写的历史之间，是没有差别的。”[75]

安克施密特清醒地认识到，大多数史学家不同意海登·怀特关于历史的论述。在他看来，这种现象与史学家们习惯上不信任史学理论和以极大的怀疑看待历史哲学家有关。但是，史学家却发明一种特别的论证，证明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海登·怀特，即他无视历史事实如何限制着史学家对过去的表述。不过，安克施密特试图表明，对怀特的这种传统批评实际上是错误的。因为正是史学家轻易地把他们关于过去的论述当成有保证的真理，相反却是怀特意识到历史写作在表述历史实在上是有局限的。因此，恰恰是怀特，而不是传统历史学家，证实我们应尊重历史实在本身。而且，“讽喻是让我们面对其他比喻法的局限和缺点；这就是说，这种比喻是历史实在本身的天然同盟，能让它再断定它恰当地抵挡了其他比喻法的压力。讽喻自然地把自己定位于其他比喻法的这些裂纹和缝隙中，因此，它是历史实在本身的比喻”[76]。

在西方世界，无人怀疑《社会史》（SocialHistory）是最重要的出版物中的一种。因为该杂志的兴趣在于劳工、通俗文化、劳动政策、社会阶级等方面的历史，也因为马克思主义或诸如此类的分析对社会史的影响，该杂志总是为对理论化的历史编纂学所进行的激进讨论和参与提供阵地。其中所发表的文章，显示了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史的冲击。对这种冲击，许多社会史学者予以反抗。譬如，柯克（NevilleKirk）的《历史、语言、思想和后现代主义：一种唯物主义观点》，探讨了历史理论中近来流行的“语言学转向”和后现代主义问题，提出了四个基本论点。首先，后现代主义的种种范畴、假定和信条及其与之相关的后结构主义，要比那些拥护“语言学转向”的历史学家所假定的更具争议性和固有矛盾。因此，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构成的是一系列批评性探索，而不是自明的真理。其次，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关键缺陷，如在G。琼斯（GarethStedmanJones）和P。乔伊斯的论著中所表现的，极大地削弱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再次，许多“社会决定论者”在他们的实践中，对语言、主体和观念的复杂性、多样性和重要性等问题的重视程度，要比话语理论家和其他批评家所宣布的大得多。最后，非还原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譬如，在历史学家戴维·蒙哥马利（DavidMontgomery）和爱德华·汤普森（Edson）等人的著作中所体现的，仍然继续为历史探索提供极其富有成果的手段，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77]

针对柯克的批评，P。乔伊斯在《社会史》第20卷（1995）发表《社会史终结了吗？》一文。他认为，“物质”和“社会”是现代主义构造体系的石料，分析到最后无非是一种宏大叙述而已。因此，物质和社会范畴显现出是唯心论化了的和本质化了的“基础”，不能承担加在它们之上的重担。在乔伊斯看来，社会史必须消解本质主义的基础，比方说，女权主义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就消解了自然主义化了的社会性别的基础，从而完全历史地、非本质地看待男女之间的性区别。但是，对男女无实质性区别这种论调，连许多女性也难以苟同。例如，劳拉·唐斯（LauraLeeDowns）就不无幽默地说：“如果‘妇女’只是一个空洞的范畴，那么为什么我害怕独自一人在晚上行走？”[78]埃莱（GeoffreyEley）和尼尔德（KeithNield）更撰文[79]认为，乔伊斯用后现代主义这根魔杖把资本主义的特征和剥削性质简单地一笔勾销了。对他们来说，对种族、性别（gender）、空间、性、少数民族和分配不平等概念的分析，是认识晚期资本主义剥削和不平等模式的工具。对此，乔伊斯回答道（《社会史》第21卷，1996）：我并未抛弃物质、社会、种族、性别等概念，而是要对它们进行根本上的改造。后马克思主义作为后马克思主义，应对得起它的名称后马克思主义。其意思是说，后马克思主义不应忘掉它的“后”（post）特征。

[1]C。Lloyd，TheStructuresofHistory（Oxford，1993），p。193。

[2]Arthurto，‘TheDedFallofAnalyticalPhilosophyofHistory’，inFraHansandKellnereds。，ANewPhilosophyofHistory（London，1995），p。70。

[3]P。Joyce，‘TheReturnofHistory：PostmodernismaiicHistoryinBritain’，Past&Present，158（1998），p。208。

[4]参见P。Joyce，‘TheReturnofHistory：PostmodernismaiicHistoryinBritain’，Past&Present，158（1998），p。217。

[5]参见P。Joyce，‘TheReturnofHistory：PostrnodernismaiicHistoryinBritain’，Past&Present，158（1998），p。219。

[6]KeithJehePostmodernHistoryReader（London，1997），p。3。

[7]KeithJehePostmodernHistoryReader（London，1997），p。6。

[8]KeithJehePostmodernHistoryReader（London，1997），p。8。

[9]KeithJehePostmodernHistoryReader（London，1997），p。28。

[10]参见KeithJehePostmodernHistoryReader（London，1997），pp。21-24。

[11]N。Geras，‘LahandJustiewLeftReview，209（1995），pp。110，125。

[12]W。Reddy，‘PostmodernismandthePublicSphere：ImplisforanHistoriography’，CulturalAnthropology，7（1992），p。137。

[13]GregorM，‘HistoryaeratureandHistory，10（1984），p。141。

[14]PeterNovi：The“ObjectivityQuestion”andtheAmeriHistoricalProfessie，1988），pp。1-2。

[15]P。Ricoeur，HistoryandTruth，trans。byCharlesA。Kelbley（Evanston，1965），p。8。

[16]KeithJehePostmodernHistoryReader（London，1997），p。15-16。

[17]icos，TheoriesandionsonthePhilosophyambridge，1995），p。78。

[18]R。Berkhofer，‘ThegeofPoetial）HistoricalPraKeithJehePostmodernHistoryReader（London，1997），p。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