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柏格森哲学是一种生成论哲学(第2页)
在《创造进化论》一书的开首,柏格森首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最有把握确定、也了解得最清楚的存在,无疑就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关于其他各种对象的观念也许全都是外在的,肤浅的,而我们对自己的知觉则是内在的,深刻的。那么,我们发现了什么呢?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存在’两个字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不仅贯穿了《创造进化论》一书的始终,也是柏格森主义的核心内容。那就是:人,人的存在,人的生成。
(1)人的存在就是生成。
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人的存在与宇宙中的其他存在有没有区别?如果有,区别何在?柏格森首先关注的是这些问题。本质主义没有提出过这些问题,因为本质主义把人和自然放在同一的概念下,在这种概念下,人与自然没有区别。近代人本主义在高呼人性的同时,并没有脱离这一点,它依旧把人归于自然,用自然法则来解释生命法则。在这里,人没有突现出其区别于世界其他万物的独特性,而是被自然同化,沦为自然中的普通一员。柏格森所反对的正是本质主义对人的这种蔑视,他的哲学就是要把人从自然的淹没里解救出来。
柏格森从进化的角度说明了人的独特地位。在柏格森的理论中,世界万物都是因生命冲动的展开而形成的,其中无生命的物质代表了生命的坠落,有生命的万物代表了生命的攀升。就生命体而言,人与动物、植物代表了生命的不同层次。作为生命冲动最高喷发而生的产物,人不仅与植物,甚至与连最接近于人的动物之间也有着天壤之别,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强度上的不同,或者更概括地说,并不是程度上的不同,而是种类上的不同”[16]。人不是自然万物中的普通一员,而是生命进化之途中出现的最高级形式。既然人是生命的最高形式,那么人的存在区别于其他存在的独特性在于什么呢?柏格森认为,人的独特性并不在于理性主义所标榜的那种可以包容一切的理性认知能力,而是一种时间性存在。人作为时间性存在,不是一种抽象的实体,而是一个无限的绵延过程。在这里,柏格森意图彰显的是人的存在方式的独特性,就是说,作为时间性存在的人,不是以其哪一种属性或能力突出自身的存在,而是以其存在本身,进而言之,如果说,人在宇宙中有什么特权,那么,这种特权不是来自于其高贵的理性,而是来自于其生命的高贵,即生命的绵延。正如前文中所论述的,作为真正时间的绵延不是某种静止物,而是一种包含无限质的变化的连续且不可逆转的流动。这种流动就是生成。人的存在也是如此。柏格森由此展开关于人的生成的论述。
(2)人的生成就是变化和创造。
人是生成的。人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这种交化与量无关,而是质变的连续,具有创造性的特征。“对于有意识的生命来说,要存在就是要变化,要变化就是要成熟,而要成熟,就是要连续不断地进行无尽的自我创造。”[17]生命的变化是绵延不断的,它的每一瞬间都在变化、都在创造,每一瞬间都是全新的,因此,在生命的生成过程中,无所谓“突变”,一旦谈到“突变”,连续的生成过程就出现了中断。
柏格森用行动来说明人的存在的流动性、过程性和创造性。黑格尔说:“人的真正存在是他的行为……行为就是这个行为,有什么样的行为就有什么样的人。”[18]这就是说,行为创造了人。柏格森同样关注人的行为和行动。他认为,人的存在就是为了行动。行动当然包括生理的,即现实的活动,但柏格森更强调人的心理的,即意识性的活动。因为人是时间性存在,是意识的绵延过程。生成论认为,时间本身就是创造。“时间要么就是发明创造,要么就什么都不是。”[19]在时间中,任何变化都是创造性的。因为绵延中的意识记忆了全部的过去,使其存在于现在之中,由于意识的连续性,记忆无法消除,过去持续向现在涌进,因此意识不会重复,意识过程则永远处于不断更新、不断创造之中。例如,在艺术创作中,创作过程所经历的时间不是外在于创作的东西,它就是创作意识的流变与创造过程,也就是创作本身。“生命犹如意识一样,每一刻都在创造着某种东西。”[20]就人的现实活动而言,人的行为也是创造性的。柏格森认为,人的现实活动或知性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制作活动,是通过制造工具对自己器官的延展。这一过程改变事物的原有形式,而产生新的东西,这本身就是发明、创造。同时,人的制作活动所发明、创造的成果又反作用于人,引起人的思想、行为的新的改变。于是,人的意识性行为和现实性行为纠缠在一起,共同促进了人的创造与生成。
(3)人创造了自己的生活。
柏格森认为,人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人的生成不是借助于外力,而是自为的。生命本身就是生命冲动,它的力量不是外在的,而是内禀的。也就是说,生命是具有能动性的,而人是自我生成的。这主要表现在:
人的生成具有主动性,这一点在人对环境的利用上可以看出。人是在一定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生成的,人的生成受环境的影响,对环境的适应是人生成、进化的必要条件,因为很明显,一个不能顺应自己所处的生存条件的物种必将灭亡。然而,人对环境的适应不是被动的,不是以环境取代进化的直接原因,而是积极地利用环境。“生命将不得不最充分地利用这些环境,抵消其不利,而利用其优势——一句话,就是建立与外部行动不同的机能,对外部行动作出反应。这样的适应不是重复,而是回应,是一种迥然不同的东西。”[21]人对环境的利用表现出生命的创造性,因为所谓利用环境无非是人创造适宜于自身生存的人工环境。
人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人作为个体来说,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命,因此必须有所选择。选择是指人的自由意识的选择。人的意识向着反思、思考前进,它是一种对创造的需要,在能够创造的地方,它显示自身。创造的意识是自由的,这仅对于人才是成立的,因为只有人的创造性意识才能挣脱一切可能的锁链。“在人身上,并且只有在人身上,意识才使自身获得了自由。”[22]自由意志具有自主选择的能力,因此,人的每一次具有意识性的行为都要面对多种可能,因而必须有所选择,人的自由正表现为能够选择。人的自主选择就是创造。人在选择中创造了自己的生活。人的选择行为就是把自由选择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这一过程正是人的生成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动力就在于人的自由选择自身。在这里,柏格森赋予自由以创造的含义,“我们做出自由行动时,便亲身体验到了创造”[23]。自由与创造是同一层次的范畴,承认自由也就意味着承认创造,反之亦然,因为自由是出自于真正自我的行为,而真正自我是创造性的绵延,因此,自由就是创造。
(4)人的生成不可预测。
人的生成是无限的,永远没有终结,人的生成与人同在,因此,只要有人的存在,人就处于生成之中。于是,如果说有人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生成,就在生成之中,它永远处在实现的过程中,但决不会完全实现。这是因为人的生成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与之相抗衡的力量。人的生成因不断受到物质的阻碍而不可能完成,而人的生成作为一种倾向、一种冲动,是人类整体在时间上的无限延续,其中个体的生成就处于人类整体的绵延之中,但个体在空间上即生理上也无法完成。另外,人在自我的生成中会不断创造出一些习惯性的力量,自由会在习惯的作用下变为自动,它们同样阻碍着人的生成。“我们的自由,在肯定其存在的那些运动本身中,就创造出了一些日益增长的习惯,倘若这些习惯未能依靠不断的努力来更新自己,它们就会窒息这种自由:自动性在鞭策着自由。”[24]因此,人的生成过程中充满着未知因素和未完成的因素,这使得生成过程是非终极的。
这个充满未知因素的非终极的生成过程是不可预测的。人的生成过程没有既定的方向和路线,它是指向未来的创造性过程,由于生成是不断的创造,因而未来不可预知。即使人有目的的就某种意图做出行动,这种行动也是全新的,是无法预见的。“我们的行动若涉及我们的个性,若真正是我们的行动,那它就是不可预见的,纵使其先前行动在这个行动被完成时解释了它,也是如此。并且,尽管这个行动实现了一个意图,但它作为当前和新的现实,却不同于那个意图,而除了再度开始或重新安排过去之外,那个意图从来都不指向其他任何目的。”[25]生命本身是没有目的的,人的生成超越目的性。由于生成就是创造,生成过程中没有重复,因此,在行为完成之先,既谈不上路线,也谈不上方向。人的行为不是对一条既定路线的重复,也不是在几条既定路线之间的徘徊。人的自由意志在具有相反的倾向时会作出自主选择,“它正在通过的它的游移不决而生长着与发展着,一直等到自由的动作瓜熟蒂落地出现时为止”[26]。
柏格森的生成论哲学塑造了一种全新的人的观念:人是一种生成,人是一种不断自我创新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向着既定目的展开,而是向着未知的未来敞开。因此,这一过程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而人具有自由意志,可以自主选择,人生就是选择的过程。这样,柏格森就从人的未完成性导引出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也因此投射出人生的意义。人,只有这个生成的人才是哲学或真正的形而上学应该关注的对象,而不再是哪一个不变的“阿基米德点”。于是,柏格森彻底地抹去了传统形而上学加诸于哲学的柏拉图主义色彩,以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哲学,即生成论。
(四)生成论的方法:直觉
柏格森试图以内感绵延理论取代时间问题,以生成观念扭转本质主义的习惯思维方式,但这种逆转根本无法在传统哲学的窠臼中实现。因为传统哲学往往运用追求实用目的的实证科学的方法解决哲学问题。而在柏格森看来,哲学问题是超越具体利害关系之外的,它要求有与之相应的方法解决自身的问题。可以看到,传统的哲学方法是近代人所标榜的理性,理性“既是一种认识能力,也是一种哲学方法,即一种逻辑的、明晰的、借助于语言表达的认识事物的方法”[27]。本质主义把这种方法当成普遍适用、包容一切的先验方法,认为它既适用于自然,也适用于人自身。但柏格森彻底否定了这一点,他看到,理性实际上是实证科学的方法在哲学中的应用,是生物智力与自然科学出于功利目的相结合的产物,它不能进入生命自身,而只能接触生命的某个方面,因此对生成无能为力。生成论哲学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方法论来代替理性主义霸占已久的地位。柏格森因此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论——直觉主义的方法论。柏格森认为,把握生成不能借助实证科学的分析和综合,而应该到生命的内在本质去探求,而能够深入阐明生命本质的方法只有一个,即直觉。
生物进化的两条道路。柏格森认为,在长期的进化之中,生命由于受到非生物的阻碍,逐渐屈从于习惯性,这种习性沿着两条道路发展,一条是智力,一条是本能,二者相互补充,又相互对立。它们为后来人类思维高级水平上出现的理性和直觉埋下了种子。智力成为理性主义的前提,而本能则更接近于直觉。
作为生命的两种不同能力,本能和智力都是生命过程不可或缺的东西,二者总是相伴而行,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它们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一种张力。在生物最初的心理活动中,本能和智力同时存在。只有在人出现后,智力摆脱了本能而独立,本能和智力才出现了真正的区分。它们的区别在于:首先,二者的运作方式不同。本能是使用和构造组织工具的能力,智力是制作和使用非组织工具的能力。也就是说,本能的运作会造就行为者身体结构的变异,从而改变生命的特质;而智力则致力于向外延展,试图从生命之外获得对生命的支配力量。其次,二者是认识过程中的两个不同的要素。认识行为包含意识(有意识)和无意识(潜意识),它在本能中表现为行动和无意识,在智力那里则表现为思考和有意识。当行动是唯一可能的时候,本能即潜意识在起作用,一旦可能性的行动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本能就会消失,而智力即有意识就出现了。二者在认识中交替存在,不能说哪一个更重要,只能说二者都不可缺。再次,二者认识的对象不同。“智力,就其先天智力而言,是对形式的知识;而本能则意味着对材料的知识。”[28]具体地说,智力是通过形式化的过程,建立起对客观世界事物关系的认识,而本能认识的是事物自身。[29]作为认识过程的两个因素,本能和智力没有轻重之分,但遗憾的是,传统哲学只承认认识的形式化方面,即智力的功能,而否认本能的作用,造成了形而上学不可弥补的失误。柏格森正是从这一点入手,批判理性主义的独断,树立直觉主义的权威。
何为分析?柏格森认为分析就是一种模写外表的方法,就是要借助于观察点将观察到的东西表达出来,也就是把认识过程变成从已知到已知。就像给一个城市拍照,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拍下城市不同的照片,但不管这些照片如何能够相互补充,它都不能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城市相比。柏格森说:“分析则是一种这样的活动,它把对象归结为已知的要素,也就是归结为这个对象以及其他对象所共同的要素。因此,进行分析,也就是把事物表达为一种不同于其自身的某种东西的函项。因而,任何分析都是一种复制,一种符号的发挥,一种从连续观点所取的肖像,从这种连续观点出发,我们尽可能地指出我们正在研究的新对象与我们相信已为我们所知的其他对象之间十分相似。分析必须绕着对象打转,它因有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掌握对象的期望,于是便无穷无尽地增加它的观察点的数目,企图以此完成它的永远没有完成的肖像;它还不断地换用各种各样的符号,以便完成那经常未完成的复制,如此以至无限。”[30]但是他们无论怎样把状态并列起来、增加接触点、探寻间隔,都不可能把握自我,他们最后所寻得的,只不过是“一种空虚的妄想”。
心理学也是用分析来进行研究,只不过它的对象是人的心理意识。它把人的原本不可分的意识状态分解为感觉、感受、观念等独立存在的要素。好像人的意识状态如同一块面包,可以随意切割,随意组合。于是,人的心理就由一个有机整体变成了要素的组合。理性主义把心理状态看作是一些从自我中分离了出来的片段,而它试图通过把这些片段连接起来,以重新创建自我的统一性,但最后,只能在这种徒劳无功的反复努力中,看到自我的统一性“像幽灵一样自然消失”。因为自我只有在生命过程中才存在,一旦人们把自我、心理状态当作可分析的对象,便已经切断了生命过程,而他们所说的意识状态或自我等不过是处于自我之外的一种记号而已。因此,理性主义只能揭示生命的一个方面,不能深入生命的本质。而要完成这一使命,必须运用直觉。
直觉产生于本能,又高于本能,它是一种有意识的本能,也可以说是一种理智的本能。本能借助理智上升为直觉。在本能发展的每一阶段,反方向的智力也同样在发展。本能和智力相互影响、密不可分。当最完全的理智与最发达的本能在同一机体中并存,理智就把本能从对特定对象的关注中解脱出来,赋予它自我反思的能力,将它净化和扩大为直觉。柏格森说:“直觉是理智的交融,这种交融使人们自己置身于对象之内,以便与其中独特的、从而是无法表达自己的东西相符合。”[33]也就是说,直觉就是认识者试图进入对象内部,使自己与对象完全交融的一种努力,在这种努力下,直觉对对象的理解就是它对自身的直接体验。由于直觉是对实在的直接体验,所以直觉的运作不需要中介,也就不需要语言符号。在柏格森看来,语言符号是智力对实在的一种抽象,也就是对被截取的、空间化了的实在的表达,它同智力一样,无法把握生成。直觉不需要语言、符号或概念的表述,而是直接接触、融入、体验实在。这时,直觉不再仅仅是一种认识方法,它还意味着一种行为,一种单纯的行为。这种行为是一种连续的行为,它包括行为者融入对象的行为本身,还包括行为者与对象的交融和共同生成,只有这样,它才能获得对对象的完整认识。在这种意义上说,直觉就是其对象。正因如此,直觉就能够将自己置身于可动性之中,或说置身于绵延之中,从而完全地把握可动性或绵延自身。直觉是真正把握绵延的唯一方法,而绵延是在时间中生成的自我,因此,直觉是人对自身的绝对领悟。“至少有这样一种实在,我们都是运用直觉从内部来把握它,而不是运用单纯的分析。这种实在就是时间中流动的我们自己的人格,也就是绵延的自我。我们在理智上也许不能和其他东西交融,但我们肯定能和自我交融。”[34]直觉所要把握的就是生成的人,生成的自我。
值得说明的是,无论在生前还是死后,柏格森常常被指责为反对理性和理智,否定科学和知识。其实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柏格森历来重视科学知识,他绝没有,也从来没有摈弃科学和知识的价值,否认理性分析方法的作用。他只是认为,科学和理性的性质决定了它们的研究范围和对象是有限的,超出此范围和对象它们将是无能为力的,“任何公正地读过柏格森著作的人一定不难看出,所谓的他的反理性主义只不过是他拒绝接受把对一个活生生的人或任何生动经验的现实的理解归结为各种概念和概念知识而已”[35]。理性与概念无力把握生命和生成。也就是说,他只是想严格区分科学和理性及其代表的旧的形而上学与生成论的新形而上学之间的界限而已。
到此为止,柏格森已经完全建立了他的新的形而上学理论——生成论哲学理论。这种理论是一种新哲学,因为:它有全新的思维方式——生成论的而非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它关注传统形而上学没有关注的问题——时间和绵延,它研究传统形而上学忽视了的对象——人与人的生成,它运用全新的哲学方法——直觉主义而非理性主义的方法,它有全新的运作方式——直接融入生成而非理性思辨。这种新哲学甫一问世,便在法国乃至全世界引起了轰动,而当这种轰动渐渐平息,它又融入了其他哲学,在思想的绵延中得以延续。柏格森生成论哲学的影响是广泛且深远的,但我们在这里只探讨其中一点,即它对历史主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