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理论文采考据（第2页）

[15]据清人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统计：实际著录803部，附亡书64部，合计867部。这与《隋志》所说略有出入。参见《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

[16]参见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3页。

[17]［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4页。

[18]《左传·宣公二年》，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63页。

[19]《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99页。

[20]令狐德棻等：《周书》卷三十八《柳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681页。

[21]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106页。

[22]脱脱等：《辽史》卷一百三《萧韩家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49页。

[23]脱脱等：《金史》卷八十八《石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62页。

[24]刘知幾：《史通》卷七《曲笔》，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7～198页。

[25]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2页。

[26]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杜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83页。

[27]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百五《唐丞相岐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136页。

[28]范文澜等：《中国通史》第4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2页。

[29]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历代三》，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250页。

[30]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四《历代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207页。

[31]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

[3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一《史部·政书类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94页。

[33]脱脱等：《金史》卷七《世宗本纪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5页。

[34]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顾祖禹》，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页。

[35]梁启超认为：“《通典》之作，不纪事而纪制度，于国民全体之关系有重于事焉者也。”（《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又说：纪传体中的书志“旨趣在专纪文物制度，此又与吾侪所要求之新史较为接近者”（《中国历史研究法·过去之中国史学界》）。有的学者认为，西方史学关于制度史的成型著作，至19世纪中期才出现。

[36]参见《孟子》卷八《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37]参见吴缜：《新唐书纠谬》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