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海内一统与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观念（第2页）

[11]《论语·八佾》，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8页。

[12]《论语·宪问》，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1页。

[13]《左传·昭公十七年》，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89页。

[14]杨伯峻注引前人之说，认为“所谓夷，非夷狄其人也。言周、鲁俱衰，典章阙坏，而远方小国之君乃知前古官名之沿革，盖录之也”云云。按：此说固然可以说通，但所谓“夷”，即使不是指夷狄之人，亦可指夷地而言。

[15]《论语·子罕》，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1页。

[16]《左传·襄公十四年》，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07页。

[17]参见《春秋左氏传》卷三十二“襄公十四年”，《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18]参见《左传·成公七年》，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32页。

[19]参见《春秋公羊传》卷十六“宣公十五年”、《春秋穀梁传》卷十八“成公十二年”、《春秋公羊传》卷二十五“定公四年”、《春秋穀梁传》卷十九“定公四年”，《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20]《春秋穀梁传》卷十五“襄公三十年”，《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32页。

[21]《春秋公羊传》卷二十四“昭公二十三年”，《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27页。

[22]《孟子》卷一《梁惠王上》，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2页。

[23]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3页。

[24]《诗经》卷五《小雅·北山》，周振甫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35页。

[25]近人傅隶朴指出：“公羊释元年与春，都无甚异义，至谓王者‘谓文王也’，实属错误，古者天子建国，必改正朔，易服色，以示一新。但周之建国始于武王，夫子称文王之德，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以西伯终，生前未尝称王，何能改正朔？公羊徒见周庙昭穆，自文武始，而以周正为文王之正，殊为无知。”（傅隶朴：《春秋三传比义》（上），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第4页）傅著所作辨析，从历史事实上讲是完全正确的。武王伐纣之前，殷未灭，正朔未改，自无疑义。《公羊传》之误，当是定论。《公羊传》本为解经之书，重在阐说“《春秋》大义”，故时有与历史事实不合者。此处意在尊周，尊周就要讲文、武、周公，以致陷于“殊为无知”之境。本文引用这一段话，意在强调“大一统”观念提出的重要意义。

[26]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1页。

[27]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2页。

[28]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3页。

[29]司马迁：《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85页。

[30]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4页。

[31]司马迁：《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45页。

[32]司马迁：《史记》卷四十《楚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690页。

[33]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79页。

[34]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四《东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