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学与大众文化（第3页）

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

作者用了20句240字，概括了自传说中的“三皇”“二帝”至元朝统一的历史进程。王应麟是南宋末年人，入元后生活了17年，他只能把历史写到这里为止。王相《三字经训诂》把历史部分补至明亡，章太炎《重订三字经》又补至清亡。这个概括，主要是根据了自《史记》以下历代正史。从《三字经训诂》中说的“廿二史，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来看，王应麟原作当有“十七史，全在兹”的句子。章太炎的重订本把这个问题写得更清晰了：“凡正史，廿四部，益以清，成廿五。史虽繁，读有次：《史记》一，《汉书》二，《后汉》三，《国志》四，此四史，最精致。先四史，兼证经，参《通鉴》，约而精。历代事，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可见，史学所提供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点，尤其是历代治乱兴衰的来龙去脉，成为《三字经》的极为重要内容。《三字经》的最后一部分内容，讲古人勤奋读书的故事，也多取材于史书。这些故事被集中在一起，不仅对蒙童（当然，并不限于对蒙童）有教育的作用，而且还蕴含着一种教育思想，是古代教育史上值得参考的部分。例如，“头悬梁，锥刺股”，是讲苦读之勤；“如囊萤，如映雪”，是讲贫不废学；“如负薪，如挂角”，是讲身劳而好学；“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是讲年长而好学，等等。这种从历史故事中提炼出来的好学精神，八九百年来在社会大众中有广泛的影响，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

《幼学琼林》是明代程登吉所编。“幼学”就是指“蒙学”；“琼林”，在唐代是内库之名，贮藏贡物，在宋代是皇苑之名，赐宴及第进士的场所，这里是借指丰富、重要之意，类似今日“宝库”“大全"之意。《幼学琼林》是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常识的通俗读本，用对偶句子写成，每句不拘字数，而联句大致做到押韵，读来朗朗上口，饶有兴味。《幼学琼林》在流传中不断为后人所增补，现今所传最好的本子，是清代邹圣脉的增补本，凡4卷33目。卷1主要讲天地、朝廷，卷2主要讲伦理关系，卷3主要讲人事、器用，卷4主要讲学识、技艺。《幼学琼林》的许多材料也来自史书，不过它与《十七史蒙求》《三字经》多取材于纪传体史书中的纪、传不同，而侧重取材于纪传体史书中的志和其他一些重要礼书（礼书也是史书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它以容纳最基本的、最常用的成语、掌故为编写的宗旨，故此书曾有《幼学须知》《成语考》《故事寻源》等异名。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它是当时的一本“常用成语典故小词典”。例如，卷1《天文》一开始就写道：“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日月、五星，谓之七政；天地与人，谓之三才。”同卷《地舆》写得更有趣味：“黄帝画野，始分都邑；夏禹治水，初奠山川。宇宙之江山不改，古今之称谓各殊。北京原属幽燕，金台是其异号；南京原为建业，金陵又是别名。浙江是武林之区，原为越国；江西是豫章之地，又曰吴皋。……”这既讲了一些具体的掌故，又包含了地理沿革的知识。其他各卷，亦多类此。这是《幼学琼林》作为蒙学读本的一大特点。此外，它也有一些内容是取材于纪传体史书的纪、传的。如同卷《文臣》说：“萧、曹相汉高，曾为刀笔吏；汲黯相汉武，真是社稷臣。”“李善感直言不讳，竟称‘凤鸣朝阳’；汉张纲弹劾无私，直斥豺狼当道。”又如同卷《武职》写道：“韩、柳、欧、苏，固文人之最著；起、翦、颇、牧，乃武将之多奇。范仲淹胸中具数万甲兵，楚项羽江东有八千子弟。孙膑、吴起，将略堪夸；穰苴、尉缭，兵机莫测。姜太公有六韬，黄石公有三略。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毛遂讥众，碌碌无奇。……”这些都是讲历史人物的才干、品质及其在历史上的作为和影响。

史学对于蒙学读本发展的推动作用，由此可见一斑。当然，蒙学读本中所讲到的历史，有的是属于先民的传说；所做的历史评价，有的并不是很妥当的；所反映的历史观点，有的即使在当时也不是进步的观点。对于这些，似不必用对于历史著作的要求去要求它们。事物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我们在看到史学对蒙学读本发展的积极影响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到蒙学读本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章太炎在《重订三经》序文中指出：“余观今学校诸生，几并《五经》题名、历朝次第而不能举，而大学生有不知周公者，乃欲其通经义、知史法，其犹使眇者视、跛者履也欤！今欲重理旧学，使人人诵《诗》、《书》，窥纪传，吾之力有弗能已。若所以诏小子者，则今之教科书，固弗如《三字经》远甚也。”尽管这些话是65年前讲的，但它对于我们认识蒙学读本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的积极作用，毕竟是有启发的；而普及历史知识本身，也是大众文化所需要的。

史学的天地很广阔，大众文化的天地也很广阔，史学和大众文化的结合也必有广阔的天地。今天的史学，今天的大众文化，需要人们用新的眼光、新的高度来思考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促进它们的结合，这将是大有可为的。

[1]见张岂之主编：《中国儒学思想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6页。

[2]见陈伯海：《中国文化之路》，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66页。

[3]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7页。

[4]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7页。

[5]《论语》第一《学而》，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8页。

[6]《左传·宣公二年》，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63页。

[7]《论语》第二《为政》，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页。

[8]司马迁：《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87页。

[9]刘勰：《文心雕龙》第十六《史传》，周振甫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71页。

[10]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六百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807页。

[11]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7页。

[12]《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13]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7页。

[14]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文集卷五《与人书二十五》之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3页。

[15]《论语》第十三《子路》，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7页。

[16]《孟子》卷十三《尽心上》，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09页。

[17]令狐德棻等：《周书》卷三十八《柳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681页。

[18]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9页。

[19]转引自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六百二《文部》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709页。

[20]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二十一《柳宗直西汉文类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69～370页。

[21]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2页。

[22]《左传·成公十六年》，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82页。

[23]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4页。

[24]《左传·襄公四年》，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39页。《国语》卷十三《晋语七》，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43页。司马迁：《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682页。

[25]《左传·昭公二十七年》，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487页。

[26]《左传·昭公十七年》，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86～1389页。

[27]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7页。

[28]令狐德棻等：《周书》卷一《文帝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1页。

[29]令狐德棻等：《周书》卷四十九《异域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896、899页。

[30]分别见魏徵等：《隋书》卷八十四《北狄》，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79～1882页。魏徵等：《隋书》卷八十三《西域》，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42页。

[31]李延寿：《北史》卷一百《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