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372（第1页）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372]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在其关于理论问题的研究方面，逐步形成了关于史学的有系统的认识，这可以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史学理论方面的成就。本文试对此做初步的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得到同行的批评、指正。
一、关于历史学学科体系
1924年，李守常（大钊）的《史学要论》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它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其诞生时起，就把对于史学的认识放在首要地位，此书题名“史学”之“要论”，绝非偶然。可见，一个学科之学科体系的建立，当从认识这门学科开始。
《史学要论》所反映出来的史学观，概括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论点。
——明确区分“历史”和“历史学”的性质，提出把客观存在的历史同人们主观反映的历史加以区别的重要性。
什么是“历史”？李大钊从三个方面提出对客观存在之历史的认识：
第一，历史撰述所反映的“历史”，并不等同于“活的历史”即客观存在的历史本身。李大钊指出：“不错，我们若想研究中国的历史，像那《史记》咧，《二十四史》咧，《紫阳纲目》咧，《资治通鉴》咧，乃至其他种种历史的纪录，都是很丰富、很重要的材料，必须要广搜，要精选，要确考，要整理。但是他们无论怎样重要，只能说是历史的纪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这些卷帙，册案，图表，典籍，全是这活的历史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这活的历史的本体”[373]。作者指出这种区别和联系，在理论上使人们懂得“历史的本体”即“活的历史”比历史撰述所反映的内容更生动、更丰富，从而拓展了人们的历史视野；在实践上则使人们可以感受到自己也生活在“活的历史”之中，增强对于历史的体察和责任。第二，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阐明这一点，使人们懂得历史是变化的、进步的、生动不已的。李大钊写道：“这样讲来，我们所谓活的历史，不是些写的纪的东西，乃是些进展的、行动的东西。写的纪的，可以任意始终于一定的范围内；而历史的事实的本身，则永远生动无已。不但这整个的历史是活的东西，就是这些写入纪录的历史的事实，亦是生动的、进步的，与时俱变的”[374]。第三，历史是一个整体，是不可能割断的。李大钊认为：“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375]全人类的历史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是如此。
那么，什么是“历史学”呢？其主要论点是：
第一，关于“历史学”的对象。李大钊写道：“史学有一定的对象。对象为何？即是整个的人类生活，即是社会的变革，即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类生活及为其产物的文化。换一句话说，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376]李大钊对历史学所做的这一定义，对人们认识历史学的性质与作用，有深刻的启示。第二，历史学应着力于建立历史理论。李大钊认为：在整理、记述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即历史理论，才能使“今日的历史学”成为历史科学。这表明他在历史学的发展上是一个高瞻远瞩的人。第三，历史科学是可以建立起来的。针对当时的一种见解，即认为“历史是多元的，历史学含有多元的哲学”，因此“史学缺乏属于一般科学的性质”云云，李大钊阐述道：“各种科学，随着他的对象的不同，不能不多少具有其特色；而况人事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可全然同视，人事科学的史学与自然科学自异其趣。然以是之故，遽谓史学缺乏属于一般科学的性质，不能概括推论，就一般史实为理论的研究，吾人亦期期以为不可。人事现象的复杂，于研究上特感困难，亦诚为事实；然不能因为研究困难，遽谓人事科学全不能成立，全不能存在。将史实汇类在一起，而一一抽出其普通的形式，论定其一般的性质，表明普遍的理法，又安见其不能？”[377]各种科学“自异其趣"，都有自身的特点，史学亦然，历史科学是可以建立起来的。这就是作者的结论。
——指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包含“记述历史”和“历史理论”两个含义丰富的方面，认为这是“广义的历史学”。
李大钊把“狭义的历史学”称之为“历史理论”，即指个人的、氏族的、社团的、国民的、民族的、人类的“经历论”[378]。“狭义的历史学”加上记述历史，便构成“广义的历史学”。这使我们不禁想起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叙事”与“议论”，尽管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存在着史学发展上的内在联系。
李大钊这样分析“记述历史”和“历史理论”的关系，他写道：
记述历史与历史理论，其考察方法虽不相同；而其所研究的对象，原非异物。故历史理论适应记述史的个人史，氏族史，社团史，国民史，民族史，人类史，亦分为个人经历论，氏族经历论，社团经历论，国民经历论，民族经历论，人类经历论等。为研究的便利起见，故划分范围以为研究。那与其所研究的范围了无关系的事项，则屏之而不使其混入；但有时为使其所研究的范围内的事理愈益明了，不能不涉及其范围以外的事项，则亦不能取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态度。例如英雄豪杰的事功，虽当属之个人史；而以其事与国民经历上很有影响，这亦算是关于国民生活经历的事实，而于国民史上亦当有所论列，故在国民史上亦有时涉及个人氏族或民族的事实。反之社会的情形，如经济状况，政治状况，及氏族的血统等，虽非个人史的范围以内的事；而为明究那个人的生活的经历，及思想的由来，有时不能不考察当时他所生存的社会的背景，及其家系的源流。
记述历史与历史理论，有相辅相助的密切关系，其一的发达进步，于其他的发达进步上有莫大的裨益，莫大的影响。历史理论的系统如能成立，则就个个情形均能据一定的理法以为解释与说明，必能供给记述历史以不可缺的知识，使记述历史愈能成为科学的记述；反之，记述历史的研究果能愈益精确，必能供给历史理论以确实的基础，可以依据的材料，历史理论亦必因之而能愈有进步。二者共进，同臻于健全发达的地步，史学系统才能说是完成。[379]
这两段话，把“记述历史”同“历史理论”的关系阐述得十分透彻。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把“历史研究法”“历史编纂法”“历史哲学”以及“特殊历史学”（即各种专史的记述部分与理论部分）同“普通历史学”（即前面所说的“广义的历史学”）合称为“最广义的历史学”[380]。尽管这里没有提到“自然史”，但仍使我们想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那句名言：“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381]李大钊所说的“最广义的历史学”，实已大大开阔了人们对“历史学”的理解。
——阐明了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以及它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关于“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这里所论述的，是关于史学在科学史上之地位的问题。作者以欧洲为例，指出在中世纪以前，史学“几乎全受神学的支配”；到了十六七世纪，随着文艺复兴的发展，近代科学的产生；其后又经许多人“先后努力的结果，已于历史发见一定的法则，遂把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历史学遂得在科学系统中占有相当的位置”[382]。这就是说，只是当人们从历史中发现了“一定的法则”时，历史学在科学史上或者说在科学系统中才占有自己的位置。作者对马克思的有关理论做了如下的概括：“马克思一派，则以物质的生产关系为社会构造的基础，决定一切社会构造的上层。故社会的生产方法一有变动，则那个社会的政治、法律、伦理、学艺等，悉随之变动，以求适应于此新经变动的经济生活。故法律，伦理等不能决定经济，而经济能决定法律，伦理等。这就是马克思等找出来的历史的根本理法。”[383]作者认为历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科学，其主要根据即在于此。
关于“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李大钊把与史学相关的学问划分为六类，一一阐述。他认为，文学、哲学、社会学与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故择出分别论述，而又以论述“史学与哲学”最为详尽，足见作者的理论旨趣之突出。
——强调史学的社会价值和实践意义。
李大钊十分强调“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李大钊做了深刻而精辟的论述，他的主要论点是：第一，史学对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他开宗明义地写道：“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生活及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自然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史学既能成为一种学问，一种知识，自然亦要于人生有用才是。依我看来，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很大”[384]。第二，现代史学研究可以培养人们的科学态度和脚踏实地的人生观。李大钊指出：“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这一线贯下来的时间里的历史的人生，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审顾的。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385]。在李大钊看来，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影响到有什么样的世界观，进而影响到有什么样的人生观。第三，历史教育的重要作用。李大钊很深刻地阐述了这个道理，他写道：“即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386]史学的魅力就在于此。历史教育实在是一桩伟大的事业。
综上，可以看出，在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从当时学术界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提出了关于历史学学科体系的新认识，其学术上的价值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它拓展了人们对历史学的认识，这是中国史学在走向近代过程中的又一个重大变化。第二，它建立在“马克思等找出来的历史的根本理法”为指导，使这一学科体系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第三，它展示出一种积极的史学观，认为史学对社会前途、对人生道路具有乐观的、奋进的影响。
李大钊所提出的这一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在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影响尤为突出，当时面世的一些史学概论教材，有的就是对《史学要论》的继承和发展[387]。
二、关于历史观和方法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同以往史学或其他史学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它十分强调历史观以及在历史观指导下的方法论原则。这个历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1924年前后，有一些论述史学的著作出版，它们当中有的也可看作关于历史学学科之一种体系的表述。除了在一些具体内容上的异同外，历史观是它们同《史学要论》的根本区别。
李大钊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之一，在传播唯物史观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以通俗和简明的笔触，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理解和认识。他指出：“唯物史观也称历史的唯物主义。他在社会学上曾经、并且正在表现一种理想的运动”[388]，它代替旧有的历史观是不可遏止的发展趋势，是历史观的本质上的变革。接着，他着重指出唯物史观的核心是：“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389]。李大钊认为，从经济现象去研究历史、说明历史，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进而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把从前的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马氏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390]。在中国史学上，这是第一次极明确地阐述唯物史观的内容与价值，因而在史学发展历程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史学走向科学化道路的开端。
1923年，李大钊发表《史观》一文，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阐述什么是“历史”，揭示“历史”是运动的连续的和有生命的内在本质，这在中国史学发展上也是第一次。李大钊强调“历史观本身亦有其历史，其历史亦有一定的倾向”；“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391]。从李大钊的这些论述来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五四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史学上所固有的历史观即发生了极大的革命性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初，确是中国史学发展上的一座巨大的界标。这就是唯物史观的丰碑。
在提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核心的基础上，李大钊在历史思想方面尤其重视如下一些原则。
——强调思想变动的原因应当到经济变动中去寻找。1920年，李大钊撰《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指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392]他分析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因受到世界工业经济的压迫，从而使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这变化中显著的一点是大家族制的崩颓，于是风俗、礼教、政治、伦理也都跟着发生变化，种种“思潮运动”“解放运动”均由此而起。
——重视阶级斗争学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写道：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很有密切关系的，还有那阶级竞争说”。“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法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他们所以牵入这竞争中的缘故，全由于他们自己特殊经济上的动机”[393]。李大钊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来看待历史、说明历史，这在中国史学发展上是第一次。
——突出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李大钊早年曾撰《民彝与政治》一文，认为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在历史运动中起着决定的作用。他写道：“古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宗彝，今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民彝。宗彝可窃，而民彝不可窃也；宗彝可迁，而民彝不可迁也。”[394]这是充分肯定“民彝”在历史运动中的重大作用。1918年，他写了《庶民的胜利》一文；1920年以后，他写的《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平民主义》等文章，就是这种观念对于现实的历史运动的诠释。
——对“历史”的新概括。客观历史是什么，中外学人有不少解释。李大钊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说：“什么是活的历史，真的历史呢？简明一句话，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因为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所以换一句话，亦可以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这样说来，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历史与社会，同其内容，同其实质，只是观察的方面不同罢了。”[395]他还指出：“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396]他说的“活的历史”“真的历史”“有生命的历史”包含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它同“社会”的实质、内容是相同的；第二，它是变革的；第三，它不只是指的过去而是贯穿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李大钊之后，郭沫若是又一位奠基者。
郭沫若之所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又一位奠基者，也正在于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方面，走在同时代人的前面，使他成为一位“先知”。郭沫若认为，近代的科学方法，近代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他的历史研究，是很重要的；但是，确立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是更重要的。他强调说：“尤其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我才认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397]。
这种认识，给了郭沫若巨大的智慧和胆识，把恩格斯作为自己的“向导”，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并把它称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他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创造精神：“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398]他针对20世纪20年代“整理国故”的学术思潮断然认为，只有掌握辩证唯物论的观念，才能对“国故”做出正确的解释。郭沫若所做的研究，正是这种开创性工作。他在20世纪20—40年代对于中国历史的卓有成就的研究，以及他对唯物史观、对“辩证唯物论的观念”之重要性的见识，把李大钊的认识丰富了、发展了、具体化了。这样，郭沫若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位杰出的先驱者。
郭沫若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同他重视史家确立正确的世界观的认识是一致的。他在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54年新版所写的引言中指出：“研究历史，和研究任何学问一样，是不允许轻率从事的。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非常必要，这是先决问题。但有了正确的历史观点，假使没有丰富的正确的材料，材料的时代性不明确，那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399]这是强调了“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和“丰富的正确的材料”，都是研究历史所不可缺少的。他还指出：“任何研究，首先是占有尽可能接触的材料，其次是具体分析，其次是得出结论。”[400]这可以看作他对于历史研究方法论模式的简要概括。从重要性来看，历史观点是“先决问题”；从研究程序来看，“首先”要占有材料。他把两者的关系阐述得很清楚。时至今日，这些论述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郭沫若的研究和认识表明，历史观和方法论是相互联系的。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在方法论方面的具体运用，是同研究者的研究对象紧密联系的。在这方面，侯外庐的论述尤其值得关注。侯外庐结合自己数十年的研究生涯，总结出他所遵循的一些理论、方法论原则。他对自己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原则和方法，不仅有坚定的信念，而且有明确的和清晰的概括。侯外庐在1986年写道，他的基本信念是：“总的说来，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说明历史上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我五十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401]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并不限于这几个方面；而侯外庐所概括的，无疑是最重要的几个方面，也是对他的社会史、思想史研究最具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几个方面。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侯外庐从不动摇和改变这些“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足以证明他对自己的信仰的坚定，这正是一个杰出的哲人和史学家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
但是，侯外庐给予人们更深刻的启示在于：对于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的运用，只有在取得一定的理论模式和方法论模式的情况下，才能同具体的研究真正结合起来，使理论不至于流于空论或成为教条，而对具体问题的认识则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和有系统的认识。侯外庐从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总结出他所遵循的一些理论、方法论模式。即：第一，社会史研究，先从经济学入手。第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首先弄清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第三，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强调以法典化作为确定历史分期的标志。第四，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私有权的缺乏”，“可以作为了解‘全东方’世界的关键”的理论，分析中国自秦汉以来封建社会皇权垄断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封建的中央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第五，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着重于综合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想）。第六，研究工作重在阐微决疑。第七，实事求是，谨守考证辨伪的方法。第八，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第九，执行自我批判，聆听学术批评[402]。侯外庐所概括的这些理论、方法论模式，有的已经涉及对于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若干具体的论断，其中仁智之见，在所难免，但像侯外庐对于自己治学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原则有如此自觉的和系统的认识，却并不多见。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许多辉煌的巨著，而且还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总结出来的治学路径和学术宗旨。这后一个方面的遗产，在史学理论上有重要的价值。它向所有有志于史学的后来者展现出一条艰难的但却是通向成功的道路。学海茫茫，前路悠悠，回首他们的治学之路，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还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这就是侯外庐对于自己在治学上所遵循的理论、方法论原则本身都持有辩证的认识，而不做绝对的看待。这种理论上的造诣使他在具体的研究中始终处于创造性的、超越前人的境界，使他的学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活力。关于这一点，侯外庐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上反映得最为突出。例如，他指出：“经济发展虽然对思想史的各个领域起着最终的支配作用，但是，由于思想意识的生产又属于社会分工的特殊部门，因而思想史本身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种思想学说的形成，都不可能离开前人所提供的思想资料。应当说，思想的继承性是思想发展自身必不可少的一个环链”[403]。既要看到经济发展对思想有“最终的支配作用”，也要看到思想的继承性对思想发展所起的作用。时代的脉搏和历史的传统总是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着思想家的思想发展的轨迹。侯外庐说：“历史上有建树的思想家总是在大量吸收并改造前人思想资料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思想学说。”[404]同样，中国历史学家在理论上的进步、发展，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量吸收并改造”前人和外国同行思想资料的基础上，才可能实现。
近一二十年来，史学界关于方法论的研究有不少成果问世，成绩是不小的。但是也应当看到，有些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或者过分地夸大某种方法的作用，或者只强调方法论的重要而忽略了历史观的重要，或者又因某种思想学说在世界观上的不可取而轻视了客观存在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的方法论，这对于理论的发展和具体研究的深入，都是不利的。侯外庐的关于方法论的辩证认识及具体运用，对当前史学方法论的深入研究有重要的借鉴价值。[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