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学发展看炎黄文化的民族凝聚力34（第2页）

鲜卑族统治者所建立的北魏、北周等皇朝的历史被提到这样的高度上来认识，这在唐代并不是偶然的。唐代史家撰《周书》，称北周皇室宇文氏“其先出于炎帝神农氏”。[42]《周书》还认为：稽胡是“匈奴别种”，库莫奚是“鲜卑之别种”。[43]唐代史家撰《隋书》，其论周边少数民族，认为：“契丹之先，与库莫奚异种而同类”；“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室韦，契丹之类也”。[44]它还认为：“吐谷浑，本辽西鲜卑徒河涉归子也”。[45]在唐代史家看来，这许多民族的由来，都可以追溯到炎黄二帝。

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大多继承了《史记》的传统：上限都要从黄帝讲起。例如，马总撰《通历》10卷，起“太古十七氏”“中古五帝三王”，下迄于隋，“粗述君臣贤否”。又如，姚康撰《统史》300卷，“上自开辟，下尽隋朝，帝王美政、诏令、制置、铜盐钱谷损益、用兵利害，下至僧道是非，无不备载，编年为之。”[46]《统史》已经失传，《通历》今存后七卷。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它们说的“太古”“五帝”“开辟”云云，人们可以有很多挑剔，但它们却反映出了炎黄文化影响的久远与深入，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在这方面，特别应当着重说到的，是大史学家杜佑和他所撰的巨著《通典》。

《通典》200卷，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每门之下有若干子目，子目之下有若干细目，规模宏大，结构严谨。《通典》所记历代典章制度、前人论议，“上自黄帝，至于我唐天宝之末”。[47]在唐人看来，“上自黄帝，至于我唐”，这跟司马迁说“上记轩辕，下至于兹”，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即非此不能“通古今之变”。唐人的这种文化心理、历史观念，比起以往的人们来说，是更加强烈了。当然，《通典》在具体的记述上，却是十分郑重的。其《食货典》序称：“陶唐以前，法制简略，不可得而详也。”因此，《通典》所记黄帝事，极为简略，反映出杜佑的严谨的治史态度。在这方面，他也是颇具太史公司马迁的遗风。唯其如此，更加突出地反映出了“上自黄帝”的历史文化影响。然而，《通典》的价值还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它对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提出了独到的、在当时来看是达到了最高认识成就的见解。

杜佑对“中华”“夷狄”文化同源提出这样的认识：

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有祭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饮血焉，有巢居穴处焉，有不封不树焉，有手抟食焉，有同姓婚娶焉，有不讳名焉。中华地中而气正，人性和而才惠，继生圣哲，渐革鄙风。今四夷诸国，地偏气犷，则多仍旧。[48]

杜佑从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来看待民族的历史，他认为：

人之常情，非今是古，其朴质事少，信固可美；而鄙风弊俗，或亦有之。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49]

这些认识，都是在“上自黄帝”这样一个古老的历史文化前提之下提出来的，故所谓“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实则包含了“中华”“夷狄”文化同源的认识。这比起有些挟民族偏见的认识，认为“夷狄”从来本性“贪残”“华夏”从来本性礼让，实在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夷、夏文化同源的认识的基础上，杜佑从地理条件的差别来说明夷、夏文化发展的程度，虽非全面的分析，但却认识到地理条件的差异对民族发展进程的影响，并以此来排斥世俗的民族偏见，这也确是当时最正确、最进步的认识。

唐初，李延寿继承父亲李大师的遗志，不赞成在“南北分隔”的情况下，史家著史“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的做法，撰成《南史》《北史》，予以“改正”。[50]如果说李大师、李延寿父子是比较多地着眼“天下一家”的政治形势考虑的话，那么杜佑在《通典》中所提出来的一些认识，就是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所做的理性思考了，这可以看作是从政治的层面上和历史的层面上，反映了炎黄文化所具有的民族凝聚力。

三

炎黄文化所具有的民族凝聚力，不仅在史学上有鲜明的反映，而且在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有突出的表现。上引石勒一例，便是很好的说明。以“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51]为撰述宗旨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述了唐代政治家们在处置民族关系上的出色的政治实践。这里，举出它所记述的两件事来说明这种情况。一件事情是，唐太宗贞观七年（633年）十二月：

（唐太宗）从上皇置酒故汉未央宫。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觞上寿，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诲，非臣智力所及。昔汉高祖亦从太上皇置酒此宫，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悦。殿上皆呼万岁。[52]

这个局面，跟南北朝时南指北为“索虏”、北指南为“岛夷”的局面，是两幅格调迥然不同的历史图画。汉高祖刘邦曾命陆贾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史载：“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53]这是非常庄严热烈的历史场面。司马光所记“殿上皆呼万岁”，这也是非常庄严热烈的历史场面。尽管前者是着眼于政治得失，后者是着眼于民族关系，但历史所演出的这两出喜剧，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另一件事情是，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同大臣们讨论他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原因，史载：

上御翠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54]

唐太宗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他当然不会相信说他“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的颂词（如果不是谀词的话）的真实性，而他自己所总结出来的五条历史经验，确乎符合或近于他的政治实践。这里，要着重说明的是其中最后一条，即对于“中华”“夷狄”的“爱之如一”。唐太宗把这一条看作他在政治上的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说明他对于民族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包含着一定程度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并不完全是功利主义的反映，从他的修史诏书来看，这也是一种历史认识和文化心理的反映。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唐太宗时代，炎黄文化的凝聚力在历史发展和史学发展上，都有突出的表现。这种情况，通过司马光的史笔记载下来，说明了它的影响的深远。

辽、宋、西夏、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迁移、大融合时期，元皇朝的政治统一正是这一发展过程的总结。当然，元皇朝的统治，在政治上表现出明显的民族分化政策，这是它不能同唐皇朝相比的地方。但是，元朝统治者对于辽、金、宋这三个不同民族的统治者所建立的皇朝的历史，却都是十分重视的。当时，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认识：“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55]修前朝之史，被看作是一个神圣的传统。当然，元朝统治者修辽、金、宋三朝历史，也是为了“以见祖宗盛德得天下辽、金、宋三国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56]。这就是说，不论从史学上还是从政治上考虑，元朝统治者都认识到修辽、金、宋三史的重要。从官方制订的《三史凡例》来看，可以看出人们对于《春秋》《史记》以来的史学传统及其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文化心理的认同。《三史凡例》规定：

——帝纪：三国（按：指辽、金、宋三朝）各史书法，准《史记》、《西汉书》、《新唐书》。各国称号等事，准《南·北史》。

——志：各史所载，取其重者作志。

——表：表与志同。

——列传：后妃，宗室，外戚，群臣，杂传。人臣有大功者，虽父子各传。余以类相从，或数人共一传。三国所书事有与本朝相关涉者，当禀。金、宋死节之臣，皆合立传，不须避忌。其余该载不尽，从总裁官与修史官临文详议。

——疑事传疑，信事传信，准《春秋》。[57]

文中所说“准《史记》”“准《南·北史》”“准《春秋》”等语，反映出对史学传统的认同，对历史上不同民族所建皇朝之历史的适当处置，都是从较深的层面上表现出一种共同的历史文化心理。尽管元朝统治者在政治上实行民族分化政策，但在事实上却又接受了孔子和汉、唐、宋等朝史家的历史观念，并承认是他们的继承者。这一史学现象表明，炎黄文化的凝聚力作用是多么巨大。

元朝统治者这样对待辽、金、宋三朝历史，又颇有些唐初统治者的那种气度。所不同的是，唐代是汉族统治者为汉族、鲜卑族及其他各族统治者所建皇朝撰写“正史”，元代是蒙古族统治者为契丹族、女真族、汉族统治者所建皇朝撰写“正史”。撰写“正史”的史学传统把各民族的历史连接在一起，恰是中华民族的客观历史进程在史学上的反映。从比较具体的问题上看，还有一些值得深长思之的事情。例如，元朝的史臣们在论述契丹族的先祖时写了这样一段话：

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按：指唐修《周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按：辽朝史官）称辽为轩辕后。俨《志》（按：指耶律俨所撰国史《辽志》）晚出，盍从《周书》。[58]

《辽史·太祖纪》后论也说：“辽之先，出自炎帝。”元朝史臣以《周书》早于《辽志》，故于两说之中采早出者为是。这一方面显示出元代史官们的机智，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七百年前唐初史臣所撰前朝“正史”的历史影响之大。再者，更使人感到非同一般的是：在上引这段话中所谓“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云云，若出于汉、唐史家之口，固然有很重的分量，而其出于元代史家之口，显然就有更重的分量；若出于私家历史撰述，无疑反映了民间的传统认识，而其出于官修正史，显然就反映了官方的意识形态。从这两层意义上看，此话可谓一字千钧。它所具有的内涵，又远远超出了考察契丹族究竟出于黄帝还是炎帝的范围，而有一种更广泛的历史认识价值。从这里，人们可以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炎黄和炎黄文化所蕴含着的伟大的民族凝聚力。

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的发展有一个基本规律，即各民族间的关系虽也经历过种种曲折，但其主流则是相互之间越来越加强着联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种联系的历史渊源及其现实意义，从而使我们中华民族越来越成为一个自觉维系的伟大的整体。在这个规律性的历史发展趋势中，自有诸多历史因素的作用，而民族凝聚力则是基本的、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历史因素。我以为，这正是我们探讨、认识炎黄文化之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