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理论认识之部（第2页）

这就是说，历史学同人生和社会有直接的密切联系，认识历史学对于人们认识人生与社会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

这里，引发了我们如下的思考：梁启超是一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的《新史学》是以信奉近代进化论为其思想原则的；李大钊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史学要论》是以信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其思想原则的，而他们对于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的认识，却有许多相通之处，这是一种“巧合”呢，还是有某种必然的联系？我想答案自然是后者。这种必然的联系，源于史学的本质属性，即它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纪录，又昭示着社会历史的前途和未来；人们从史学中可以学到许多经验，得到许多启示，增加许多智慧，加强许多信心。当然，梁启超与李大钊在历史观上的不同，也决定了他们所倡导的史学在性质上的区别。同时，梁启超与李大钊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梁启超的“新史学”是完全否定旧史学，强调“史界革命”；李大钊所说的“现代史学”是指在批判继承以往史学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样一个区别，恰是它们在后来发展中不同的历史命运之关键所在。这是属于另外一个问题，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范围。

20世纪中国史学给予人们的一个最重要的启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把认识历史和审视现实辩证地统一起来，一方面开辟了人们科学地认识历史的道路，另一方面则更加强烈地、理性地反映了社会变革的要求和趋势。反映这种辩证统一关系的一个较早的突出例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另一位奠基者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在1929年为这本书所写的《自序》中开宗明义地说道：

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32]

这段经常被人们引用的话，科学地说明了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即史学既是认识“过往社会”的手段，又是指示“未来社会”的路标。史学使人们“认清楚过往的来程”，需要用科学的精神揭示历史演进的路径、发展的规律；史学帮助人们抉择“未来的去向”，有一个重要的依据和参照，那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社会历史无非是实现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但是，任何时代中的任何人，在实现自己目的的过程中，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前人的经验教训，区别仅仅在于是自觉认识程度的高低和吸收、借鉴的正确与否。许许多多的历史事实表明：人们自觉认识历史经验教训重要性的程度越高，越能够正确地看待和借鉴历史经验教训，越能够能动地、积极地参与当前的历史运动，实现新的目标，创造新的业绩。史学就是向人们提供历史经验教训的最好的老师。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点，一是它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使人们能够不断地走向科学认识历史的道路；二是它对历史经验教训能够做出唯物的辩证的和历史主义的说明。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也就显得更加突出、更加重要了。

上述论点，可以从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论述中得到有力的说明。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向十分重视史学工作。

首先，他重视史学工作对指导革命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这样说过：“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向全党提出了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任务，指出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33]这里，他把学习和研究历史、把史学工作提到革命政党能否指导当前的革命运动的高度上来看待，提到关乎革命运动成败的重要位置来看待。毛泽东同志之所以把史学工作摆在这样重要的地位加以强调，是因为：第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是一种能够正确地阐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工作。对于指导一个伟大运动的政党来说，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就不能正确地说明历史的前途，就可能在当前的革命运动中迷失方向。他的这个思想，在《实践论》中作了明确的阐述。他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34]这种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的重要任务。第二，他认为，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历史，认真地研究中国现状，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35]。如果没有这种理论性的创造，无产阶级政党就不能胜利地指导革命运动。第三，他认为，史学工作可以给无产阶级政党提供许多有益的历史经验，作为指导当前革命运动的借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农民革命，为了避免重蹈历史上农民战争的覆辙，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创建初期就指出：“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36]他在1944年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做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37]这足见他对史学工作者所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十分重视。20世纪60年代初，他读《新唐书·姚崇传》，把姚崇向唐玄宗的十条建议誉为“十条政治纲领”。他认为“这十条政治纲领，简单明了，古今少见……有的对我们今天也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38]这说明他自己读史，也是极注重于吸取历史经验的。

其次，他重视史学工作对提高民族自信心的重要作用。史学工作不仅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重要的，对全民族来说也是重要的。关于后者，主要是提高民族自信心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认为，批判继承古代文化遗产，“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39]。所谓“必要条件”，当然不是可有可无的。他在讲到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时说：“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40]。他在讲到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时指出：“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41]1945年，他在总结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经验时写道：“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42]由此可以看出，史学工作应当给人们以启发，给人们以信心，不是引导人们向后看，而是引导人们向前看。这是史学工作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的一条基本原则。

最后，他重视史学工作和端正学风的关系。毛泽东同志一贯认为，能否注重研究历史，是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态度和主观主义的学习态度的标志之一。他说：主观主义的学习态度，“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而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态度则相反，“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他批评有些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43]他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而“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44]。他的这些话，都是在讲到党的作风和学习的问题时反复加以强调的。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他都十分重视史学工作，对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等都曾给予热情的关怀。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系统地阅读《二十四史》，并且作了许多批注、圈点、勾画，有的部分是一阅，再阅，以致达到五遍之多。[45]他的这种勤奋读史的精神，证明他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及现状相结合的原则。他的这种严肃的科学的态度，正是他一贯提倡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的表现。

毛泽东同志重视史学工作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如研究历史的重点和研究历史的方法等，在此不一一论述。毛泽东同志关于史学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作用的论述，是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也可以看作是他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精辟概括，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关于对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的认识与处置，给人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教训与启示。这就是：一方面，把史学问题视为政治问题，使得史学走向教条和僵化；另一方面，把政治宣传视为史学思潮，使得人们对于一种政治宣传的分析而伴随着对于史学的误解和冷淡。前一种情况在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反映得比较突出。其主要表现是往往把历史研究中一些有争论的学术问题归结为政治上的倾向，从而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也把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庸俗化了。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上“左”倾的思潮的影响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与运用，这在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方面尤为突出，一些学术上的争论常常被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于是在相当的程度上史学被政治化了，政治被阶级斗争化了，阶级斗争被扩大化了。史学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障碍。后一种情况在80年代至90年代反映得比较明显。其主要表现是认为在“**”中因史学受到“重视”而有“儒法斗争史”的泛滥，从而使史学走向自己的反面，于是认为史学应同社会、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必强调史学的社会作用，以免重犯“**”中“儒法斗争史”那样荒唐的错误。因此，在学术界，在社会公众中，逐步滋生出种种对史学的误解、偏见和冷淡的情绪。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四人帮”为了推行他们的反动政治，盗用“史学”的名义和术语，打着“史学”的旗帜，编造并强行兜售“儒法斗争史”的说教，从而极其严重地败坏了史学的声誉，其流毒既广且深。造成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原因，即人们在清算“四人帮”炮制“儒法斗争史”的罪恶阴谋时，一方面揭露其反动的政治目的，另一方面则揭露其篡改历史的卑劣手法，这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儒法斗争史”本身是“史学”还是穿着史学外衣的政治？对于这个问题却还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我认为，所谓“儒法斗争史”不过是穿着史学外衣的政治，而绝不是什么“史学”。“儒法斗争史”的泛滥，也绝不是史学受到高度重视的结果。事实表明：“**”中绝大部分有成就的史学家都被“打倒”，绝大部分历史著作都成了批判对象，大学历史系停止了教学，历史研究机构中断了研究工作，历史学刊物被迫停刊等，历史学领域呈现出一片萧条破败景象，哪里谈得上受到“重视”？哪里谈得上成为“显学”？事隔20多年了，对于这一点，我们确有深入认识的必要。否则，总会有人担心：对于史学的重视，就会重蹈“儒法斗争史”的覆辙。这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不走出这个误区，必将妨碍我们对于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的正确估量。

综上，要而言之，不论是给史学贴上政治的标签，还是给政治披上“史学”的外衣，虽然这两种情况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但它们都混淆了史学同政治的关系，从而曲解了史学在社会中应有的位置，既有碍于史学的发展，也有碍于社会的进步。重复地说，把史学等同于政治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如果我们从以往的教训中得到这样的认识，即史学应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超越”社会，才能保证史学的纯洁与发展。这样的认识恐怕也还是需要进一步推敲的。这是因为：史学作为意识形态，社会作为客观存在，它们并非一回事，本存在着“距离”；同时，一时期社会的史学，又是该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前者要“超越”后者，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都是行不通的。问题的关键，说到底还是要回过头来认识和处理好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使史学发展和社会进步成为双向互动、相得益彰的合理的运动形态。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处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人，怎样看待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仍然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问题。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领导者，他在1990年曾十分有力地说过这样一句话：“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46]只要是真正懂得些中国历史的人，就会从这句话中感受到它的丰富的内涵。这里说的“精神动力”，概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忧患意识、民族精神、爱国精神和改革进取精神。毋庸讳言，懂不懂中国历史，在对这句话的理解上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从而在参与现实的历史运动的自觉性和能动性上也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可以说，这句话极其精辟地道出了现时期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值得每一个中国人三思。

关于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20世纪中国史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留下了许多经验教训。它们连同20世纪以前中国史学上的丰富的启示和经验教训，都是迈进又一个新的世纪的中国人可以继承、学习、运用的宝贵遗产。

三、21世纪中国史学面临的形势与抉择

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从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来看，中国史学在新的世纪里将如何发展？它面临着怎样的机遇、挑战和抉择？这是中国史学工作者不能回避的问题。

大家知道，21世纪给人类带来的突出问题，在经济领域一是知识经济不断发展的趋势，二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这两个问题又是相互联系的。在知识经济越来越走近我们的时代，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强的时代，中国史学在社会中占有怎样的位置？它将做出怎样的抉择？这将是史学工作者在新世纪里不断探索的新问题。本文提出如下两个问题，为的是抛砖引玉。

近年来，经济学界以致整个理论界、学术界，都十分关注21世纪新型经济的出现，即知识经济的到来。当然，对于“知识经济”的概念还有不同的理解[47]。有人认为，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它直接依赖于知识的创新、传播和应用。有人认为，知识经济是以高技术产业为支柱、以智力为主要资源和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经济”的中国表述就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经济。有的研究者认为，知识经济是以高技术产业为第一产业支柱，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托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它包含着这样的观念：“人类正在步入一个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时代”，简言之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等。当然，这些阐述并无根本的不同之处；而在各种阐述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高技术产业——知识（智力）——人。人们指出：“知识经济是在充分知识化的社会中发展的经济。”所谓“充分知识化”当然是人的充分知识化。知识经济“核心是科技，关键是人才，基础是教育”。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只有雄厚的教育基础，才能造就高素质的人才，只有有了高素质的人才群体，才能不断创造出高技术产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强调知识经济时代是真正以人为本的时代。

笔者对经济学理论素无研究，只是从一个史学工作者的敏感度来关注这些问题，认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人本思想传统同人类面临的知识经济时代，有一种表面看来毫无关系而事实上却存在着的历史联系：以人为本。这种联系表明了历史之螺旋式的发展和否定之否定的历史法则。司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的问题，是要回答历史演进的真正动因是什么，为此，他写出了中国史学上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综合体史书——《史记》，确立了中国史学的人本主义传统；当人类面临一个新的经济时代到来的时候，最终还是把着重点放到了“人”的上面。历史走过了两千多年，时代的内容大为迥异，然而以人为本这一思想传统，却使我们在不同的时空中看到了一个契合点。有的研究者指出：联合国系统和西方国家对高科技产业的研究者、决策者和管理者的个人基本知识要求，可以简单总结为六个方面。其中，第六方面是：“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特别是法律，经济，本国历史和科学史）。”同时指出：“一个人的观察、分析、判断和归纳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述知识基础，而这些基础知识的普及将大大提高国家经济发展的能力。”[48]本国史，科学史，知识经济，在未来社会中它们的关系竟如此紧密。正是这个契合点，使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能够在未来社会中启迪以致鼓舞中华民族增强走向新的经济时代的信心和勇气。一部《二十四史》（当然，中国史书汗牛充栋，绝不限于《二十四史》）告诉人们：一般说来，凡兴盛的时代，都是人才辈出的时代；或者说，凡人才辈出的时代，都是富有朝气、充满生机的时代。汉初的人才群体和西汉盛世的出现，唐初的人才群体和盛唐局面的形成，是两个最突出的例子，而类似的史实在中国历史上可以列举出许多。可以这样说，一部中国人才开发史，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出了中国历史的进步；而一个时代的人才，便铸成了“中国的脊梁”。加强对于人的作用的研究，是21世纪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

第二个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时代，作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中国史学，怎样认识和把握其发展的趋势及基本走向？大家知道，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在21世纪里将变得范围更广阔、程度更深入、影响更明显，中国的经济建设也将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之中，因而必然也会涉及文化领域。有的研究者指出，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合理的悖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即使是开放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本民族的胎记，反之，最封闭的民族也不可能没有全球化的痕迹”；“全球化的这种矛盾有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本身就是多样性的统一，多元一体化也好，一元多体化也好，都应当是人类发展的真谛。”[49]这是从一般意义上对“全球化”的分析。有的研究者从世界经济趋势对“全球化”进行分析，认为：“世界经济越是全球化，经济中的民族利益就越是突出，民族化倾向也就越明显。”[50]也有的研究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文化全球化。”[51]这个结论，似乎还可以商榷。同样，一位外国学者提出的所谓“乡愁和全球化的尖锐化形式”的命题，[52]似乎也未能阐明在“全球化”过程中民族文化的价值与前途。如果说，经济中的民族利益必然会影响到文化中的民族化倾向的话，那么民族文化中固有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特色自然不会悄然消失。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文化的发展应当具有积极的、高屋建瓴的态势。首先，要认识到这是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全球范围的空前的开放性，为世界各国文化进入中国提供了条件，也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创造了机遇。条件和机遇，对不同国家和不同国家的文化发展，因其种种差异故客观上不会是完全相同的，但它们却可以共享这种条件和机遇。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越来越懂得什么是历史的机遇，也越来越懂得把握历史机遇的重要性，中国文化将以从未有过的姿态走向世界。对此，我们应当有信心，也要有准备，有具体的实施步骤。其次，要保持一个合理的发展心态：自西方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起，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有过多次冲击，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严重的后果。但是，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没有也不可能“吞并”东方文化，使东方文化湮没无闻，以致“全盘西化”。反之，在21世纪，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积极走向世界，同样也不可能“压倒”西方文化，使西方文化泯灭下去，以致“全盘东化”。这是历史事实和现实经验都可以证明的道理。中国文化应以一种合理的、健康的心态积极走向世界，即既把优秀的中国文化（包括传统的和现实的优秀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使世界各国文化从中国文化中得到裨益；同时，又把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吸收过来，用以丰富自己。这种心态和实践，将大有益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世界文化的进步。最后，要努力把握互动的发展趋势；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条件下，不同文化的相互接触亦将日益密切。但是文化并不等同于经济，它除了现实的发展要求外，还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二者之间又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在21世纪里，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是民族性和世界性在更高层次上的互动和结合，即在民族性中反映出世界性的走向，在世界性中体现出民族性的特点。对于这一趋势认识的自觉程度，必将深刻地影响着这一趋势的进程。

我们需要更加关注的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中国史学的民族特点、民族精神是否适应世界历史的潮流？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中国史学以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和人本主义思想传统著称于世，中国史学所蕴含的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凝聚意识和厚重的历史智慧，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也是全人类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都不会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失去它的价值和意义；相反，它将在这一过程中更加显示出自己的活力和魅力，为中国史学的新发展提供丰富的养料，并为促进世界各国史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这是从总的方面来估量。从具体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来说，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总是不能脱离价值判断，而理论、方法论又是同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当历史观乃至哲学观、政治观并不相同或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人们对同一史事的价值判断往往会有很大的差别，甚至会得出完全相悖的结论。这些年来，关于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有人一再予以否认或轻描淡写，就是明显的一例。这方面的实例不胜枚举，是人所尽知的。

总之，21世纪的中国史学，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仍然占有它固有的重要位置，其基本走向仍将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创造性研究，开辟新的领域，攀登新的高峰。1999年3月，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史学家白寿彝教授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全部出版，江泽民同志于1999年4月26日致信白寿彝教授表示祝贺。我们可以认为，这部《中国通史》是20世纪中国史学一个带有总结性的成果，而江泽民同志的贺信，则是对21世纪中国史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江泽民同志在信中对白寿彝教授表示衷心的祝贺后指出：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特别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以使他们学习掌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牢固地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奉献力量。我一直强调，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中国历史，高级干部尤其要带头这样做。领导干部应该读一读中国通史。这对于大家弄清楚我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都是很有好处的。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和借鉴外国历史。历史知识丰富了，能够“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我提倡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而讲政治、讲正气，也是要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作基础的。

我相信，这套《中国通史》，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53]

江泽民同志的这封写于世纪之交的信，精辟地概括了中国历史的宝贵价值及其与史学的密切关系，深刻地阐明了研究、学习中国历史的极其重要性，同时也指出了在21世纪里史学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对于这一论断，我们应有深入的理解。这里说的“财富”主要是指精神财富，即民族的精神传统、民族的文化遗产、民族的智慧积累；这里说的“财富”，也指物质财富，即我们的先人们在历史上曾经创造出人类最先进的物质文明，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从发展的观点来看，认识历史同迈向未来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对于“全民族的共同财富”的珍惜就显得格外重要。

在强调“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指出：

——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历史知识的学习。这就是说，凡是有学习能力和学习条件的人，都应该学习历史知识；只有这样，“全民族的共同财富”才能真正转变为现实历史运动中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

——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中国历史，高级干部尤其要带头这样做。这对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对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对开阔眼界和胸襟、提高精神境界，都是很有好处的。这是对学习中国历史的很高的要求，因为它关系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境界、精神面貌、治国才能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其重要性，当最为突出。

读了江泽民同志的信，不禁联想到上文所引先人们的一些言论，如“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等，可见先人们的卓识和睿智，以及这种卓识和睿智在今天所得到的继承和发扬。

现在，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在这个空前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和民族精神，仍是史学工作者所应坚持的原则。正如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发展道路》一文中所说：

在哲学人文科学方面，与自然科学有所不同。哲学人文科学是具有一定的民族性的。我们要了解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哲学人文科学的成就，也要了解中国自周秦以来的哲学人文科学的成就。对于传统文化中的腐朽的内容必须加以严肃的批判；同时对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的内容必须加以有力的弘扬，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挥创造性的思维，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

……

经济趋于全球化，科学技术也将趋于全球化，同时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这才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道路。经济趋于全球化，但是各个伟大民族必然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文化的丰富多彩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景。[54]

这样的认识和理念是符合实际的。21世纪的中国史学将在这样的世界形势和总的格局中开创新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