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 社会变迁的记录和解说（第1页）

史学：社会变迁的记录和解说

——略论魏晋至隋唐时期的史学与社会[67]

一定时代的史学，总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面貌和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乃是社会变迁的记录和解说。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迁：皇朝迭兴，民族迁移，人口流动，门阀当政，从分裂走向统一，等等。这些因素，有力地影响着史学的发展。史学同时代、社会在更广阔的空间加强了联系。认识这一特点，对于我们从这个时期的史学去看这个时期的社会，或是从这个时期的社会去看这个时期的史学，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皇朝迭兴与皇朝史撰述：一朝兴亡诸家作史

三国、两晋、十六国、南北朝的370年间，先后出现了约30个皇朝。朝代迭兴，推动了关于朝代史的撰述。不论是撰本朝史，还是撰前朝史，一为保存信史，一为政治需要。《隋书·经籍志二》正史类小序指出：自西晋陈寿著《三国志》后，“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这是对上述现象的最恰当的概括。唐初设史馆于禁中，短时期内修成八史，盛况空前。可见，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皇朝史撰述出现了兴盛的局面。

先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封建政权的割据和频繁更迭，出现了大批的皇朝，虽兴替匆匆，然皆各修其史。这是这一时期史家撰写皇朝史出现**之历史原因。《隋书·经籍志》所谓“正史”，一般仅限于《史记》和历代纪传体皇朝史范围；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则自《史记》《汉书》以下，不论纪传、编年，凡记一代皇朝之史，皆称“正史”。此处为叙述方便，取《史通》之意，但统称之为“皇朝史”，并做如下概括。

关于东汉史撰述。经东汉数代史家努力撰写的《东观汉记》，是东汉史的最早撰述，但它是一部没有最终完成的著作。三国以下，撰东汉史者，沛然蜂起。其所撰11种是纪传体，还有两种编年体，这13种东汉史，大多遗佚，今存的只有范晔《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中的8志30卷和袁宏《后汉纪》。

关于三国史撰述。最早当是三国史家所撰之本朝史，其后，有晋朝史家所撰魏、蜀、吴各朝史，而以三国为一史者，则有晋陈寿《三国志》。自《三国志》出，诸家三国史尽废，以致散佚无存。南朝宋人裴松之兼采众书，作《三国志注》，保存了丰富的三国史事，为世所重，乃与本书共存，流传至今。

关于晋史撰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谓“一代之史，至数十家”者，以晋史撰述为最。今可考者，共有23种，出于晋人所撰12种，出于南朝宋、齐、梁三朝史家所撰11种。其中纪传体12种，另外11种是编年体。这些晋史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其中有些属于未完成稿，二是其中绝大多数所记皆非晋代全史，或只记西晋，或仅述东晋，或兼记两晋而又不及其终。臧荣绪《晋书》是比较完整的晋史，但又未能包含与东晋并存的十六国史。唐太宗批评这些晋史有的“不预于中兴”，有的“莫通于创业”，有的“略记帝王”，有的“才编载记”，故“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68]。其后，唐代史家重修《晋书》而诸家晋史皆废而不传，这同它们本身存在的缺陷是相关的。

关于十六国史撰述。《隋书·经籍志二》霸史类小序说：“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这里主要就是指十六国史撰述。唐初史家从传统正闰观念出发，认为十六国君主“推奉正朔”“假名窃号”，故将其史列为“霸史”。然刘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仍以十六国史人“正史”，这是他的卓识。十六国史多数是当时人及北朝人所作，少数为东晋南朝人所撰。清代及近人所考，大致相近，其数凡29种，多以分记十六国各朝史事，通记十六国史事者以崔鸿《十六国春秋》最为知名。刘知幾评其书曰：“考覈众家，辨其同异，除烦补阙，错综纲纪，易其国书曰‘录’，主纪曰‘传’，都谓之《十六国春秋》。”[69]可以认为，《十六国春秋》是反映十六国史事的一部总结性著作。唐修《晋书》中的“载记”，颇参考其书。自宋以后，十六国诸史皆散失元存。

关于南朝史撰述。南朝宋、齐、梁、陈朝代短促，但史家修史之风盛行，除撰有相当数量的东汉、晋史外，于南朝史亦颇多著述。其中宋、齐史各7种，梁史5种，陈史3种，共22种，今存者，仅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后人称《南齐书》）2种，其余尽散失。

关于北朝史撰述。北朝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朝，其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撰述，经历了坎坷的道路，故修史之风不及南朝为盛。北魏初年，邓渊等受命著《国记》，得十余卷，“编年次事，体例未成”，乃中辍。太武帝拓跋焘时，命崔浩（？—450年）等撰成《国书》30卷。后又命崔浩、高允、张伟等“续成前纪”，“至于损益褒贬，折中润色，浩所总焉”。崔浩应是北魏史撰述的创始人。他接受著作令史闵湛、郄标的建议，以《国书》刊石写之，以示行路，从而因“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获罪，于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受诛；“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崔浩监秘书事，故“其秘书郎吏已下尽死”，“同作死者二十八人”[70]。这就是后史常说到的“崔浩国史案”。以后，北魏皇朝关于本朝史的撰述便无太大举动。直至北齐天保时，魏收等撰成纪传体《魏书》130卷，才有比较完整的北魏史问世，并流传至今。

这个时期，同皇朝史撰述相关联的，还有历朝起居注的撰写。尽管它们都已散失，但它们在史学发展上的作用是应当肯定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撰述皇朝史的**，一方面表明史学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作用更加重要了；另一方面也表明史学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文化传统，即使在分裂割据时期，仍然是联结人们思想的纽带，不论是人们对于《史记》《汉书》的推崇，还是对于《春秋》《左传》和《汉纪》的仰慕，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隋朝与唐朝，统治集团的历史意识进一步强化了，这在历史撰述和历史思想上都有明显的表现。隋文帝在撰史方面首先过问的一件事情，是命魏澹“别成魏史”。而魏澹所撰《魏书》“以西魏为真，东魏为伪”，隋文帝“览而善之”[71]。这是通过改撰魏史，在历史上为西魏、北周争得合理地位，而最终是为隋朝争得合理地位。隋文帝在撰史方面过问的另一件事情，是在开皇十三年（593年）下了一道诏书：“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72]这表明皇家垄断“撰集国史、臧否人物”的决心，魏晋南北朝以来私人修史的势头受到了扼制。这是中央集权的重建和强化在修史方面最直接的反映。

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根据令狐德棻的建议，诏修梁、陈、魏、齐、周、隋六代史。诏书指出：史官的职责是“考论得失，究尽变通”，史学应起到“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的作用。魏、齐、周、隋、梁、陈六代都“自命正朔”，“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然诸史未备，令人惋惜。诏书对撰述六代史提出了总的要求：“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73]这道诏书，反映出了唐高祖的政治家气度。他是激烈的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但他并没有去指斥前朝的错误，而是充分肯定它们的历史地位。他重视周、隋的历史，但也没有排斥梁、陈，显示出对于史学工作有一种开阔的视野。这次修史工作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它却为唐初修撰前代史确立了宏大的规模。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复命诸大臣撰写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以房玄龄、魏徵“总监诸代史”，以令狐德棻主修周史并“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74]。这是武德年间修史工作的继续。经众议，北魏史有魏收《魏书》和魏澹《魏书》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为实现这次修史任务，这一年，唐太宗对修史机构做了重大改革，正式设立史馆，并“移史馆于禁中”，“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75]。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同时修成。唐太宗十分高兴，他勉励史臣们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76]这一段话，阐述了唐太宗对史学的社会功用的认识，尤其是史学与政治关系的认识，阐述了唐初统治者在对待史学的态度上跟秦、隋皇朝的区别。隋、唐统治集团在历史意识强化方面是一致的，在对待修史工作的具体政策上却并不相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隋、唐在文化政策上的得失。贞观年间，唐太宗还诏修《五代史志》、重撰《晋书》；史家李延寿秉承家学，撰写《南史》《北史》。至唐高宗时，这些撰述先后成书，显示出官修皇朝史的重大成就。

二、从分裂到统一：史家政治观念的变化

政治形势往往影响到史家的政治观，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说明史学同政治本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南北朝时史家作史，“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77]。这明显地表明“南北分隔”的政治形势和对立倾向。尔后，到了唐初人们撰《隋书》，就强调“《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区宇之内晏如也”了[78]。这种政治观念的变化，对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即促使史学家更全面地、更真实地认识社会的演变，《隋书》《晋书》《南史》《北史》等就是这种认识的产物。

从史学和政治的关系来看，国家的统一，必然要求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从史学和历史的关系来看，随着历史的发展，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因而史学家对反映历史的史书也要提出新的看法和新的要求。而这种新的看法和新的要求的提出，从终极的原因来说，它无疑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但从史学家的直接动因来说，它往往是史学家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政治局面的反映。因此，史学家的一种历史观点的提出，是必然要受到一定的历史环境的制约的，尤其要受到一定历史环境下的一定政治要求的影响。本文上面所引用的刘知幾的“隋氏受命，海内为家，国靡爱憎，人无彼我”的说法，以及他认为史学家应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政治形势重新看待历史和撰写史书的见解[79]，正是史学和政治、史学和历史这种关系在史学家认识上的反映。

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只着重讲讲《南史》《北史》的历史思想与政治观念。李延寿在《北史·序传》中写了他父亲李大师的史学抱负，这就是：“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李大师没有实现这一愿望，“以为没齿之恨”，而李延寿“追终先志”，完成了他父亲的未竟之业，成为中国史学上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