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372（第2页）

三、关于史学遗产

马克思主义不排斥人类历史上的优秀遗产。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样不会排斥中国历史上的优秀遗产。毛泽东同志有一段名言，是许多人所熟知的。他在1938年指出：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406]

但是，应当承认的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由于种种原因，对于史学遗产的重视，是相对滞后的。在这方面，白寿彝对于总结史学遗产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总结史学遗产等问题的论述、如何致力于这方面的具体的研究，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他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形成了系列文章，即《谈史学遗产》《谈史学遗产答客问》《谈历史文献学》《谈史书的编撰》《谈历史文学》《再谈历史文献学》等[407]。《谈史学遗产》这篇长文撰于1961年，其余五篇撰于1981—l982年，前后相隔二十年，而其撰述旨趣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拥有连续不断的和丰富厚重的史学遗产。所谓史学遗产，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前人在史学活动中的创造和积累，是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把史学遗产从历史遗产中凸显出来，并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和理论问题提出来进行研究，白寿彝的这几篇文章不仅开其先河，而且从理论上和研究对象上奠定了探讨这一领域的基础，因而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

《谈史学遗产》一文从理论上阐述了研究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及研究史学遗产的方法。关于研究对象，作者从七个方面做了概括，即归纳了史学遗产中的主要成就，并将其比喻为一个个“花圃”。这就是：中国史学上有关基本观点的遗产，包含历史观、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在史学工作的作用；史料学遗产；历史编纂学遗产；历史文献学遗产；重大历史问题研究成果；有代表性的史学著作；历史启蒙书方面的遗产。关于研究史学遗产的必要性，作者指出：第一，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史学在社会中的作用；第二，研究史学遗产，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第三，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把历史上人们提出来的一些史学问题作为当前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的研究内容。这些见解，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撰写的五篇文章，集中讨论了四个问题，即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

关于历史观点问题。作者在《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一文中，着重分析了中国史学上关于历史进程的看法、关于地理环境的看法、关于社会经济的看法、关于政治统治之得失成败的看法、关于有民主思想内容的看法。作者继《谈史学遗产》之后，再次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以前，中国史学上是否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的问题。从作者的观点来看，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同时他也指出，这些问题需要做长期的讨论。

关于历史文献学问题。作者首先指出了历史文献学的重要性，认为：“历史文献学可以帮助我们搜集、分析并正确地运用历史文献，使我们的历史工作在文献方面具有良好的条件，这就是历史文献学的主要用处。”[408]其次，作者提出了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设想，指出：“历史文献学，或者更正确地说，中国历史文献学，可以包含四个部分。一、理论的部分；二、历史的部分；三、分类学的部分；四、应用的部分。这样的分法，未必合适。现在这样分，也只是便于说明问题。”[409]从这四个方面着手来建设历史文献学，是作者的一个创见。其中，关于“理论的部分”，提出了“历史文献学的多重性”问题；关于“历史的部分”，提出了历史文献同历史时代的关系；关于“分类学的部分”，提出了历史文献学的分类学与目录学有一定的区别，即前者“有统观全局的要求”；关于“应用的部分”，认为可以包含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和辨伪学等。这些论点开阔了人们关于历史文献学的理解和认识，对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史书编撰问题。作者全面地评价了中国古代的各种史书体裁，指出了它们各自的特点及相互间的联系，以及前人在对史书体裁的认识方面留给后人的启示，反映了作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第一次提出了“综合体”史书的概念并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断代史和通史的撰写，都必须按照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能把各种体裁互相配合，把全书内容熔为一体。”[410]作者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正是在这一撰述思想指导下进行并获得重大成功的。

关于“历史文学”问题。他首先区别了两种不同的“历史文学”的含义和性质：一种含义，“是指用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如历史小说和历史剧。”另一种含义，“是指历史著作中对历史的文字表述”[411]，如写人物、写语言、记战争、表世态，都有优良的传统。作者从史文的运用上举《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为例进行论述，并有广泛的涉及；又从理论上举《史通》《日知录》的有关论述作进一步分析。在讲到文与史的关系时，作者的这一段话是值得格外予以关注的，这就是：“是否有这样的作品，既可以说是历史书，又可以说是文学书？”“《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既是历史书，也可以说是文学书，但究竟是历史书。它们是历史书，而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水平。但确实有一些书，同时具备了历史书和文学书的性质，而不好说它主要是属于哪种性质的。例如，《盐铁论》《世说新语》等就是这样的书。但这样的书毕竟不多。”这些见解，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历史书和文学书的界限是有帮助的。作者除了阐述中国史学上的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外，还有一个鲜明的旨趣，就是为了说明这样的道理：“一个历史工作者必须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不要说我们历史上的大历史家都是文学家了，仅就一个普通的历史工作者来说，他对于文学没有一定的修养，是不能胜任这个工作的。”[412]当今的史学工作者，如能在这方面有所提高，对于史学成果走向社会并广泛传播，进而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用，是大有裨益的。

白寿彝从理论上对中国史学遗产进行系统的发掘、爬梳的开创性成果，反映了作者恢宏的视野和渊博的学识。他对史学遗产之精华所做的分析及其在当今史学事业中之价值的阐释，其真知灼见，在在多有，成为人们走进史学遗产这一辽阔繁茂的园地、从而走进宏伟庄严的史学殿堂的一条路径。

四、关于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这个问题，从本质上看，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民族特点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学派问题，在一定的意义上，它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方面。

侯外庐曾提出的“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民族化”的问题。什么是“民族化”？侯外庐认为：“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给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金钥匙，应该拿它去打开古老中国的历史宝库。”[413]侯外庐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自谦地说：“对于古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路径和古代思想发展的特征的论述，对于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反封建正宗思想的优良传统的掘发，都是我在探索历史科学民族化过程中所做的一些尝试。”[414]其实，侯外庐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岂止是尝试。他不仅是一位自觉的先知者，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成功者。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已经提出了极为明确的认识，他指出：“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415]。侯外庐所概括的这种情况，可以看作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成熟阶段的标志。如果说“仿效”或“模仿”在特殊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仿效”或“模仿”终究不能代替创造也是必然的。因此，对于从“仿效”或“模仿”走向创造，不能没有自觉的意识和艰苦的努力。这是侯外庐治学的原则和方法给予人们的又一个重要的启示。侯外庐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世所公认的，正如许涤新所评价的：“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丰富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对几千年来中国的社会史和思想史，做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写出了完整的系统的著作，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独立的见解。”[416]这个评价，语言是质朴的，含义是准确的，位置是崇高的；缺少其中任何一句话，都是不足以概括侯外庐在“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研究这个成就的具体方面，固然需要继续下功夫，但更值得人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时隔40年后侯外庐重新提出这个“民族化”的问题？他批评的“五四”以来“史学界出现一种盲目仿效外国的形式主义学风”，并表示“对这种学风深不以为然”的态度，在今天是否还有值得人们思考的地方？

侯外庐在40年中两次讲到有关“民族化”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的重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在今天仍需引起史学界同行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西文化又一次出现大面积、多层次交会的形势，介绍和仿效仍是不可避免的，但真正的出路和发展却在于创造。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都要注意“民族化”的问题，更何况形形色色的外国史学流派、史学思潮呢。“民族化”的主要标志是什么？从根本上说，是“总结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要做到这一点，没有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是不行的，没有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也是不行的。这个道理，适用于历史学的各个领域，其中也包括史学理论这个领域。近一二十年来，我国史学界在史学理论的研究方面有了一定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同时我们也应当十分冷静地看到，这方面的研究跟侯外庐说的“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相比较，还有很大的距离。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应更加自觉地认识到注意史学理论民族化的重要。侯外庐的辉煌巨著和理论认识，给人们提供了启示和榜样。

“民族化”的要求是要注意到民族的特点和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它在本质上并不是排他的。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写成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有明确的论述。他在1945年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讲到“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时，也指出对于外国文化应当避免排外主义的错误和盲目搬用的错误。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只有正确地吸收了外国优秀的或有益的文化成分，中国文化的“民族化”就不仅具有民族的特点，而且也具有时代的高度。历史研究也不例外，史学理论研究自亦不能例外。我们应当把“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民族化”的事业继续向前推进。

侯外庐提出并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化的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从历史经验教训来看，这是走出教条主义误区的正确道路；从未来前景着眼，这是中国史学不断开拓创新的正确途径。当我们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潮起潮落的历史，展望21世纪中国史学的前进道路时，更加强调这个问题，是有重要意义的。

这里，有必要提到白寿彝的《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白寿彝讲的几个问题，第一，关于历史资料的重新估计，认为历史资料有记载过去历史的作用，也有解释现在的作用，还是多种学科的研究资料，这是历史资料的二重性。第二，关于史学遗产的重要性，涉及历史思想、历史文献、史书编著、历史文学。第三，关于对外国史学的借鉴。第四，强调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第五，重视历史理论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的理论是先进的，但是我们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是正常的现象。第六，史学队伍知识结构的问题[417]。这些问题，同侯外庐说的历史科学民族化的思想是相通的，前者是对后者的进一步发挥，而这个问题在现阶段可能有更重要的意义。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人们接触到大量的外国著作特别是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著作的时候，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发展要不要具有中国民族的特色，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要培养、造就出和外国历史学家平等对话的史学工作者，就不能没有中国的民族特色和民族精神；如果中国学者只会模仿外国学者，用他人的话语来解说我们的学术遗产和学术研究，中国学者就不可能和别人平等对话，以至于会被别人误解为中国史学的贫乏，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总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确是任重道远。

中国史家历来重视自我修养，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史家修养方面又达到一种新的境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关于史学与时代之关系的深刻认识。史学同社会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郭沫若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从一开始就自觉地把研究中国历史同中国革命任务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把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发展到现代意义的高度，赋予它以崭新的含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418]在大革命失败后被迫流亡日本的郭沫若于1929年写出这些话，反映了作者思想的深沉和对于“未来社会”的信念。历史学的时代价值之高和社会作用之大，从郭沫若的这一论述中得到了有力的说明。如果说郭沫若的文学作品、艺术创作是时代的号角、历史行程的记录；而他的史著和史论，便是在更深层的历史意识上揭示出时代的使命和社会的未来去向。

郭沫若对史学与时代之关系的认识，蕴含在他的丰富的历中撰述中，可以说他是真正继承和发展了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之中”的历史表述艺术。但凡站在时代潮流前头的人，都会从他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迪，以至于引起思想上的震撼。他的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祭》，被毛泽东同志“当作整风文件看待”，被评价为“有大益于中国人民”，“精神决不会白费的”[419]。这一事例，再一次表明在史学与时代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史家高出于同时代的许多学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都具有这一特点。后人如果不能从这一意义上去认识它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也难以对它做出正确的评价。

第二，关于批判、继承和创新。郭沫若自称是“生在过度时代的人”，先后接受过“旧式教育”和“新式教育”[420]，并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由旧而新的转变中，在从“知其然”而追求“知其所以然”的过程中，他是一直在走着一条批判、继承、创新的路。对此，郭沫若有深刻的感受和认识。他指出：“我们要跳出了‘国学’的范围，然后才能认清所谓国学的真相。”不懂“国学”，当然谈不上“跳出”；掌握了“国学”而又能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它，就可能对国学有新的认识，进而提出创造性的见解。这里包含着批判、继承和创新的辩证法。郭沫若对古代社会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未来社会”的“去向”，即认为历史、现实、未来是不可截然分开的。他研究古代学说思想，也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说：“我是以一个史学家的立场来阐明各家学说的真相。我并不是以一个宣教师的态度企图传播任何教条。在现代要恢复古代的东西，无论所恢复的是那一家，事实上都是时代的错误。但人类总是在向前发展的。在现代以前的历史时代虽然都是在暗中摸索，经过曲折纡回的路径，却也和蜗牛一样在前进。因而古代的学说也并不是全无可取，而可取的部分大率已溶汇在现代的进步思想里面了。”[421]这是用思想发展的辩证法来说明对待思想遗产应取的辩证态度。郭沫若的历史研究和这些理论性认识，对于当前的历史研究、思想文化研究中有关批判、继承和创新的一些重要问题，依然有借鉴的作用。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侯外庐所强调的“自省”精神即自我批判精神，正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共同的治学方法和精神品质。郭沫若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对奴隶制时代的研究，范文澜对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述，都提出过认真的自我批判。这种郑重的自我批判，无损于他们的成就的辉煌，反而越发显示出了他们对历史科学的真诚和宽阔胸怀，赢得史学界同人的尊敬。

这种执行自我批判的精神，在郭沫若、范文澜的治学道路上，同样有突出的反映。郭沫若的自我批判的自觉意识和理论勇气，是非常突出的，这贯穿于他在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的许多论著中，从而发展了中国史家重视自我修养的优良传统。范文澜撰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初，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早的中国通史著作之一，对于唤起中国人民的抗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书中也存在一些理论、方法论和史实上的不妥与错误。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对于书中的错误，诚恳地做了检讨。其后，他又在1954年、1963年做了进一步反思，撰写了《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予以发表，同时作为“绪言”收入《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423]。范文澜在此文中指出：“旧本《中国通史简编》有很多缺点和错误，我在一九五一年写了一篇自我检讨，希望引起大家的批评，帮助我改正。我在那篇检讨中所得到的对本书缺点的初步认识，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他说的这两个方面，一是“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二是“在叙述方法上缺乏分析，头绪紊乱”[424]。范文澜的这种认真地“自我检讨”的态度，既反映了他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反映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胸怀坦****的精神。对此，诚如刘大年所评价的那样：“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观点。这在《中国通史简编》等著作里是首尾贯彻的。除此之外，范老对科学性的重视，还表现为客观地对待材料，实事求是和高度的自我批评精神。”“旧本《中国通史简编》借古说今，是从革命的愿望出发，斥责国民党、蒋介石，以激发人民的爱国、革命义愤。即使这样，作为科学研究，也是极不足取的。”[425]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不论是范文澜的自我检讨，还是刘大年的评论，都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宽阔胸怀和严谨学风。

1962年，翦伯赞在《史与论》一文中指出：“在历史研究工作中，必须把史和论结合起来，所谓史就是史料，所谓论就是理论。我们所说的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做到史与论的结合，必须先掌握史料与理论。掌握史料与理论，是做好史与论结合的前提条件。”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非常鲜明的表明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历史，这同一些掩盖或否认自身是以何种理论为指导的史学学派有明显的区别。同时还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非常重视史料；这是因为，没有史料，历史研究就无从下手，理论指导也失却了指导的对象，成了一句空话。

对于怎样学习理论的问题，翦伯赞认为：

学习理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一要记得，第二要懂得，但最重要的还是要能应用。记得不等于懂得，懂得不一定就会应用。我们之中有些同志，能背诵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名言，也懂得这些名言的意思，但是每当把这些理论结合到具体历史问题的时候，理论和史料就分了家。如果说也有结合，那不过是把史料贴上理论的标签，或者把理论加上史料的注释而已。这不能算结合，只能算生搬硬套。当然学习应用马克思主义，经过这样的阶段是不足为奇的。但必须承认，史与论没有结合好，就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学好。那种满足于贴标签、作注释，自以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学好了的态度，是不对的。

这里，翦伯赞批评了对理论“生搬硬套”“贴标签”“作注释”的错误做法。同时，他也指出了学习理论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一要“记得”，二要“懂得”，三要“会应用”。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体系，博大精深，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从学习、记得、懂得到应用，走过了艰难的历程，其间也不免走了弯路，才达到他们那个时代的境界。

对于怎样“掌握史料”的问题，翦伯赞写道：

掌握史料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就中国史来说，历史书籍，浩如烟海，每一个历史问题的资料，散见各书，从那里找到这些资料，这是第一个难题。找到了，问题并没有完结，因为一大堆资料，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可靠的，哪些是不可靠的，还要经过审查、判断。根据什么标准来审查、判断，这是第二个难题。审查、判断了，还不等于掌握了。要掌握史料还需要通过思考，把史料放在整个问题的发展过程中，安排在恰当的地方。怎样才能把史料安排在恰当的地方，这是第三个难题。必须解决这三个难题，才能算掌握了史料。[426]

在掌握了理论和史料的基础上，才真正谈得上如何“结合”。从历史学的观点来看，这种“结合”，也可以看作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正如吕振羽指出的那样：“学习和研究历史，必须坚持和贯彻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是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史’和‘论’的统一。‘论’就是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史’就是史料。‘史’和‘论’的统一，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具体历史进行具体分析，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427]为了真正做到这种结合，吕振羽认为，必须克服“历史公式主义”。他尖锐地批评道：“公式主义者则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是任意裁割史料，或只罗列一些个别历史事例去填充他们现成的公式。这就是历史公式主义。所谓‘以论代史’或‘以论带史’，实质上也无非是公式主义或类似公式主义。”[428]理论同实际的结合，是在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对具体的研究对象的分析、判断，从中得到结论。脱离史料的理论和脱离理论的史料，都不可能做到真正的理论同实际的结合。

对于这个问题，尚钺在1957年曾做了这样的阐述：“我们在谈到理论与实际问题，就包含着三个问题：第一个是理论问题，亦即马列主义关于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掌握；第二个是历史材料的选取与掌握；第三个才是理论与实际联系，建立我们的历史科学。这三个问题是必须结合为一而且是缺一不可的。”[429]尚钺强调了理论、材料、结合三者缺一不可，可以认为是对史、论结合做了最简明的概括。同时，尚钺还指出：“历史家不能要求历史为自己主观成见服务”，同时也“不能作史料的尾巴与俘虏”。这就是说，在研究历史过程中，夸大主观意愿和失去主观判断，都是不对的。

在这个问题上，胡绳结合自己的研究和撰述，强调了真实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他做了这样的总结：“作者当然不需要在写作时丝毫离开历史事实的真相，恰恰相反，越是深入揭露历史事实中的本质、规律性的东西，越是能说明问题。”[430]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实现的。

六、结语：三个重大转折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三个重大的转折。第一个转折，是从理论奠基到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从李大钊到郭沫若，实现了这一转折。第二个转折，是唯物史观在局部地区传播到在全国范围传播，并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这一转折。第三个转折，是从教条主义、实用主义以及简单化、绝对化的缺陷中走出来，走向更加健康的发展道路。对于这后一个转折，可以以1979年理论界、学术界的思想解放、拨乱反正为界标，黎澍对此做了很透彻的阐述。他写道：“一九七九年是在思想解放的**中度过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是思想解放带来的有重大意义的发展。”对于“重大意义的发展”，黎澍列举了如下三条。第一条是：“一九七九年历史学界在思想解放运动中一个最重要的收获，就是摆脱了现代迷信、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精神枷锁，逐步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第二条是：“一九七九年，历史学界还有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开始抛弃过去那种简单化、绝对化的形而上学方法，使实事求是的学风逐渐得到发扬。”第三条是：“一九七九年历史学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所取得的进展和收获，还表现在通过双百方针的贯彻，学术空气渐见活跃，科学研究中的创造精神进一步得到发扬，从而大大调动了历史学家的积极性，为历史研究工作实现重点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431]黎澍所概括的这三条，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是历史学上的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的里程碑。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史学界才有可能积极开展关于史学自身在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探讨。l982年，白寿彝在他主编的《史学概论》的题记中，详细地讲到了“历史唯物主义”同史学概论的区别，认为后者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学理指导下的一门课程，不应当同前者混同起来[432]。这一思想的变化过程，自与思想解放有关。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多种史学概论著作出版，有些就属于此类情况。

在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的同时，我们还应当对历史这门学科的理论探讨给予充分的重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告诉我们，重视史学理论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刘知幾、章学诚、梁启超在对历史学这门科学的理论总结方面都做出过有重要影响的贡献。我们今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应该写出超越《史通》、《文史通义》、《新史学》和《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的史学理论论著，在这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433]

这里提出的写出“史学理论论著”的问题，同样也是在上述历史条件下才有这样的可能。当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了八十多年历史的今天，撰写这样的史学理论论著，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史学观上的成就，这应是现时代史学理论著作的思想基础和学术基础。

本文所论，倘能有助于此，是所幸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