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十六史1（第6页）

一言以蔽之，《清史稿》是一部已经不存在封建皇朝的历史时代的人们写出来的皇朝史。它的这个特点同《新元史》很相近，但又比《新元史》更突出。

民国三年（1914年），窃据大总统权位的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设立了清史馆以修清史。赵尔巽（1844—1927年）应聘为馆长。参与撰述的有柯劭忞等一百余人，职分有总阅、总纂、纂修、协修诸名目，馆中还有执事、提调、收掌、科长、校勘等辅助人员二百余人。但实际人数常不及此数。参撰者多清朝“遗臣”，他们政治态度少有变化，其撰述思想和表述方法，也还停留在清朝国史馆的阶段。修史“义例”，在“参酌众见”的基础上，最后“议定用《明史》体裁，略加通变”，从而确定了《清史稿》的性质。修撰工作历十四年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而大致就绪，时赵尔巽已是八十四岁高龄，“再多慎重，恐不及待”，乃以《清史稿》之名发刊。柯劭忞总纪稿，王树枬总志稿，吴廷燮总表稿，夏孙桐、金兆蕃分总传稿，袁金铠、金梁校阅付刊，随修随刻，事颇仓促。书未刻成而赵卒，柯劭忞兼代馆长主其事，次年竣工，印出一千一百部。赵尔巽写的《清史稿发刊缀言》和金梁写的《清史稿校刻记》二文，反映了此书编撰、刊刻过程中的一些具体情况。

《清史稿》凡五百三十六卷，含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其记事，上起努尔哈赤定国号为金（史称后金）的天命元年（1616年），下迄宣统三年十二月（1912年2月）清末代皇帝溥仪“逊位”，包括后金至清二百九十六年史事，上限与明代历史颇有交叉。《清史稿》本纪后论，集中反映了它在历史观点上的保守、落后，跟时代格格不入。它论清太祖努尔哈赤是“天赐智勇，神武绝伦”，论圣祖康熙皇帝是“仁孝性成，智勇天赐”，论德宗光绪皇帝的政治悲剧是“岂非天哉！”《太宗本纪》后论一方面歌颂皇太极“允文允武，内修政事，外勤讨伐，用兵如神，所向有功”，另一方面批评“明政不纲，盗贼凭陵”，“明人不量强弱，自亡其国，无足论者”。这些话，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政治倾向，不足以说明明末的社会矛盾和明清之际历史变动的真相。《宣统皇帝本纪》后论论溥仪“逊位”事，更是荒唐到了颠倒事实的地步，说什么“大变既起，遽谢政权，天下为公，永存优待，遂开千古未有之奇”。在辛亥革命16年之后，史论撰者在这个问题上竟然还在说什么“是非论定，修史者每难之”，其思想的保守、顽固，可见一斑。从大的方面来看，《清史稿》在历史观点上几无可取之处。

《清史稿》对文献的整理、爬梳，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它所根据的历史文献，有清代历朝实录四千多卷，国史（包括纪、表、传）七百多卷，历朝诏书一千六百多卷，各类典志近五千卷，各种传记、纪事五千余卷等[120]。仅此而论，已大大超出清代撰修《明史》时所据文献之数。尽管这些历史文献大多尚存于今日，但从对这些文献的考察、爬梳中，整理、撰写出有清一代的历史，仍要费一番工夫。《清史稿》在历史观点上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尤其是对明末农民起义、南明地区的抗清斗争、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这些重大事件的态度，都是站在清皇朝的立场上来看待的；它在结构上和表述上，撰者也认为“并非视为成书”，“《史稿》本非定本”，故于史实、于文辞，存在的问题要更多一些。尽管如此，它毕竟从浩繁的文献中整理出了清代历史的大致轮廓，为阅读或改撰提供了方便。其中，有些志、表及清末人物传记，亦并非取资于常见的文献，自更有参考价值。

《清史稿》于1928年刊印，次年发行，引起社会的关注。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曾上书南京国民政府，列举此书存在“反革命、反民国、藐视先烈、体例不合、简陋错误等共十有九项”问题，建议查禁。但也有不赞成查禁之举，认为：“《清史稿》为大宗之史料，故为治清代掌故者所甚重。即将来有纠正重作之《清史》，于此不满人意之旧稿，仍为史学家所必保存，供百世之讨论。”[121]1976—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清史稿》标点本，原先作为《时宪志》附录的“八线对数表”凡七卷，因其只是普通数学工具书，不再附录，故全书为五百二十九卷。《清史稿》乃得以在更大的范围流传，所谓“供百世之讨论”，当然也就具备了更好的阅读条件。

关于“二十六史”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二十四史”的研究，因有久远的历史而积累了丰富的著作。其中，又因“前四史”历来负有盛名而成书又都较早，有关它们的研究著作，自东汉以下，无代不有。可以这样说：要了解关于“二十四史”研究的历史及其代表性著作，其困难的程度，恐怕要在阅读“二十四史”本文之上。这里，只就注释、版本、考订、补作等几个方面，举其荦荦大者略作说明。

（一）注释与版本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新唐书》《新五代史》等，都是有注本的，有的注本今已不存。其中，《汉书》注出现最早，注家也最多，历史上的“《汉书》学”，跟注释《汉书》有很大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注史之风的兴盛，产生了不少有影响的史注，对后来历史文献学的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史注的价值，至少有两点是十分重要的，一是有助于读史，二是反映注家的学术旨趣，以至于反映注家所处时代的学术思想和认识水平。有的史注，甚至成为史书不可分割的部分。

《史记》较早的注是东晋徐广（352—425年）所做的《史记音义》十三卷，“具列异同，兼述训解”。其后，南朝宋人裴骃作《史记集解》八十卷，此书“以徐为本”，“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以为注[122]。南朝齐人邹诞生作《史记音义》三卷，“音则微殊，义乃更略”。唐贞观年间，刘伯庄又作《史记音义》二十卷，“比于徐、邹，音则具矣”。唐玄宗时司马贞在诸家旧注的基础上，“探求异闻，采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作《史记索隐》三十卷[123]。司马贞还为每一篇《史记》正文都写了“述赞”，概括本篇主要内容，没有突出的历史见识，价值要在注文之下。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张守节撰成《史记正义》三十卷，他在序文中说，他对于经书、诸子、地理书、字书“锐心观采”，“评《史》《汉》诠众训释而作《正义》，郡国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窃探其美，索理允惬，次旧书之旨，兼音解注，引致旁通”。据《新唐书·艺文志二》正史类著录，唐人的《史记》注还有：许子儒注《史记》一百三十卷、《史记音》三卷，王元感、徐坚、李镇各注《史记》一百三十卷，刘伯庄《史记地名》二十卷。大致说来，至唐玄宗开元年间，《史记》之注达到了一个**。在这些《史记》注中，裴骃的《史记集解》重在采集众说，司马贞的《史记索隐》着力于解说异闻、典故，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尤长于地理，是各具特色而影响较大的三家注。北宋时刊刻《史记》，把三家注散列在正文之下，合为一编，成为最有影响的《史记》注本。1959年出版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又把散列于正文之下的三家注移到每段之后，使正文和注文眉目更加清晰，便于阅读。

《晋书》撰成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到了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有高希峤作《晋书注》一百三十卷；又有何超作《晋书音义》三卷[134]。前者已佚；后者今存，卷上为纪、志部分，卷中为传上，卷下为传下、载记。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晋书》，将《晋书音义》附于书后，既便于阅读《晋书》时参考，又可窥《音义》原貌。清人吴仕鉴、刘承幹所作《晋书斠注》一百三十卷，征引资料丰富，注例清晰，足资参考。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以及他与宋祁等所撰《新唐书》，在宋代都有人为之作注。李绘的《补注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已佚。徐无党（？—1086年）的《新五代史注》[135]七十四卷，重在阐明原书义例。清人彭元瑞（1731—1803年）在徐注的基础上作《新五代史补注》[136]七十四卷，以《旧五代史》《五代会要》《册府元龟》等及宋人文集凡二百余种为依据，以注《新五代史》。因有徐注在先，故称“补注”，注稿大部为其门人刘凤诰所完成，有嘉庆十六年（1811年）刊本。《晋书斠注》和《新五代史补注》都是仿《三国志》裴注体而作，但它们在文献价值上则远不如后者重要。

二十六史的流传和版本，除《明史》《新元史》《清史稿》成书于清代和民国年间，时代未远，清晰了然，其他各史都有复杂、纷繁的历史。如上文讲到，今天我们见到的《旧五代史》，是清代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并以《册府元龟》等书所存佚文作补充而“复原”的，便是突出的一例。又如李延寿《南史》《北史》行世后，流传之广超过“八书”，后者乃出现散佚、残缺的情况，其中以《魏书》《北齐书》最为突出。北宋校刻时，《魏书》全阙二十六卷、史文不全者三卷；《北齐书》只剩下原文十七卷，阙三十三卷。所缺部分，人们反以《北史》等书及唐人史钞、史目补缺、编次，用以“复原”。从这两个例子，可以大致看到二十六史中许多史书在流传过程中其抄本、刻本的复杂情况。而对每一部书的流传及其不同本子的了解、比较和研究，非专门之学不能尽其详，当非夸大之辞。在这方面，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点校本和《清史稿》标点本，在其“出版说明”中都有简明的叙述，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大致说来，所谓“版本”问题，是北宋雕版印书盛行之后才产生的。宋人尊十七史，但宋刻十七史各种刊本因年代久远已不齐全，且残缺颇多，而幸存的都是极珍贵的善本了。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年）也刊刻了历代正史，各路所用版式并不一致，幸存者也是弥足珍贵的善本了。明代尊二十一史，且南北二京的国子监都有刻本行世，是为“南监本”“北监本”二十一史，它们流传比较广泛。清皇朝在武英殿设置刻印书籍的机构，乾隆年间“钦定”的“二十四史”即于武英殿刊印，是为“殿本”“二十四史”，代表了官方刻书的质量，成为清代最有影响的版本。清末，金陵、淮南、浙江、江苏、湖北五个书局刻印的《二十四史》，是清代第二个《二十四史》版本，称作“局本”。20世纪以来，又有两种有影响的《二十四史》版本问世。一是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一是中华书局的点校本。百衲本“二十四史”是精选历代善本配补、汇合而成，使读者得以一览诸家善本的风采，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点校本“二十四史”是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一项宏伟工程，它集中了一大批学术造诣很高的史学工作者，从1959年起至1978年止，历时二十年而成。它有几个突出的优点。第一，在底本的选择上，它借鉴了百衲本的成果而又有广阔的视野，以尽可能做到准确、完善为追求的目标。第二，博采诸本之长为之校勘，务使择善而从，从而纠正了旧本中存在的讹误、脱漏、衍文、倒置等许多错误。第三，除《史记》外各史都附有详细的、校勘记，说明了新本的种种根据，也反映了古人和近人在注释、考订方面的许多成果。第四，它的各史的“出版说明”概述了本书撰写过程、流传情况、版本种类和有关的研究著作，以及新本之所由来，使读者得以大致了解本书的历史。第五，它对旧本作了分段、标点，在表现形式上面貌一新，便利了阅读和使用。要之，点校本这些长处，使它成为目前“二十四史”中的最佳版本，为中外广大读者和史学工作者所欢迎。

（二）考订与补作

自从三国蜀人谯周（约201—270年）撰《古史考》，依据古代典籍纠正《史记》的错误，历代学者都有关于正史之考订的论著。其中颇多名篇名著，如刘知幾《史通·汉书五行志错误》，宋刘敞、刘攽、刘世奉《三刘汉书标注》，吴缜《新唐书纠谬》《五代史记纂误》，以及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等。此类著作，在明清时期愈来愈多，难以枚举。《新元史》行世后，1937年陈叔陶发表《新元史本证》一文，胪列其自相矛盾者数百处。关于《清史稿》订误的工作，近年亦为清史研究者所重视。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之一《战国纵横家书》，其中有十六章不见于《战国策》和《史记》，它丰富了《战国策》的内容，也对订正和补充《史记》所记战国有关史事有一定的价值。1985年，周一良教授出版了《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分别就《三国志》《晋书》和“八书”“二史”等十二部正史提出了许多考订及议论方面的见解，凡三百四十余事。这些事实表明，关于对二十六史的考订，依然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学术工作。

在众多的考订著作中，清代乾嘉时期的王鸣盛（1722—1797年）的《十七史商榷》、赵翼（1727—1814年）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1728—1804年）的《廿二史考异》，是三部考订历代正史的专门著作，有很高的史学成就和广泛的学术影响。这三位作者是“乾嘉学派”历史考证的代表人物，他们考史的宗旨，可以用钱大昕说的一段话来概括：“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137]。

《十七史商榷》一百卷，撰成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作者在序中写道：“十七史者，上起《史记》，下讫《五代史》，宋时尝汇而刻之者也。商榷者，商度而扬榷之也。海虞毛晋汲古阁所刻行世已久，而从未有全校之一周者。予为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取其中典制、事迹，铨解蒙滞，审核舛驳，以成是书，故名曰商榷也。”这是阐明了本书考订的范围和方法。序文还说：“作史者之所纪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本书所“商榷”的，除“十七史”外还包括《旧唐书》和《旧五代史》，实为十九史。它在考证上的成就，一是关于史书文字的考订，一是关于历史事实的考订。在历史事实的考订上，以典制和事迹为重点，其中又以典制为主，而尤精于地理和职官的考证。如卷十八至卷二十一，以四卷的篇帙讨论《汉书》所记地理问题，卷七十八至卷八十一，以四卷的篇帙讨论唐代的地理与官制，都有精到的见解。王鸣盛在序中表明他不赞成议论、褒贬这些“虚文”，只求“得其实”。实际上他对史事和史学却也有不少评论，而于史学方面的评论更能反映出他的学术见解。他在不少地方推崇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四史；对魏收《魏书》被称为“秽史”持不同看法，认为“魏收手笔虽不高，亦未见必出诸史之下”（卷六五）；认为《新唐书》帝纪“太简”（卷七〇），而吴缜《新唐书纠谬》“其指摘却亦有精当处”（卷六九），这都是很有见地的。他对《南史》《北史》有十分激烈的批评，甚至认为李延寿是“信手涂抹”的“妄人”（卷六六、六八），这显然是言过其“实”了。王鸣盛的议论比之于赵翼，要显得逊色。

《廿二史考异》一百卷，定稿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它所考诸史包括：《史记》五卷，《汉书》四卷，《后汉书》三卷，《续汉书》二卷，《三国志》三卷，《晋书》五卷，《宋书》二卷，《南齐书》《梁书》《陈书》各一卷，《魏书》三卷，《北齐书》《周书》各一卷，《隋书》二卷，《南史》《北史》各三卷，《唐书》十六卷，《旧唐书》四卷，《五代史》六卷，《宋史》十六卷，《辽史》一卷，《金史》二卷，《元史》十五卷。其中，不包括《旧五代史》和《明史》。目录和正文，都将《后汉书》和《续汉书》单独成卷，故有二十三史之数，实则仍是二十二史。其中，作者以对《唐书》（《新唐书》）、《宋史》《元史》用力最多。作者自序说：“二十二家之书，文字烦多，义例纷纠，舆地则今昔异名，侨置殊所；职官则沿革迭代，冗要逐时，欲其条理贯串，了如指掌，良非易事。以予佇劣，敢云有得？但涉猎既久，启悟遂多。”从这些话里，可见《考异》重在文字、义例和地理、职官沿革等方面。《考异》的撰写形式，首先是开列所考史书的篇名，其次抄出所考之事的史文，最后是写出订正文字。其考订文字，少者仅数字，多者可达一千余字。它的突出成就，在于一一考订了诸史的志、表。全书一百卷，有三分之一是关于志、表的考订。其中，《唐书》《宋史》各占七卷，《元史》占五卷。关于《魏书》的考订凡三卷，有二卷是考订它的诸志。作者关于各史的天文、律历、地理、职官、艺文等志的考订，用力尤多，价值也最高，是《十七史商榷》《廿二史札记》所不及的。书中的《元史考异》部分，对后来蒙元史的研究有很大影响。阮元论钱大昕学术有“九难”，第四至第八是：“先生于正史杂史，无不寻讨，订千年未正之讹，此人所难能四也。先生精通天算，《三统》上下，无不推而明之，此人所难能五也。先生校正地志，于天下古今沿革分合，无不考而明之，此人所难能六也。先生于六书音韵，观其会通，得古人声音文字之本，此人所难能七也。先生于金石，无不编录，于官制史事，考核尤精，此人所难能八也。”[139]这些，都贯穿于《考异》之中。

当“二十四史”这一皇皇巨制呈现在学者们面前的时候，人们惊叹之余，也会产生一种缺憾。这是因为“二十四史”虽然都是纪传体史书，但其中兼具纪、表、志、传的只是一部分，另一部分则只有纪、志、传，有的则只有纪、传，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后史表、志的立目往往异于前史，或前史有而后史无，或后史有而前史无。这两种情况都有碍于“二十四史”所记史事的贯通，尤其有碍于对历代典制的贯通。南朝史家江淹说：“修史之难，无出于志。”“二十四史”留给后人的这个“缺憾”，证明江淹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为“二十四史”补作所缺表、志，就成了清代以来史学家们的一个重要的学术工作。清人补作热忱之高，撰述成果之丰，实在是空前的，其影响所及直至近代。20世纪30年代，“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汇集清人及近人之补作，兼及对表、志校正、考订之作，凡二百四十余种（旧刊本约一百八十种，稿本约六十种），编为《二十五史补编》，于1936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因意在与“二十五史”相辅而行，故称“补编”。全书大致按补作、校正、考订之史编次：《史记》部分八种，《汉书》部分二十八种，《后汉书》部分二十七种，《三国志》部分二十种，《晋书》部分四十五种，《宋书》部分九种，《南齐书》部分四种，《梁书》部分三种，《隋书》部分三种，《魏书》部分十二种，《北齐书》部分三种，《周书》部分三种，《隋书》部分七种，《南、北史》部分七种，两《唐书》部分十四种，两《五代史》部分十六种，《宋史》部分七种，《辽史》部分九种，《金史》部分六种，元史部分五种，宋、辽、金、元四史部分三种，《明史》部分六种。不论是补作、校正、考订，都有不少很有价值的撰述，如孙星衍撰《史记天官书补目》、梁玉绳撰《汉书古今人表考》、钱文子撰《补汉兵志》、钱大昭撰《后汉书补表》、章宗源撰《隋书经籍志考证》、姚振宗撰《隋书经籍志考证》、汪士铎撰《南北史补志》、吴廷燮撰《唐方镇年表》、缪荃孙撰《辽艺文志》、钱大昕撰《元史氏族表》《补元史艺文志》、吴廷燮撰《明督抚年表》、万斯同撰《历代史表》等，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顾颉刚先生为本书写了序，他在序文结尾处特别强调了“二十五史”与《补编》对于撰写新的中国通史的重要。他写道：“我们倘有志于是，必将对于“二十五史”与此《补编》思所以尽量使用之术，且汰之存之，使无一字之虚滥，而于向日被屏于历史范围以外之材料及地下新发得之材料则以新方法比次之，新眼光判断之，俾与旧有史书之汰存者融而为一。分途并进，锲而不舍，数十年后必可为中国史学放一异彩，通史之出现乃有期也。”由此可以看出他对于《补编》之价值的评价。他还提出，这样的工作不当以“二十五史”为限，认为《清史稿》中的《艺文》《邦交》《食货》等志，“在在皆可补订”。又说：“以今日去清之近，直接史料保存之多，采铜于山，固不容异世之学者强而任之耳。”这些话，都反映出了他的面向未来之史学的卓识。顾颉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又主持“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他是一位同“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以及关于《清史稿》的补订的设想有密切关系的史学大师，值得史学界永远纪念。近闻史学界同人有裒辑《续二十五史补编》的筹划，这是令人兴奋的消息，希望这个设想早日实现。

（三）中国历史事实之所荟萃

“二十四史”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被尊为“正史”，地位之高，自不待言。它们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为那个时代所需要。近代以来，人们对“二十四史”的价值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他在讲到“中国之旧史”时认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又说：“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于是，“二十四史”是皇帝“家谱”、是“相斫书”，一时成为很时髦的说法。可是，到了20年代，梁启超本人已不再坚持这种说法了。这种看法甚至也曾影响过鲁迅，不过鲁迅很快就放弃了它。他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四中写道：“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一类的话，便以为诚然。后来自己看起来，明白了：何尝如此。”他认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140]可见，鲁迅对“二十四史”有一种辩证的认识。这种认识，着眼于对历史本身的价值和历史发展前途的估量。1935年，顾颉刚在《二十五史补编》序中指出：“‘二十五史’为中国历史事实之所荟萃。”这是从史学的最基本的方面肯定了“二十五史”的历史价值。

诚然，在客观历史和历史撰述之间，还有史学家的作用，这主要是他们认识历史和表述历史的能力在反映历史面貌、历史进程方面的作用。由于时代的局限，史家（包括史官）的认识能力和历史观点不能不带着时代的特点和印记；由于社会环境（如政治环境、学术环境等）的影响，这也会在史家的历史撰述上产生这样那样的反映；由于史家个人的综合素养的不同，即使处于同一时代，他们的历史撰述也必然存在着种种差别。这是中国史学上的普遍现象，甚至可以认为是反映了史学发展若干规律的现象，“二十四史”及其作者固不能例外，就是产生于近代的《新元史》《清史稿》和它们的作者也是如此。对此，都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以恰当的说明，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史学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这些优良传统又反转过来促进了史学的发展。一般说来，历代正史的撰述也反映了史学发展中的这种辩证关系。中国史学遗产极为丰富，中国史学也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态，而从反映历史面貌和历史进程来看，历代正史乃是最基本的历史文献。它们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事实之所荟萃”，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两个原因，或说有两个方面的优良的史学传统是尤其值得重视的。第一，历代皇朝和众多史家都十分重视总结历史上的治乱盛衰的面貌及其变化，总结人们在历史活动中的得失成败及其缘由，认为这种对历史的总结总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尽管人们的出发点或直接动机不尽相同，但在要求写出历史上的治乱盛衰、得失成败的真相，不使其“湮落”，却是基本的共识。作为“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被后人称誉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41]。《史记》的成就以及人们对它的高度评价，对历代正史撰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春秋时期的史官董狐、南史、齐太史秉笔直书、“书法不隐”的精神，成为史家记事、撰述的楷模，历来备受推崇。尽管中国史学上存在着曲笔作史的现象，但曲笔总是受到抵制、唾弃和后人的修正。我们之所以知道曲笔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不断受到人们的揭露；而曲笔不断受到揭露，正反衬出秉笔直书精神的长久的生命力。《二十四史》中是存在着曲笔的，如过分夸大前朝的“失德”和本朝的“功业”，以堂皇的诏书、表文来描述皇朝更迭之际的尖锐的政治斗争，因时讳而隐去若干重大史事或曲解此类史事的真相等。这是毋庸讳言的。但是，从大量的或基本的记述来看，秉笔直书还是占着主导地位的，写出某个皇朝的基本事实仍是正史的主要方面。一个典型的实例是欧阳修以《春秋》褒贬之义撰述了《新五代史》和《新唐书》，时人吴缜对它们有激烈的批评，写了《新唐书纠谬》和《五代史记纂误》，所指摘的谬误也确有合理之处；即使如此，后者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前者所记述的唐史和五代史的基本面貌。再一个典型的实例是关于《魏书》的争论。从李百药、刘知幾、曾巩到章学诚、赵翼，都认定《魏书》是“秽史”；而李延寿则称赞魏收“追踪班、马”，王鸣盛认为《魏书》“未见必出诸史之下”，指出千载而下，诸家魏史尽亡而魏收之书“岿然独存”，说明它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142]总之，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理论分析和具体考察，有助于我们从理性上论定历代正史的价值，在指出它们的消极因素的同时，真正看到它们确是“中国历史事实之所荟萃”，是反映中国历史面貌的最重要的文献。

20世纪以来，曾经有《二十四史传目引得》《二十五史人名索引》一类的工具书的出版。尤其是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出齐后，又有《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和各史详细的人名索引的出版，极大地便利了广大读者和研究工作者对“二十四史”的使用。对这部浩繁的系列巨制所包含的内容进行细致的分析、提炼、分类、整合，用辞书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近年才开始的一件学术工作。最近，已有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史记辞典》（仓修良主编）行世，它是这家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五史”专书辞典的第一部。其优点在于它是专书性质的；从《汉书》以下，断代是其基本特征。

本书定名为《二十六史大辞典》，其优点是在分析的基础上面又具有综合的性质，贯通是它的主要特征。综合事件卷，内容包括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意识形态、科学技术，辞目则按年代顺序编定，以反映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及其进程。典章制度卷，亦按二十六史原来的体例，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制度和文化，辞目则略按产生先后、沿袭关系排列，大致可以反映从先秦至清末中国的制度文明和文化面貌。历史人物卷，囊括二十六史所记全部人物，辞目按史书记载先后为序，可以看作《汉书·古今人表》和唐人韩潭《统载》的新发展。中国史学上把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称为“三通”，它们各侧重于制度、史事、文献。这部辞典的三大部分，可以说是新“三通”，是史事、制度、人物的“通”。本书在表现形式上，如体例、释文、附录等方面，都有不少新的创造。它拥有多方位检索手段，这是它作为现代大型辞书的特点之一。

《二十六史大辞典》的出版，不仅有助于人们阅读、研究二十六史，有助于人们阅读、研究今人所撰述的各种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而且也有助于史学工作者对中国历史各个领域的研究。

[1]本文是作者1992年8月为《二十六史大辞典》撰写的导论。《二十六史大辞典》，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

[2]参见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杂史类》，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61页。

[3]王溥：《唐会要》卷七十六《贡举中·三传三史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655页。

[4]按：《后汉书》包括范晔《后汉书》纪、传和司马彪《续汉书》志。

[5]参见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百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674～7676页。

[6]参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九“缀言一·十七史”，黄曙辉点校，上海：上海书店，2005年，第931页。

[7]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五十六《选举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634页。

[8]脱脱等：《金史》卷五十一《选举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31～1132页。

[9]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监本二十一史》，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30页。

[10]脱脱等：《金史》卷十二《章宗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2页。

[11]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3页。

[12]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5页。

[13]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00页。

[14]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20页。

[15]参见程金造：《史记管窥·史记名称解》，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6～40页。

[16]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21页。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后论谓“讫于天汉”，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