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批评的社会意义（第2页）

这一段话是回答读史的方法，实则也包含着对各种史书之可接受性的先后次序的评论。所以当有人问到读《通鉴》与读正史的关系时，他明确回答说：“好且看正史，盖正史每一事关涉处多。只如高祖鸿门一事，本纪与张良、灌婴诸传互载，又却意思详尽，读之使人心地欢恰，便记得起。《通鉴》则一处说便休，直是无法，有记性人方看得。”又说：“《通鉴》难看，不如看《史记》《汉书》。《史记》《汉书》事多贯穿，纪里也有，传里也有，表里也有，志里也有。《通鉴》是逐年事，逐年过了，更无讨头处。”[15]朱熹讲读史方法，侃侃而谈，完全是从一个读者的身份来描述读史的感受；他的谈话对象，又并非治史之人，也是以一般读者的身份来请教问题。这里没有任何矫揉造作的地方，也就越发可以反映出朱熹在答问中所涉及的史学批评问题，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朱熹对纪传体史书的称赞，恰恰从它们的可接受性上说明了历代正史何以采用这种体裁的原因。这同刘知幾把《史记》的“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视为它的“短”处[16]，恰成相反的认识，这正表明刘知幾所论，有过分拘泥于史书体例的局限。由此可以进一步证明，史学批评绝不只是史学家的事情；而史学批评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参照社会的尺度。

王充、柳宗元、叶适等思想家在史学批评方面有很多见解，其见解的理论价值已不限于史学方面，而这些见解对思维历史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王充批评所谓“《尚书》二十九篇者，法北斗[四]七宿也”之说，批评所谓“《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之说等[17]，虽属批评之批评的范围，但对于廓清人们笼罩在这些史书上的神秘迷雾是很有意义的。王充批评《史记》说：“观《世表》，则契与后稷，黄帝之子孙也；读殷、周本纪，则玄鸟，大人之精气也。二者不可两传，而太史公兼纪不别。”以致“世人疑惑，不知所从”。但他还是认为司马迁“少臆中之说”[18]，肯定了《史记》的历史真实性的价值。柳宗元、叶适的见解，已多处论及，不再赘述。

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史学批评，从更高的认识层次上反映了史学批评的社会意义。

[1]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

[2]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彪列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86页。

[3]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67页。

[4]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二《李大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88页。

[5]荀悦：《汉纪》卷三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47页。

[6]司马光：《资治通鉴》序，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0页。

[7]权德舆：《唐丞相金紫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赠太傅岐国公杜公墓志铭》，见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百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136页。

[8]乾隆：《御制重刻通典序》，见杜佑《通典》附录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513页。

[9]脱脱等：《金史》卷七《世宗本纪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5页。

[10]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44页。

[11]《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12]参见《孟子》卷八《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13]《孟子》卷八《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14]黎靖德编：《朱子语录》卷十一《读书法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5～196页。

[15]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一《读书法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6页。

[16]刘知幾：《史通》卷二《二体》，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17]王充：《论衡·正说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27页。

[18]王充：《论衡·案书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