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书与曲笔（第2页）

史德、史才、史学、史识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几个主要范畴，也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几个主要标准。刘知幾在论才、学、识的相互关系时，虽然没有直接说到“史识”的具体内容，而是强调了这样一个思想：“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他是把“好是正直，善恶必书”看作史家见识的一种重要形式。就其本意来说，他讲的史识是包含了史家在“史德”方面的要求的，只是他没有明确地提出“史德”这一史学批评的理论范畴罢了。

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史德》篇，提出了“史德”这个理论范畴，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重要进展。章学诚论“史德”，着眼于对作史者之“心术”的探究，这就把史学上关于“直书”与“曲笔”之对立的认识推进到更深的层次。章学诚认为：

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13]

这里，章学诚提出了一个史学批评的新模式，即史识——史德——心术。这是章学诚在史学批评史上的新贡献。在他看来，不辨心术则无以论史德，不明史德则无以论史识：这是“文士之识”与史家之“识”的重要区别。换言之，只有辨心术，明史德，方可言史识。这是章学诚在史学批评理论上超出刘知幾的地方。

那么，“心术”是什么呢？《管子·七法》称：“实也、诚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谓之心术。”尹知章注谓：“凡此六者，皆自心术生也。”章学诚论心术，当是继承这样的古义。他指出：“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为事役也。”这是因为事有“得失是非”“盛衰消息”，史家往往由此而“气积”“情深”以为史文，却又常常忽略其中有“天”即指“事”，有“人”即指史家，不能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他进而强调说：“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只有“气平”“情正”，才能“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即不因史家主观的好恶而影响到充分反映客观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的道理。当然，要达到这样的境界是很不容易的，但严肃的史家应当以此为追求的目标。诚如章学诚所说：“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这样的认识，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可能避免在史学批评中苛求前人或他人的倾向。

章学诚还认为：心术之慎，在于史家的自我修养，即所谓“盖言心术贵于养也”。而这种自我修养，自然是以“气平”“情正”为目标；换言之，这是一个不断克服“气胜”“情偏”的过程。所以他强调说，要得心术之正，则“贵平日有所养也”。章学诚所讲的“养”，不是说史家完全脱离客观实际的一种内省的功夫，而是归结到“必通六艺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这一点上来。“六艺”，是指《诗经》有六义，即风、赋、比、兴、雅、颂。章学诚举例说：“史迁未敢谤主，读者之心自不平耳。”又说：《离骚》与《史记》，“皆深于《诗》者”。[14]

可见，章学诚对于“心术”的探究之积极成果，是提出了正确处理史学的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他在讲到“心术”贵于“平日有所养”时，没有从史学发展上做出新的理论概括，而把史家的自我修养归结到“通六艺比兴之旨”“深于《诗》”而“不背于名教”，表现出他在“心术”探究方面的局限性。

章学诚的这种局限性，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不是偶然的，“名教”观念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有深厚的根源和长久的影响，以致成为史学批评难以逾越的藩篱。刘知幾论“直书”与“曲笔”，显示出深刻的批判精神。他甚至批评孔子作《春秋》，也多有“未谕”和“虚美”之处：有“为贤者讳”者，有“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者，有“一褒一贬，时有弛张；或沿或革，曾无定体”者，有“真伪莫辨，是否相乱”者。这种敢于批评《春秋》的史家，在古代史学上是不多见的。但他同时又说：“臣子所书，君父是党，虽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15]“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16]这就是说，在“直书”（“正直”“直道”）与“名教”之间，“名教”是第一位的，故可不惜牺牲“正直”“直道”而保存名教。从刘知幾论“直书”，到章学诚辨“心术”，都不曾脱离为君亲隐讳的名教观念，这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局限，也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理论发展的障碍，这也是无可讳言的。

[1]《左传》宣公二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62～663页。

[2]《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99页。

[3]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72页。

[4]令狐德棻等：《周书》卷三十八《柳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681页。

[5]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06页。

[6]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

[7]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9页。

[8]刘知幾：《史通》卷七《曲笔》，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9]刘知幾：《史通》卷二十《忤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55、556页。

[10]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韩昌黎全集》外集卷二，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第487页。

[11]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十一《与韩愈论史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99页。

[12]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0页。

[13]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57～258页。

[14]以上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59～260页。

[15]刘知幾：《史通》卷十四《惑经》，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77页。

[16]刘知幾：《史通》卷七《曲笔》，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2～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