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第1页）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

导论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史学批评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史学理论的发展。从宏观上把握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的趋势，对于认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及其在史学理论上的意义，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先秦、秦汉时期，这是它的产生阶段；第二个阶段，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这是它的形成阶段；第三个阶段和第四个阶段，分别是宋元时期和明清（1840年以前）时期，这是它的发展阶段和终结阶段。

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产生：从史学意识到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

从春秋、战国之际到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逐步产生了。其标志是《春秋》《左传》和《史记》等书所反映出来的对于史学的认识。从《春秋》和《左传》来看，它们的作者已经有了明确的史学意识。从《史记》来看，它更是突出地反映了司马迁的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这可以看作古代史学理论产生阶段的主要特点。

《春秋》在史学意识上的突出反映，一是“属辞比事”，二是用例的思想。如《礼记·经解》所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比事”，是按年、时、月、日的顺序排比史事，是编年纪事的概括性说法。“属辞”，是指在表述史事时讲求遣词造句，注重文辞的锤炼。“属辞比事而不乱”，所谓“不乱”，除了编年纪事这种体裁之外，还包含了“属辞”中用例的思想。孔子修《春秋》，记242年的史事，在史事和时间的关系处理上，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1]，逐年编次。《春秋》以记鲁史为主，而包括周王朝及列国在这一时期的大事，这就要求汇集、编次同一段时间里发生在不同地区的史事。这是“比事”中对史事和空间之关系的处理。“比事”，还有一层含义，是对诸多史事比其大小、轻重而有所取舍、详略，以便用较少的文字表达出较多的历史情况和论断，这就是所谓“约其文辞而指博”。春秋时期，史事头绪纷繁，《春秋》的比事在对史事处理、史书编撰上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春秋》的“属辞”，首先是有一定的体例上的要求的。同是记战争，有伐、侵、入、战、围、救、取、执、溃、灭、败等不同的写法。同是记杀人，有杀、弑、尽杀、诱杀、歼等不同的写法。同是记人的死亡，有崩、薨、卒等不同的写法。《春秋》的“属辞”，还有缀辑文辞上的要求，即对于言辞、文采的重视。孔子重视言辞、文采的运用及其在社会实践中的效果，尤其重视对文辞的斟酌，认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2]司马迁说：“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3]这反映了孔子对历史撰述在文辞要求上的严肃态度。《左传》作者概括《春秋》在这方面的成就，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4]后来《左传》《史记》都继承、发展了《春秋》这方面的成就，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从流传下来的远古传说里，可以看出人们很早就有了历史意识。从历史意识的产生、发展到史学意识的产生，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年代。至迟在西周晚年和春秋时期，周王朝和许多诸侯国都已经有了国史，这是当时贵族社会历史意识的反映。不过这些国史后来都失传了，我们很难推断当时人们在史学意识方面的情况。到了春秋末年，孔子修《春秋》，显然已经有了明确的史学意识。这除了上文所说的以外，还有两点是很重要的。第一，孔子对于历史文献的认识。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5]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对于历史文献的重视，讲授前朝的制度，不能不以历史文献为根据，这无疑是史学上的一个基本原则。作为史学家和文献整理者，孔子的这个认识和他的学术实践，对后来史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第二，孔子对于历史撰述在思想上的要求。孟子这样说过：“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6]这里说的“义”，是褒贬之义，是对于史事的认识和评价。孔子以前，已有一些史官善于指陈历史形势，对历史趋势做出判论，显示出了相当深刻的历史见解。而从历史撰述上即从史学上明确提出“义”的要求，孔子是最早的，这对后来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可以认为，孔子是中国史学上第一位具有明确的史学意识的人。

《左传》的史学意识，一方面，表现在上文所引它对《春秋》文辞的称赞。另一方面，表现在它十分关注史官记事的态度。《左传》宣公二年，通过记载晋灵公被杀、大史董狐对此事的记述及其与赵盾的辩论，然后借孔子的话，称赞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突出了董狐坚持如实记事的原则。《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齐国崔杼派人杀死国君庄公之事后，写道：“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作者对于这一史事未做评论，但联系宣公二年所记，这是非常鲜明地在称颂齐国大史兄弟和南史氏不惜以死殉职的精神。所谓“董狐精神”“南、董之志”，成为中国史学上秉笔直书优良传统的先声和楷模，同《左传》的史学意识及有关的记载是密切相关的。

《左传》的史学意识在这两个方面的表现，表明中国古代史学此时已开始滋生史学批评的思想，孔子对董狐的评论，《左传》对《春秋》的评论和对史官恪守职责、秉笔直书精神的称道，说明古代史学批评从开始滋生之时起，便具有很高的境界。

比《左传》成书年代稍晚的《孟子》，在史学方面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见解。上文所引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以及“事”“文”“义”的说法，指出了政治形势和史书编写之间的联系，即涉及历史进程和史学发展的关系；指出了历史编纂所包含的事、文、义三个基本方面，并用孔子的话强调了“义”的重要。孟子关于历史进程和史学发展的关系的思想，包含着史学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的认识，即认为《诗》代表一个时代，这就是“王者之迹”；《春秋》代表另一个时代，这就是齐桓、晋文之世。他概括了史书应当包含事、文、义三个方面，而又不把它们做同等的看待，突出了“义”的地位，这实际上提出了对史学上的三个重要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他的这些见解，在中国史学上都是很重要的。孟子在史学方面的见解，还突出反映在他明确地提出了对关于史学的社会作用的认识。他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7]还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一段话，包含的思想很丰富，一是指出了史家撰史的社会环境；二是从“孔子惧，作《春秋》”，看出了史家撰史具有明确的社会目的；三是指出了史学的社会作用，即“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关于史学和社会关系的认识，在先秦时期的史学上是有代表性的，对以后也有深刻的影响。

先秦时期，从《春秋》和孔子言论，以及《左传》和孟子言论中，大致可以看到，人们的史学意识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丰富的内涵。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1）重视史书的结构和文辞；（2）重视史家对史事的评价；（3）推崇“书法不隐”的秉笔直书精神；（4）提出对史学发展同历史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5）关于对历史撰述的社会条件、社会目的和社会作用的认识；（6）提出了史学上的事、文、义三个范畴，等等。这些，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汉时期，古代史家的历史意识更进一步增强了。司马谈临终前同其子司马迁那一番激动人心的谈话，正是这种强烈的历史意识的生动写照。不仅如此，《史记》一书还洋溢着司马迁的一种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这是先秦时期的史著中所不曾有的、更高层次的史学意识。所谓史学发展意识，不仅仅涉及对有关史学的某些方面的认识，而且极为看重史学作为一项史学家们不应为之中断的、具有连续性的神圣事业。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一字千钧地写道：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8]

“小子何敢让焉”，这是把“绍明世”“继《春秋》”的工作同周公、孔子的事业联系起来，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在司马迁看来，“《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可见，所谓“继《春秋》”，确乎是神圣的事业。司马迁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可谓鲜明而又强烈。司马迁的这种史学发展意识产生了伟大的成果，即写出了《史记》（他自称为《太史公书》）。他说：《太史公书》，“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9]。这是他的史学发展意识在实践上的要求，即把继承前人成果同自己的“成一家之言”结合起来，作为努力的目标。从广泛的意义上看，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不仅仅是指《史记》说的，而且也是指“史家”说的。战国时期有诸子百家而“史记放绝”，司马迁要改变这种状况，他要使历史撰述成为一“家”。这在史学发展上，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

从孔子到司马迁，古代史家的史学意识不断滋生、发展，提出了许多史学理论上的重要问题，直至提出“成一家之言”的庄严目标。中国史学走完了它的童年时代并开始成熟起来，史学理论的产生是这一发展过程的重要标志。

二、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的提出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在司马迁、班固（后文简称为马、班）奠定的基础上，中国史学有了更大的发展。这时期的史学理论，已不限于提出来一些重要问题并进行新的探讨，还包含提出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这是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时期。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唐初政治家关于史学的言论、《晋书》卷八二有关史家的传记、《隋书·经籍志》史部诸序等，都是反映这个时期史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文献。尤其是刘知幾的《史通》，提出了系统的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论，标志着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里程碑。

《文心雕龙·史传》篇，是《史记·太史公自序》以后较早地评论史学的专篇。它认为史书具有使人们“居今识古”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的作用，它提出撰史的要求是：“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它认为在历史编纂上最难处理的是对史事的“总会”和“诠配”；并强调“述远”而不致“诬矫”，“记近”应杜绝“回邪”，以存信史为贵。《晋书》卷八二记载了陈寿等两晋时期十二个史家的传记，实际上是关于史家的类传。本卷后论说：“古之王者咸建史臣，昭法立训，莫近于此。若夫原始要终，纪情括性，其言微而显，其义皎而明，然后可以茵蔼缇油，作程遐世者也。”这不是评论一部史书或一个史家，而是从理论上说明“史臣”的政治作用和社会作用。这反映了唐初史家对“史臣”群体的历史地位的重视，也反映了他们对一个朝代的史家活动的历史的重视。这两点都表明：从历史活动来看，史家成为考察和撰述的对象之一，是史学在社会生活中日益为人们所重视的结果；从史学活动来看，对于“史家”群体的研究和评论，正是史学活动主体对自身历史的反省。《晋书》卷八二在这方面是一个开端，其赞语的最后一句话是：“咸被简册，共传遥祀。”这是既涉及历史又涉及史学、意味深长的一句话。《隋书·经籍志》史部在史学发展上有重大贡献。从史学理论来看，它的贡献在于以下几点。第一，它把史书分成十三个类别，从而对历史撰述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界说。这十三类的名称是：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第二，《隋志》的历史文献分类思想具有力图反映史书之时代特征的自觉意识，这在霸史、杂传、谱系等类尤为突出。第三，它对史官所应具备的知识和所承担的职责做了简明的概括，这就是：“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亹亹。”《隋志》还考察了各类史书的源流，并做了简要的评价，这在史学史上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唐初政治家和史学家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魏徵、令狐德棻、朱敬则等，关于史学有丰富的言论，也提出了一些理论上的认识。首先，唐高祖、唐太宗都十分重视史学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作用。唐高祖《修六代史诏》说：“司典序言，史官纪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讲到他自己阅读史籍的收获和认识，认为：“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指出，历代史书“莫不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10]。可以认为，“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跟当时的史学是有密切关系的。其次，重视对史官的严格挑选。朱敬则《请择史官表》说：“董狐、南史，岂知生于往代，而独无于此时，在乎求与不求，好与不好耳！”[11]根据他的提议，唐高宗在《简择史官诏》中指出：“修撰国史，义在典实。自非操履贞白，业量该通，谠正有闻，方堪此任。”[12]这是对史官的德行、学识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后来有“史德”的说法，其实这里讲的“操履贞白”“谠正有闻”就包含了对“史德”的要求。这些认识，在政治上和史学上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推动史学理论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意义。

这个时期，史学家在史学理论上提出的问题还有三点。（1）关于史书体例的认识。杜预的《春秋左氏传序》，对史书体例思想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2）关于历史评论的认识。范晔提出了“精意深旨”“笔势纵放”的要求，并认为史论可以起到“正一代得失”的作用。（3）批评意识进一步加强，提出了一些史学批评原则。《文心雕龙·史传》篇提出了“详实”“准当”“激抗难征”“疏阔寡要”“文质辨洽”“审正得序”“约举为能”等，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唐太宗《修晋书诏》批评诸家晋史“才非良史，事亏实录”或“烦而寡要”，或“滋味同于画饼”，或“其文既野，其事罕传”等。颜师古《汉书叙例》对“近代注史，竞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等弊端，也多有批评，主张注史“翼赞旧书，一遵轨辙，闭绝歧路”的原则。

这时期，反映在史学方法上主要有三种方法。（1）比较的方法。如张辅、范晔之论司马迁、班固优劣。[13]（2）连类列举的方法。袁宏《后汉纪序》说：“言行趣舍，各以类书。”这种方法扩大了编年体史书的容量，在历史编纂方法论上是有意义的。（3）考异的方法。裴松之注《三国志》，“务在周悉”，但并非盲目以“博”为目的。他注意到区别补缺、存异、惩妄、论辩等不同情况，较早提出了考异的方法论。[14]

以上这些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新进展，为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的提出准备了条件。刘知幾《史通》一书是我国古代史学中第一部以史学作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的理论著作，这部史学理论著作贯穿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应当被看作一部史学批评著作。《史通》原为五十二篇，佚三篇，今存四十九篇，凡二十卷。前十卷为内篇，是全书的主要部分，着重阐述了有关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辑、表述要求和撰史原则，以及史学功用等，其中以评论纪传体史书的各种体例居多。后十卷为外篇，论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杂评史家、史著得失，并略申作者对历史的见解。刘知幾撰《史通》的旨趣，是“商榷史篇”，“辨其指归”，又“多讥往哲，喜述前非”。[15]他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五点。

第一，关于史书内容的范围。《书事》篇引用荀悦“立典有五志”的论点，即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以此作为史书内容的范围；又引用干宝对于“五志”的阐释，即体国经野之言、用兵征伐之权、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文诰专对之辞、才力技艺殊异等。刘知幾认为：“采二家之所议，征五志之所取，盖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同时，他又认为，要使书事没有“遗恨”，还必须增加“三科”，即叙沿革、明罪恶、旌怪异。“五志”加上“三科”，“则史氏所载，庶几无阙”，这里所说的史书内容范围的问题，实质上已触及史家主观意识如何更全面地反映客观历史的问题了。

第二，关于撰史原则。《采撰》篇一方面主张要慎于对待“史文有阙”的问题，一方面也强调“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刘知幾肯定魏晋南北朝以来史籍繁富，皆“寸有所长，实广见闻”，但也产生了“苟出异端，虚益新事”的弊病。他告诫人们：“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杂述》篇还说：“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慎于采撰，根本的问题是要辨别什么是历史事实，这是刘知幾论撰史原则的核心。

第三，关于史书的体裁、体例。《史通》因精辟地论述史书体裁、体例而享有盛誉。《序例》篇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这指出史书体例本是史家反映历史见解的一种形式。刘知幾推崇《春秋》《左传》、范晔《后汉书》、萧子显《南齐书》的体例思想；而他的新贡献是提出了“诸史之作，不恒厥体”的理论，并通过《六家》《二体》《杂述》等篇，对史书体裁做了总体上的把握，论述了纪传体史书的各种体例。

第四，关于史书的文字表述。《叙事》篇较早地从审美意识提出了这个问题：“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他认为“简要”是“美”与“工”的基本要求，主张“用晦”，并指出：“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他还提出史书文字表述应采用“当世口语”，“从实而书”，以不失“天然”。同时，他也反对“虚加练饰，轻事雕彩”“体兼赋颂，词类俳优”的文风，反对“文非文，史非史”的文字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