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1（第2页）

以上所举天人关系、历史借鉴两个领域，粗略地梳理了它们的思想历程和理论形态，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传统和特点，而对历史理论的其他领域，亦可作如是观。

三、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史学理论

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史学理论，大致是指自先秦至清末中国历史上人们关于史学（作为一种知识、一门学问的史学）发展中产生的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与撰述，它主要包含史学功用、史家修养、史学方法、史学批评等领域，而每一领域又由诸多问题构成，有广泛的涵盖面。其中，史学功用问题，是古往今来人们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至今仍有其突出的现实意义；史家修养，反映了中国史家在这方面所积累的思想、道德遗产，对今天的史学工作者的修养和学风建设多有借鉴之处；史学方法，反映了中国史学的特点；史学批评，是推动史学发展的动力之一，也是联系史学与社会的桥梁之一，而关于批评之标准与方法则反映了中国史家的气度、见识与风采。

这里，仅举史学功用和史家修养两个领域略做概说。

先就史学功用来说。这是关系人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研究历史进而重视史学的根本问题。人们从重视历史到重视史学，有一个发展过程。西周初年周公说的“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这是对历史的重视。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申叔时说的“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29]，这是对史书（春秋为当时国史的通称）的重视。至于战国时期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30]，这是进一步讲到史学的社会功用了。上文所论历史借鉴思想，本质就是史学的社会功用，而且是重要的社会功用之一。秦汉以下，人们关于史学功用的认识和论述日渐丰富，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

如司马迁认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31]通过史书认识历史，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作为自身行事的参考，这是司马迁对史学功用的认识，也是中国史学上较早提出如此明确的史学功用的理念。司马迁所撰《史记》的内容包含“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32]的各方面史事及各阶层人物；他著史的方法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其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目的是“述往事，思来者”[33]。司马迁的这一史学体系，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了重大的、深远的影响。

又如唐代史学家杜佑著《通典》二百卷，其撰述宗旨和撰述目的十分明确，即“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34]。“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群言”是指前人对制度的评论，“将施有政”是表明以此书作为自己和后人从政的参考。史学的经世致用宗旨，在这几句话里表明得极为清晰，同时显示出史与论的密切结合。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通典》九门内容在编纂上的逻辑结构，反映出了作者对国家职能和当时社会结构的深刻认识[35]，即对于食货、选举、职官、礼、兵、刑、州郡、边防在编次上的合理处置。杜佑《通典》的史学体系，在中国古代典制体史书中成为典范。杜佑在《通典》中撰写的史论，有序、论及“说曰”“议曰”“评曰”[36]的多种形式并综合运用于不同含义，在中国史论发展史上，亦属首创。

再如宋代史学家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宗旨和目的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37]突出“国家盛衰”“生民休戚”这两件根本性质的人事，反映了史学家的宏大气度和忧患意识。这一编年体史书体系经后人不断研究，形成了一门“《通鉴》学”，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再如清人龚自珍作为文章家、诗人和史论家，并未形成自己的史学体系，但是他关于史学功用问题提出了两个涉及史学本质的论点，却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一是“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38]，“道”是道理，亦是原则；史对道是如此重要。二是“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39]。忧患意识是上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下至个人都应当具备的品质，而“良史之忧”极具历史感同时代感相结合的启迪意义。龚自珍论史学的功用是对史学本质的高度概括。

以上是从几部有代表性的史著及史家言论中，来反映其史学功用的理论体系的。当然，我们同样也可以从史学与畜德、史学与彰往察来、史学与惩恶劝善、史学与资治、史学与经世、史学与明道、史学与历史的关系等不同的专题，来梳理和阐述史学功用的理论体系。

再就史家修养来说。随着史学的发展，史学家对自身的要求也随之提高，而社会对史学重视的程度也不断提高。这几个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史家修养走向更加自觉的精神境界，从而不断丰富着这方面的认识和理论。

先秦时期，孔子称赞晋国史官董狐“书法不隐”[40]，被后人称为“董狐精神”，可视为较早的关于史家修养的记载。孟子称说孔子重视“义”[41]，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孔子修《春秋》时的修养，即讲求对史事的判断。司马迁著《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撰述目标，创造出纪传体通史巨著，反映了他对认识历史有很高的追求，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他在史学上的修养。其后，班固著《汉书》“旁贯《五经》，上下恰通”，范晔著《后汉书》以史论见长，陈寿以总揽全局的见识和“善叙事”著《三国志》，李延寿“追终先志成一统”撰《南史》《北史》等，都可以视为这些史家在自身修养方面的优点和特点。

在李延寿之后，盛唐时期史学家刘知幾著《史通》一书，对以往史家、史书、史学活动进行了总结性的批评，从而提出完整的、有一定体系的史家修养的理论。如果说他的“史才三长”论即史才、史学、史识是史家修养的总的原则，那么他的《史通》一书就是史家修养之优劣高下在具体撰述上的表现。刘知幾的史家修养论和史学批评论不仅在中国史学上闪耀着理论的光芒，就是在当时世界史学上也是无与伦比的。

宋人吴缜撰《新唐书纠谬》和《五代史纂误》，是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的名作。吴缜继承并发展了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提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应包含“事实”“褒贬”“文采”。三者之中，“事实”是基础，“事实”不确，谈不上作史，褒贬次之，文采又次之，三者兼具才是达到了“为史之要”[42]。这三个要素及其主次关系所构成的史家修养的理论体系，也可视为史学批评的理论体系，即使在当今，也还具有现实的生命力。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进一步丰富、发展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吴缜的批判精神和见解。他认为，在史才、史学、史识的基础上，应补充“史德”这一最重要的修养。他说的“史德”是指“著书者之心术也”。那么“心术”又是什么呢？章学诚明确指出：

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43]

这里说的“心术”，归根到底，是对“天”即客观历史事实的尊重及充分的表述，同时也是对“人”即主观好恶倾向的谨慎。因此，他主张“著书者”应当“气平”“情正”地对待著述工作。章学诚对历史撰述中主观与客观之关系的认识，在18世纪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确有鲜明的“超前”意识，即使运用他的这一观点来看待当今中外史学中的一些思潮，也是可以受到启发而有所借鉴的。章学诚肯定《新唐书纠谬》“用心精密，诚有功于研唐事者”[44]，也是从一个侧面说明史家修养的重要。

以上从史家修养的传统意义上，简要地讨论了关于史家修养的理论。而在这一理论领域，我们同样可以运用专题研究的方法，从直书、曲笔、书法、史法、史意、信史、良史等专题展开梳理和论述，亦可各见其丰富的思想、理论遗产。

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涉及的方面十分广泛，又因有其传承的优良传统而不断丰富和深入，显示出独特的理论形态和表述方式。当今中国史学要有更大的发展、更大的进步，不论在历史理论方面，还是在史学理论方面，都有必要分别做更加深入的研究，而中国古代史学在这两个方面都有丰富厚重的遗产，可供当今史学工作者有计划地传承创新，进而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理论体系和史学理论体系。

[1]原载《文史知识》2013年第8期。

[2]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88页。

[3]沈约：《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30～1831页。

[4]刘知幾：《史通》卷四《论赞》，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7页。

[5]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4页。

[6]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页。

[7]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5页。

[8]《左传·襄公十四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16页。

[9]《诗经·大雅·**》，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22页。

[10]《尚书·大诰》，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0页。

[11]《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49页。

[12]《尚书·君奭》，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