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当观大治乱得失（第2页）

王夫之认为，历史著作不因其繁而有价值，而应着重写出历史上人们“经世之大略”，使后人可以从中窥见其“得失之枢机”，即得失之关键所在，或以为法，或以为戒，不能如此，那么撰写历史有什么用呢！

王夫之针对《资治通鉴》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记光武征平原太守伏湛为尚书，让他充分发挥善于抚循百姓的作用，后为司直，行大司徒事，“车驾每出征伐，常留镇守”；又访求曾为密县令而善以教化治民深得民心的卓茂，擢其为太傅，封褒德侯[15]这两件事，而发表评论说：东汉初年，承王莽之弊，“民易动而难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光武处之也，不十年而天下晏然，此必有大用存焉。史不详其所以安辑而镇抚之者何若，则班固、荀悦徒为藻帨之文、而无意于天下之略也，后起者其何征焉？”[16]他认为，东汉初年大规模地、有效地安民的措施，是前面汉高祖、后面唐宋皇朝都不曾碰到过的大事业，是“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的主要根据。然而史家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经世之大略”语焉不详，那后起的人又怎能窥其“得失之枢机”呢！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在所记之事后也有一段评论，认为：“光武即位之初，群雄竞逐，四海鼎沸，彼摧坚陷敌之人，权略诡辩之士，方见重于世，而独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于草莱之中，置诸群公之首，宜其光复旧物，享祚久长，盖由知所先务而得其本原故也。”这里，给予汉光武很高的评价。但司马光、王夫之二人评论的角度是显然不同的：司马光是对这件事做历史的评价；王夫之是从这件事情中，提出了对历史撰述的更高的要求，他的评论是从史学批评方面提出来的。

历史撰述写“经世之大略”，也有多种表述方法。王夫之比较了小说、笔记和《资治通鉴》记唐宣宗事说：“小说载宣宗之政，琅琅乎其言之，皆治象也，温公亟取之登之于策，若有余美焉。自知治者观之，则皆亡国之符也。小昭而大聋，官欺而民敝，智攫而愚危，含怨不能言，而蹶兴不可制。……至是而唐立国之元气已尽，人垂死而六脉齐张，此其候矣。”[17]这种写法，同样可以使后人从中窥见“得失之枢机”。王夫之称道这种写法，因为在他看来，历史上的得与失，都是可以作为借鉴的：“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18]

历史的内容是多样的、丰富的，当然不限于“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更不仅仅局限于“治乱”；历史的教育作用是广泛的、细致的，亦不只是昭示“经世之大略”“得失之枢机”，王夫之对《资治通鉴》的内容和教育作用就有很深的认识。但是，这里提出的朱熹、孙甫、王夫之的有关论点，毕竟是历史撰述中的重要问题，同样也是史学批评中的重要问题。尽管不同时代的史学家和史学批评家，对所谓“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会产生不完全相同的认识，但对这类问题的重视，古今是有相通之处的，中外也是有相通之处的。像《贞观政要》《资治通鉴》这样的书，不仅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在辽、金、元时还分别被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广泛流传，就是今天，也还拥有众多的读者。而《第三帝国的兴亡》《大国的兴衰》等书，则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畅销书。这些，都可以证明，朱熹、孙甫、王夫之等所提出的问题，实为历史撰述和史学批评中的重大问题；现今的史学家、史学批评家，是可以从中得到教益的。

[1]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一《读书法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6页。

[2]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春秋·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60页。

[3]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春秋·纲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44页。

[4]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36页。

[5]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一《学五·读书法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7页。

[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历代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21页。

[7]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历代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34页。

[8]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春秋·纲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52～2153页。

[9]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四《历代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08～3209页。

[10]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8页。

[11]范祖禹：《唐鉴》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3页。

[12]孙甫：《唐史论断》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页。

[13]孙甫：《唐史论断》附录，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14]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第十条，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6～157页。

[15]参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四十，光武帝建武元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284～1285页。

[16]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7～158页。

[17]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47页。

[18]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