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史学学术史的撰述方式1（第1页）
论中国史学学术史的撰述方式[1]
学术史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部分，每一时代都有属于该时代的学术，并因此而推动新的学术史的出现。近年来，不论是关于“学术史写法”的讨论（《史学月刊》2011年第1期），还是关于“重写学术史”（《河北学刊》2013年第1期）的思考，都反映了由学术发展而推动学术史发展这一规律性现象。
1996年，张岂之先生出版了他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并在“序言”中提出了关于撰写专门领域学术史的一些见解。该书虽以“史学学术史”为研究对象，但亦可视为一部探索撰写史学学术史的著作，因而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前不久，读到赵轶峰教授《关于学术史的几个问题》一文，提出“学术史应分领域而为”的论点。这促使我再次思考张岂之先生“史学学术史”的撰述理念及撰述成果，进而唤起我撰写这篇小文的热情。同时，我也注意到《河北学刊》关于《重写学术史》栏目的“编者按”，传达了编者开放的思维、广阔的视野和接纳各方面言之有物的相关文章的真诚愿望，这是笔者撰写此文的又一个动因。
一、系统的史家传记与古代史学学术史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一些新的学术动向，其中之一是为史学家立传。较早出现的《晋阳学刊》编辑部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评传》，其中有些传主即是史学家。此后，系统的史学家专传接踵而至，有张舜徽主编的《中国史学家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陈清泉等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李侃主编的《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史学家系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戴逸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评传》（其中包括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顾颉刚、陈垣等史学家评传，北京出版社1999—2000年陆续出版），这些书在不同程度上做着为史学家立传的工作。
从中国史学发展来看，将重要的史家的传记按时代编次，并从思想、方法、主要成果及史学发展趋势等方面做出概括。这种有系统的、按时代先后编次的史学家集传，似应视为以史学家行事与撰述为主要内容的史学学术史。其长处在于：第一，对每一位传主，都把他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写出其生平与成就；第二，对于传主在学术上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撰写者的学术眼光和概括能力，即反映了后人对传主学术成就的评价。
从史学史上看，最早为史学家立传的当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写的《孔子世家》，因为孔子作《春秋》，开私人著史之先河，我们可以把《孔子世家》看作一篇史家传记。其后，班固在《汉书》中为司马迁立传，这都是很有影响的举动。唐代史学家重修《晋书》，在卷八十二为史家群体立传，也是史学上的一件大事。通观“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史学家有传者不绝于史。
由此可见，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为史家立传有着悠久的传统。这说明，史学家的工作是受到人们关注的，同时也为后人了解、研究一些重要史书和史学现象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如果把这些不同时期的学者撰写的史学家传记汇编成书，也可视为一部中国史学学术史。它的特点是，不仅传主所在时代的跨度很大，而且撰述者所在时代的跨度也很大，这给后人留下了极大的思考空间：如某某史家在其后不太久的时代，人们是怎样评价他的？甚至还可以追寻到某某史学家在上承下传的史学发展中的作用，等等。1984年，岳麓书社出版了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选辑的《中国古代史学家传记选注》一书，收录了自司马迁至清代徐松等五十四位史学家传记，就是这样的专书。张舜徽先生在此书《小引》中写道：“其欲参稽史家行事者，必有取于斯矣。”[2]这是深于学术史研究者的评论的。该书编者认为：“本书所选的五十四名，远不足以包括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不过，即使如此，对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同志们，还能提供一些方便和有用的资料。”[3]这些“有用的资料”是可以看作史学学术史的性质的。
从“史学学术史”的观点来看，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所撰《史通》一书中的《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六家》《二体》《杂述》《直书》《曲笔》等篇，是从制度、代表作和史书表现形式、撰述原则等综合因素构成的史学学术史的先驱之作。从《史通》的内容来看，它是一部“商榷史篇”、“区分类聚，编而作之”[4]之书，也是一部史学学术史著作。而《隋书·经籍志》史部之分类及其大序、小序，则可视为史学著作类别的区分及其思想旨趣的史学学术史论纲。值得注意的是，《隋书·经籍志》的作者认为，史官应是“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5]。这样的要求，无论是对于史官在史学学术史的地位，还是对于史官参与史学学术史的撰述，都是十分重要的。至于刘知幾所说的“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6]，表明史官制度和修史传统的存在，使史学学术史（包括其他领域的学术史）的撰写成为可能。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历史上的有关制度和前贤的有关思想，都值得我们去反复认真思考。
上述不同形式的史家传记有几个特点：一是古人居多；二是传文出自后人之手；三是学术评价没有传主的参与。但它们在中国史学学术史上的重要参考价值，却是后人所不应忽略的。
白寿彝先生在为《中国史学家评传》所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国优秀的史学家，重视社会理想。这对于历史工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学历史，可以得到许多文化知识，可以从历史中得到许多智慧，这都是学历史的很大好处。但更可贵的，还是史学家的社会理想、史学家对于历史前途的关注。《易传》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就是说从历史中可以得到许多知识，从中培养自己的品质、能力。《诗·大雅》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就是说总结经验，可以从中吸收经验教训。这都可见，在很古的时候我们的先民已经很重视历史知识的作用。《易传》又说“彰往而察来”。司马迁说：“述往事，思来者。”这就是学习历史不只是要知道过去的事情，而要从中观察未来，这就关系到史学家的理想了。[7]
从这样一个认识高度来看，以史学家集传为表现形式的史学学术史不仅可以使史学工作者受到教育，也可以使一般读者受到教育，其意义已经超越了学术史，因而具有更重要的价值。
二、构建近代史学学术史的一种模式
本文之所以要提出“史学学术史”的问题，是考虑到如果专史的学术史有了深入的研究，那么，综合的学术史研究向前推进的基础或许会更坚实一些。由此便自然地联系到张岂之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张岂之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了史学学术史同史学史的区别：
还要指出，史学学术史也不同于史学史，后者主要研究史观、史书体例以及史学功能等属于史学本身的演变发展历史；史学学术史研究的方面并不限于史学本身，而且包含有各种史学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的估量，以及史学与其他学术成果的关系，等等。
史学学术史除去必须对史学成果进行分析评估之外，它还包含有其他重要的方面，这就是渗透于各种史学成果之中的理论基础。其中不仅有史观，还有史学哲学、史学方法等等丰富内容[8]。
张岂之先生这篇序文提出的问题是怎样撰写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即辨析撰写中国近代史学史同撰写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的区别。依我的肤浅理解，这是强调了撰写学术史的难点所在。该书所论述的内容由四编构成：第一编，近代史学哲学；第二编，近代史学方法；第三编，近代史学学术成果——关于中外历史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第四编，近代史学学术成果——考古学。该书序文对上述四编作了简要说明。
这部《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给予我们明确的启示，史学学术史应当把史学哲学、史学方法、史学学术成果的价值估量以及史学成果与其他史学成果的关系等诸多方面都考虑到，并作系统的考察。该书在撰述上有两个突出的长处。第一，以近代为时间断限，但在论述上却向上回溯到古代，使古代与近代得以衔接。如第一编论述“近代史学哲学”，起首两章分别简要论述了“古代史学哲学的形成发展及其特色”“明清之际至鸦片战争前史学哲学的新发展与近代史学哲学的发轫”。又如，第二编在论述“近代史学方法”时，起首两章先后论述了“古代史学方法的内容与特点”“清前期史学方法的进步与近代史学方法的开端”。再如第三编在论述“近代史学学术成果：关于中外历史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时，首章简述了“古代史学研究的内容与成果”等。作为学术史来说，注意到“史”的连贯性，凸显出“史”的特点，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第二，它注意到对史学在某一方面的发展变化作历史的或逻辑的归纳。如第一编第五章在论述“新史学哲学的不同体系”时，分别讨论了“章太炎、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及其所反映的问题”“传统文化主体论与新史学哲学流派之一”“文化西化论与新史学哲学流派之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新史学哲学流派之三”等。又如，第二编第五章在论述“新史学方法论的三种体系”时，依次论述了“章太炎、梁启超对新史学方法的反思和回顾”“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一”“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二”“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三”等。这种历史的或逻辑的归纳，兼有反思、总结和前瞻的作用，极大地增强了著作的理论色彩。
《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依我的肤浅认识，它还存在着可以进一步提高的地方。第一，关于史学哲学和史学方法的论述，似应提炼出比较明确的概念体系，这样做一方面可使论述更为集中，另一方面也便于读者理解。第二，全书凡四编，独立撰写，自成体系，若能注意到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则更益于增强全书的整体性。如倘在第二编史学方法部分增写一章，简要论述史学哲学与史学方法的关系；在第四编论述考古学时增写一章，重点说明考古学成果怎样影响史学方法的进步以及考古学成果对提升中国历史研究水平的重要意义，这就使第二、三、四编之间有了更紧密的联系。上述两点，对于全面认识史学学术史的丰富内涵，或许是有所帮助的。
三、探索为史学家立言的学术史撰述路径
史学学术史是否还有其他表现形式，是否还可以探索新的路径？最近读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邹兆辰教授编著的两部著作，一部是《变革时代的学问人生——对话当代历史学家》[9]，另一部是《为了史学的繁荣——对话当代历史学家》[10]。这两部书的主要特点都是以“对话”的形式写成的，并且都是以“当代”人物为“对话”的对象，即作者是在“历史现场”同相关人物共同完成了这两部著作。这个特点决定了它们在表述形式上的鲜活性和在相关内容上有更大程度的真实性，这或许是关于史学学术史撰述的又一种表现形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书同上面所说的“古代史家传记”、《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有着明显的不同，它以为史学家立言为基本宗旨。中国古代士大夫讲立德、立功、立言，这两部“对话”著作以记言为主，而记言主要是记学术之言，记学术之言又是以记独到之言、创新之言为要。这是这两部书最有价值之处。
第一，在“对话”中，史学家用自己的语言，准确地表达了自身的学术特点。例如，关于古史分期问题，该书作者同何兹全先生有这样一番对话——
问：您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重点是放在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30年代您发表的文章都是讲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的，并且认为这个时期的社会性质是封建社会，是不是可以说您在30年代就提出了魏晋封建论的观点？
何：我是认为魏晋之际中国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不过现在我喜欢用汉魏之际封建论的提法。我这个认识确实是在30年代形成的。
1934—1936年，我发表了多篇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社会经济的文章，如《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三篇文章，两篇用了“中古”或“中古时代”的提法。当时的理解，中古就是封建社会。文章中多处说明中古就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就是封建社会。例如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的《引言》中我曾说：“中国历史的分期，至今尚无公认的定说。本篇所用中古时代是约指从三国到唐中叶即从3世纪到9世纪一时期而言。”“中古中国的社会是封建社会”。[11]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是一个讨论了数十年而无定论的问题，但其发展趋势已稍有显现。何兹全先生的见解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见解，他在“对话”中把自己的见解概括得十分清楚，因而十分重要。
第二，在“对话”中，因语境的融洽或心境的提升，史学家对自身学术思想做总结性的表述，成为对话最重要的学术价值之一。如当该书作者同何兹全先生谈及“史学思想方面的问题”时，何兹全先生引用他过去写的文字说道：
2000年，我在《中国专家学者辞典》入选者自撰辞条里对我大半生的史学思想曾经有过一个概述：在历史研究中，我的特点是：（一）能抓大问题。我研究的题目都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和反映时代面貌的大问题。（二）我继承了中国史学传统，重材料，重考证，重把问题本身考订清楚。我受有近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更受有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训练。我重视从宏观、微观看问题，从发展上看问题，从全面看问题，形成我宏观、微观并重，理论、材料并重的学术风格。如果要自我评估一下我的史学道路和成就，可以概括说：我欣赏在创始性、突破性和开拓新领域（如对佛教寺院经济的研究）方面有成就。[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