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1（第2页）

《资治通鉴》的价值，不止表现在对编年体史书的发展、内容的宏富和文采的优长等方面，尽管它在这几个方面都属于中国古代史学的上品。

《资治通鉴》的价值，更表现在它是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资治通鉴》取材于历代正史，但又远远不限于此。司马光述其著述经过，其中有一段话是：“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这说明司马光于史料的搜集、参考极其广泛而细致，既“穷竭所有”，又“校计毫厘”。南宋高似孙《史略》一书，列举《资治通鉴》引书二百二十八种，据清人统计则达三百二十二种之多，而其中许多书早已不存，赖《资治通鉴》有所征引而得以保存若干佚文。这说明它在历史资料的摄取的丰富性上，非一般史书可以比拟，故《四库全书总目》称其“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更重要的是，司马光对历史资料的采用极为谨慎，凡遇有歧义、抵牾的记载，都在经过认真比较、考订之后择善而从，并说明其所采择的根据，同时又保存异说，使后人得知其所以然。这些，主要集中在他“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而撰成的《考异》三十卷中。司马光的这种严谨的治史态度和治史方法，使《资治通鉴》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经得住历史的检验。诚如顾炎武所说：

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12]

顾炎武把《资治通鉴》视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这是对它的历史价值的极好的概括。

《资治通鉴》的价值，还在于它对当时和后世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补撰，改编，续作，注释，仿制，评论，诸家蜂起，蔚为大观。其重要者如：刘恕《通鉴外纪》、金履祥《通鉴前编》，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毕沅《续资治通鉴》，史炤《资治通鉴释文》、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清乾隆官修《通鉴辑览》，王夫之《读通鉴论》，等等。近代以来，关于《资治通鉴》及在其影响下所产生的各种著作的研究，已成专门之学，近人张须著有《通鉴学》一书，可窥一斑。1984年和1986年，分别是《资治通鉴》成书和司马光去世的900周年纪念。其间，我国史学界对司马光和《资治通鉴》的研究有了更为广泛、深入的开展。可见《资治通鉴》之影响到史学的发展，至今不衰。

《资治通鉴》一书，自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始撰，至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历时19年。其间，先为丛目，再作长编，最后删为定稿。司马光说他的精力“尽于此书”，可以想见撰述之艰难。《资治通鉴》之所以能有如此成就与价值除了司马光本人的种种因素以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的三位助手刘恕、范祖禹、刘攽。他们根据“丛目”的要求分别撰出反映各个时期史事的“长编”，为司马光最后删订成书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刘恕，范祖禹、刘攽皆极当时史才之妙选，都为《资治通鉴》的撰述倾注了心血。《资治通鉴》成为一部辉煌的巨著，是史学家集体智慧的结晶。

当然，《资治通鉴》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著作。如《四库全书总目》之列举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对其中“小有抵牾，亦必明注其故”者；[13]又如顾炎武亦曾指出《资治通鉴》之改动前史也偶有不妥之处；[14]再如明末清初严衍等所撰《资治通鉴补正》一书，以有关正史与《资治通鉴》所采者做比较，对其讹误，予以刊正；近人还有指出《资治通鉴》在纪年上的不够周全之处，[15]等等。这些，当然都是应当指出来的。但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资治通鉴》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两点。第一，《资治通鉴》同封建社会中绝大多数史书一样，它是以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和眼光来看待历史的，这固然是时代和阶级对它的作者的局限，不可苛求，但指出这一点仍然是必要的。第二，《资治通鉴》作为封建社会正宗史学的代表性著作，它在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的总的趋向上是倾向于保守的。不论是以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去跟司马迁相比，还是以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司马光去跟王安石相比，都是如此。这种保守的倾向，主要反映在《资治通鉴》的史论“臣光曰”中。如《资治通鉴》开篇所记的第一件事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事实上，是魏、赵、韩三家瓜分了晋国，史称三家分晋。在这个记载之下，司马光写下了本书的第一篇史论“臣光曰”，认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又说：“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他批驳那种“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的看法，“是大不然”，认为“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他进而提出对战国时期总的历史形势的看法，就是：“乌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司马光开宗明义即以纪纲、名分来规范历史，解释、评价历史，把历史演进、社会秩序一概归于“礼”，又把天子视为“礼”的执掌者等。在距离战国时期1000多年后，他还这样看待那时的历史变化和政治形势，实在是太保守了！这跟他盼前辈们如司马迁、杜佑、柳宗元等之以“势”与“理”来说明历史的进程相比，也相去太远了！对于《资治通鉴》所记的第一件史事和司马光所写的第一篇史论，胡三省在为其作注时，是一语道破了的。他认为：“《通鉴》始于此，其所以谨名分欤！”当然，《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也不乏精彩之笔，不无真知灼见，这要做具体分析，不应作绝对的看待。

最后，我想顺便提一下司马光所撰的另一部历史著作《稽古录》。这部只有20卷的编年体史书，部帙上约当《资治通鉴》的十五分之一，上起远古，下迄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其下限距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成书表进仅18年。曾有一些论者认为，《稽古录》是《资治通鉴》的缩写本，这是一种误解（司马光确有《资治通鉴》缩写本，即《资治通鉴举要历》80卷，因刊布未广，已佚）。从司马光的《进〈稽古录〉表》来看，此书由三个部分组成，其撰述顺序是：“三晋开国，迄于显德之末”，名曰《历年图》；“自六合为宋，接乎熙宁之始元”。各曰《百官表》，亦称《国朝百官公卿表大事记》；自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404年）而上，乃抄撮旧史而成。《稽古录》跟《资治通鉴》相比，除了部帙上的悬殊而外，还有两个不同之处。一是《稽古录》包含的上限和下限都超出了《资治通鉴》的范围，尤其是《百官表》这一部分，简述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至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百余年史事，反映了司马光对本朝史的一些看法，是《资治通鉴》所不能代替的。二是《稽古录》的史论即“臣光曰”，一般不是就一人一事而发，而是对某个皇朝历史之得失盛衰的总结，可与《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互为补充。因此，阅读《资治通鉴》，最好能以《稽古录》相对照、相比较。是书，近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各有点校本行世，足资参阅。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人，世称涑水先生。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晚年官至门下侍郎，进尚书左仆射。《宋史》本传称他“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惟不喜释、老”。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多为后世所诟病。其实，王安石变法的进取精神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历史经验的冷静思考，在本质上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对于《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著，今天的读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待它，弃其糟粕而取其精华，仍然可以获得丰富的历史智慧和可贵的现实教益。

[1]本文是作者为岳麓书社重印涵芬楼影宋本《资治通鉴》所撰写的序文，见岳麓书社重印涵芬楼影宋本《资治通鉴》，1990年5月出版。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文艺中·萧颖士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68页。

[3]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30页。

[4]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33～434页。

[5]司马光：《上〈资治通鉴〉表》，见《资治通鉴》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7页。

[6]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页。

[7]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四《历代》，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07页。

[8]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通鉴不载文人》，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85页。

[9]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56页。

[10]参见柴德赓：《〈资治通鉴〉介绍》，北京：求实出版社，1981年，第45页。

[1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二章《史家的四长》，《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7～28页。

[12]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83～1084页。

[1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史部·编年类》，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21页。

[14]参见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通鉴》，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77～1481页。

[15]参见柴德赓：《〈资治通鉴〉介绍》，北京：求实出版社，1981年，第2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