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步履（第2页）

《春秋》以鲁国纪年记春秋时期大事，上起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下迄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481年）。今传《春秋》止于哀公十六年，末二年为后人所补，非孔子《春秋》原文。《春秋》记事，具有严格的编年史的要求，即按年、时、月、日顺序记事，全书包含242年，每年都有史事记载。这样规范的编年体史书，是中国史学上前所未有的。《春秋》所记内容，主要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活动，以及一些自然现象。书中还涉及各族关系，包含许多民族历史的思想。《礼记·经解》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是指出了《春秋》在编撰体例和表述要求上的特点。属辞，是遣词造句，缀辑文辞；比事，是排比史事。它们都以严格的义例思想为指导，对后来史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春秋》在撰述思想上的核心是尊“王道”、重“人事”。尊王道，就是遵守周礼及周礼所规定的等级秩序，反映了孔子思想还不能完全适应当时社会的变化。重人事，就是着重记载了春秋时期政治上的得失成败，没有《雅》《颂》中神灵气氛，也没有国史中怪异现象，这同孔子“不语怪，力，乱，神”[14]的思想是一致的。《春秋》是最早摆脱天、神羁绊的史书，这是它在历史思想上的进步的方面。从孟子、司马迁以下，历代思想家、史学家都十分强调《春秋》的社会作用：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说明它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的影响之大。

《春秋》作为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它的出现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孔子在“学在官府”的历史条件下，开创私人讲学之风，同时开创私人撰史之风，也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三、私人历史撰述的发展

在孔子修《春秋》之后，战国时期，私人历史撰述有了大的发展，出现了多种形式的撰述。其中，有解释《春秋》的作品，有关于春秋时期历史的著作和文献汇编，有关于战国时事的辑录，还有萌芽形态的通史性质的撰述，这是先秦时代历史著作发展的时期。尽管在“百家争鸣”中史学还不能成为一“家”，但诸子百家的历史观点的展开及其在社会实践与思想论辩中的运用，反映出史学的社会作用已在更大的范围内被人们认识，人们的历史知识对于推动社会的进步有重要的意义。

《左传》和《国语》是战国早期的私人撰述，是记述春秋时期史事最重要的两部史书。《左传》是编年体史书，采用鲁国纪年，记事的上限与《春秋》相同，下限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周贞定王元年，公元前468年）。它记事比《春秋》详赡，比《国语》连贯，写出了这个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陪臣执国命的历史趋势。《左传》扩大了编年体的容量，在写战争、辞令方面显示出很高的表述上的成就。它写民族交往和民族组合的进程，在先秦史书中也是最丰富和最具有特色的。《国语》二十一卷，是分国记言的文献汇编，按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编次。所记以政治言论为主，故富于政治见解和历史见解而独具特色。《左传》和《国语》在历史思想上发展了《春秋》重人事的进步思想，但又不像《春秋》那样拘守周礼，而是重视人事的发展和历史人物对社会变动的认识。这个时期还出现了解释《春秋》的书，流传至今的有《公羊传》《穀梁传》，它们在保存史料、阐发史论和宣扬大一统思想方面，都各有贡献。近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春秋事语》，对了解先秦时期的历史观点有些帮助。

《战国策》三十三篇（卷），是记载战国史事的著作，主要记载了各国辩士的活动以及他们的策谋权变，也记载了一些军国大事和社会情况。它在记言上同《国语》相比，可谓各有千秋。它写辞令，则写出了《左传》《国语》少有的气势。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二十七章中有十七章不见于《战国策》，可据以补订后人对战国史事的记载。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萌芽形态的通史作品。一是《竹书纪年》，编年体，记夏商周至战国后期事；一是《世本》，包含多种体例，记传说中的黄帝至战国末年事。但二书只有辑佚本行世。此外，还有《山海经》，《尚书》中的《尧典》和《禹贡》，《仪礼》和《周礼》等撰述，它们各从不同的方面影响着秦汉以后史学的发展。

[1]参见《左传·昭公元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19页。

[2]参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503页。

[3]参见《国语·鲁语上》，又《周语下》，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03、166页。

[4]参见《国语·周语下》，韦昭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03页。

[5]参见刘安等：《淮南子·览冥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5页。

[6]参见刘安等：《淮南子·本经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0页。

[7]参见《国语·鲁语上》，韦昭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6页。

[8]参见《尚书·吕刑》《诗经·鲁颂·閟宫》《论语·宪问》。

[10]参见《诗经·商颂·玄鸟》，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22页。《楚辞·天问》，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93页。

[11]参见《诗经·大雅·生民》，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28页。

[12]《孟子》卷八《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13]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09页。

[14]《论语·述而》，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