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与断代（第2页）

四、章学诚论“通史家风”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申郑》《释通》两篇中，论述了中国史学上的“通史家风”，这是对“会通之义”的进一步总结。

《申郑》篇高度评价郑樵对“会通之义”的阐发和他所撰的《通志》一书，认为：

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12]

在许多年中“古人著书之旨晦而不明”的情况下，郑樵一反“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的学风，探求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发扬通史家风，这是郑樵“有志乎求义”的卓识，也是章学诚“申郑”的真谛。章学诚之重“史意”，于此看得再清楚不过了。

关于“通史家风”，章学诚提出了几个要点，在史学批评史上是值得重视的。首先，他指出：《通志》“存正史之规”，《资治通鉴》“正编年之的”，《通典》“以典故为纪纲”，《大和通选》“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他明确地表明了唐宋史学在通史撰述方面的特殊贡献，这是前人不曾论到的。

其次，他针对刘知幾批评通史的“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诸论点，指出：“史书因袭相沿，无妨并见；专门之业，别具心裁，不嫌貌似也。”这是指出史书在内容或文献上的“因袭相沿”，跟作者在撰述之旨上的“别具心裁”是有区别的，史学批评应重视后者。

最后，章学诚总结了“通史之修”有“六便”“二长”“三弊”。“六便”是：“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抵牾，六曰详邻事。”“二长”是：“一曰具翦裁，二曰立家法。”“三弊”是：“一曰无短长，二曰仍原题，三曰忘标目。”对于这些，他都有详说，不一一转述。其论“二长”，一是“具翦裁”。章学诚认为：通史有“通合诸史”之意，它不只是“括其凡例”，还应当“补其缺略，截其浮辞，平突填砌”，以成“一家绳尺”。这是后人“自当有补前人”之处。二是“立家法”。章学诚提出一个问题：“陈编具在，何贵重事编摩？”史家编撰通史的真正价值何在？他认为：通史之所贵者，是“专门之业，自具体要”，“卓识名理，独见别裁”。他称赞李延寿《南史》《北史》“文省前人，事详往牒，故称良史”；称赞郑樵《通志》“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这同刘知幾对通史的批评只着眼于“多聚旧记”“事罕异闻”相比，亦可见“史意”“史法”内涵的不同。

章学诚释通史要义，顺便也批评了名曰“通”而实则不通的史著题名。他说：“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他举宋人魏了翁仿杜佑《通典》而撰《国朝通典》，批评说：“既曰国朝，画代为断，何通之有！是亦循名而不思其义者也。”他批评的这种现象，在清代以后是很普遍的，所谓《皇朝通志》即《清通志》，《皇朝通典》即《清通典》，《清文献通考》等，都是“循名而不思其义”了。会通与断代，就其本来的意义看，各有其确定的含义，是不好随便混淆的。不过，史学的发展，往往又突破了这种确定的含义。近代以来，史学家常以写某一断代、某一时期的历史著作目为“某某通史”的，是越来越多了，这也是一种约定俗成吧。从史学批评史来看，唯不“循流忘源”，庶几乎可知古人著史之旨。

[1]以上均见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9～3321页。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23～2724页。

[2]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彪列传》附《班固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69页。

[3]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彪列传》附《班固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76、1377、1380页。

[4]班固：《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71页。

[5]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7页。

[6]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附《班固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34页。

[7]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57页。

[8]刘知幾：《史通》卷二《二体》，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9]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0页。

[10]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57页。

[11]刘知幾：《史通》卷二《二体》，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12]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申郑》，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5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