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与人及天人之际（第2页）

叶适根据《隋书》卷六九所记王劭、袁充事发表评论说：“谶纬之说，起于畏天而成于诬天。”王劭大讲“五月五日”“五龙”“五帝”“五王”以附会五行，证明隋朝代周“合天数地数”，“有天命也”。叶适批评说：“五事人之所为，无预于五行，学者之陋一至于此”，真是“又甚于谶矣”[20]。王劭在隋朝掌国史多年，卒无所成，与叶适所批评的不无关系。

叶适在史学批评中于“天人之际”问题上的理论贡献，是他提出了这样的论点：

天文、地理、人道，本皆人之所以自命，其是非得失，吉凶祸福，要当反之于身。若夫星文之多，气候之杂，天不以命于人，而人皆以自命者求天，曰天有是命则人有是事，此亦古圣贤之所不道，而学为君子者之所当阙也。[21]

这一段话提出了三个重要问题。第一，天文、地理、人道，都得自人自身的认识，是人之所自为，与天命无涉。第二，凡人世“是非得失，吉凶祸福”之故，应从人事中去寻找、探索。第三，把人之所为一定要说成是天之所命，这是人们对社会历史之认识上的颠倒，严肃的史家是不应当这样看待问题的。

中国古代史学家和史学批评家，在“天”与“人”及“天人之际”问题的探索上，走过了漫长而艰难的历程。尽管他们没有能够找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科学结论，但他们的的确确是在不断地从神秘的“天命”羁绊中挣脱出来，一步一步地走向真理的王国。

[1]《诗·大雅·文王》，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05页。

[2]《诗·大雅·**》，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52页。

[3]《尚书·召诰》，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2页。

[4]《左传》僖公十六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69页。

[5]《左传》昭公十八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95页。

[6]联系叙述此事的上文来看，这里说的“天道”实则是“天命”

[7]《穀梁传》庄公元年，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79页。

[8]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9]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9页。

[10]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后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24～2125页。

[11]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51页。

[12]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42、1443页。

[13]魏徵等：《隋书》卷二《高祖本纪下》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5页。

[14]刘知幾：《史通》卷三《书志》，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2页。

[15]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十六《天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86页。

[16]均见刘禹锡：《天论上》，《刘禹锡集》卷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1～55页。

[17]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十一《与刘禹锡天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03页。

[18]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四十四《非国语》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48页。

[19]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二《汉书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12页。

[20]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七《隋书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46页。

[21]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二《汉书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