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十六史1（第1页）

论二十六史[1]

中国史书，浩若烟海。在多种体裁的史书中，纪传体史书被尊为“正史”。南朝梁人阮孝绪撰有《正史削繁》九十四卷[2]，这是关于“正史”名称较早地提出来的。但唐初史家认为，它也属于“非史策之正”一类的撰述，故入于“杂史”。唐初史家撰《隋书·经籍志》，分史部书为十三大类，第一类即“正史”，著录自《史记》以下至南北朝诸史，以及关于“正史”的集注、集解、音训、音义、驳议等著作。此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宋史》的《艺文志》，以及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和大多数私人撰写的历史文献学著作、目录学著作，均沿用此说。“正史”，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史学的代表性著作，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二十四史”。另有《新元史》和《清史稿》，撰成于近代，其体制与“二十四史”中诸史略同，合为二十六史。

二十六史中，除有几部史书在内容上有所重叠外，它们在反映中国自传说中的黄帝开始直至清朝灭亡大约5000年历史进程方面，构成了一个前后衔接、连续不断的整体，成为中国史学上的丰碑，世界史学上的奇观。

中华民族文明的连续性发展，是二十六史产生的历史条件；二十六史的写出，又反映了这一伟大文明的连续性发展。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中国史学的骄傲。

一、从三史到二十六史

二十六史有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这个过程，大致有以下几个阶段。

三史。《三国志·蜀书·孟光传》记：孟光“博物识古，无书不览，尤锐意三史，长于汉家旧典”。又同书《吴书·吕蒙传》裴注引西晋虞溥《江表传》记孙权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隋书·经籍志二》杂史类著录三国吴人张温撰有《三史略》，可证有三史节本的流传。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序说：“今但录中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以为《郡国志》。”《北史·阚骃传》记：“骃博通经传，聪敏过人，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读。”这是三国至南北朝时的人所说的三史，指的是《史记》《汉书》和东汉官修本朝史《东观汉记》。《隋书·经籍志二》正史类以《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居诸史之首，以及上引孟光所谓“长于汉家旧典”，可证。唐代，范晔《后汉书》影响渐大，从而代替《东观汉记》的位置。唐代科举中设有史科，分一史和三史。长庆二年（822年）谏议大夫殷侑奏：“历代史书，皆记当时善恶，系以褒贬，垂裕劝戒。其司马迁《史记》，班固、范晔两《汉书》，音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世教。”他建议：“能通一史者，请同《五经》、三传例处分”，“其三史皆通者请录奏闻，特加奖擢”[3]。可见唐人所谓三史，是指《史记》《汉书》和《后汉书》[4]。

十三史和十五史。这两种说法，不如三史之有定名，但唐人的这种意识显然是存在的。宪宗、文宗之际，刘轲《与马植书》论历代史时，指出：自《史记》《汉书》以来，历数言东汉史者、言“国志”（即三国史）者、言西晋史者，言东晋史者、言宋史者、言齐史者、言梁史者、言陈史者、言十六国史者、言魏史者、言北齐史者、言后周史者、言隋书者。[5]以上共十五史，若据唐修《晋书》实际包含两晋、十六国史，则为十三史。《旧唐书·经籍志上》史部正史类后序指出，自《史记》以下，有前汉、后汉、魏、晋、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后周、隋等朝正史，总为十三史，大致反映了唐人的看法。这十三史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此外，唐人也有十五史的意识，这就是加上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如《通典·选举典五》在列举“举人条例”时写道：“其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习《南史》者，兼通《宋》《齐》志，习《北史》者，通《后魏》《隋书》志。”这里说的《隋书》志，即《五代史志》，实则还包括梁、陈、北齐、北周四朝典制。以上合计，是为十五史。

十七史。这是宋代以后很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在十五史的基础上，增加欧阳修、宋祁所撰《新唐书》和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合为十七史。据王鸣盛考订，十七史的广为流传，是在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出禁中所藏”诸史雕版印行以后。[6]这可以从曾巩、李焘、刘攽等人分别为《魏书》《周书》《梁书》《陈书》《隋书》所撰写的目录序中，得到确证。“十七史”之称，在宋代很流行。仅《宋史·艺文志》史部史钞类著录，用“十七史”名书者有周护《十七史赞》，佚名《名贤十七史确论》；子部类事类有《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宋人虽以《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取代《旧唐书》和《旧五代史》的位置，但事实上后者仍未废置。朱熹针对科举科目提出：“诸史则《左传》《国语》《史记》《两汉》为一科，《三国》《晋书》《南北史》为一科，新旧《唐书》、《五代史》为一科。”[7]十七史在金朝统治范围内同样受到重视，其科举考试，“以《六经》、十七史、《孝经》《论语》《孟子》及荀、扬、老子内出题”，并对十七史版本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即“《史记》用裴骃注，《前汉书》用颜师古注，《后汉书》用李贤注，《三国志》用裴松之注，及唐太宗《晋书》、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姚思廉《梁书》《陈书》、魏收《后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徵《隋书》、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8]。从这里可以看出，金朝所谓十七史，包含《旧唐书》和《旧五代史》而无《南史》和《北史》，这是它跟宋人所说的十七史的异同所在。清代考史学者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意在本于宋元人十七史之说，但其所考、所论，还是不免要涉及《旧唐书》和《旧五代史》，故事实上实为“十九史商榷”。

二十一史和二十二史。二十一史之说始于明代，它在宋人所谓十七史的基础上，又增加元修宋、辽、金三史和明修《元史》。明朝南北国子监先后在嘉靖初和万历中，分别刊刻二十一史，世称“监本二十一史”。于是，“士大夫遂家有其书，历代之事迹粲然于人间矣”[9]。清乾隆四年（1739年），《明史》修成，合为二十二史。考史学家钱大昕撰《廿二史考异》，所考含《旧唐书》而不含《明史》，跟上面说的二十二史不同。另一考史学家赵翼撰《廿二史札记》，所论包含了《旧唐书》和《旧五代史》，全书实际上涉及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宋人重十七史，后金章宗也明令“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10]。自元代以后，《旧五代史》逐渐不行于世。清修《四库全书》时，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录《旧五代史》原文，排比编纂，大致恢复本书原貌。《四库全书》修成，在二十二史的基础上增加《旧唐书》和《旧五代史》，是为“钦定二十四史”，有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缮写的文津阁本和武英殿刊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二十四史》是中国封建社会历朝“正史”的总结，也是中国古代史学成就的突出代表。

二十五史和二十六史。清末民初柯劭忞在前人对明修《元史》屡有补充、改撰的基础上，于1920年撰成《新元史》，由北洋政府教育部进呈徐世昌。徐世昌于1921年以“大总统”的名义发布命令：“应准仿照《新唐书》、《新五代史》前例，一并列入正史。”1922年刊行全书，合“二十四史”为“二十五史”。1935年，上海开明书店编印《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和《二十五史补编》，“二十五史”之名流行渐广。民初设清史馆，以赵尔巽为馆长，柯劭忞等百余人参与撰写清史，至1927年大致成书，是为未定之稿，故称《清史稿》，1928年首次刊印。《清史稿》补足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皇朝的历史，它在撰述思想和表现形式上都是历代“正史”的延续，故史学界颇有仿照《新元史》之例的主张，把它并入“二十五史”，合为二十六史。

二十六史的编撰和积累，约经历了2000年时间，各史产生的时代、著者的史学修养和历史观点，材料的取舍和内容的丰薄、统一体裁基础上结构的差异、史文繁简和文字表述优美与否、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及其在史学发展上的地位，以及注释、评论、流传、版本等，都不尽相同。对于这些问题，分论不免烦琐，统而论之，则易陷于大而无当；兹依各史所反映的客观历史进程的顺序，略作分合，予以概述，有些共性问题，也在适当地方做必要的论述。

二、“前四史”和《晋书》

“前四史”是对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和陈寿《三国志》四部史书的概称。它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它们记述了三国以前的中国历史，反映的历史时代靠前，读史当以此为先。二是它们在“二十四史”中，是写得最为出色的几部史书，堪称“正史”的典范，读史、习史尤当以此为先。按客观历史进程的顺序，《晋书》所记紧接三国之后，故置此一并评论。

（一）司马迁和《史记》

司马迁（公元前145或公元前135—约公元前90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生于史官世家，父亲司马谈（？—公元前110年）在汉武帝建元、元鼎年间（公元前140—公元前111年）任太史令。司马迁幼时“耕牧河山之阳”，十岁开始诵读古文。后来随父亲到了长安，曾向著名学者孔安国请教关于古文《尚书》的疑问，又随经学大师董仲舒习《春秋》公羊学。二十岁上，他开始广泛地漫游和考察：“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11]继而，他被任为郎中，奉命到过巴、蜀以南，以及邛、笮、昆明等地，执行公务。家学渊源，京城学术，以及广泛的实地考察，丰富了司马迁的思想和阅历。其中，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辨析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学说思想流派的得失，以及董仲舒《春秋》公羊学倡言大一统的思想，对司马迁的影响最大。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东封泰山，司马谈以太史令之职而不得从行，忧愤而死。临终之前，以史事嘱司马迁：“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又说：自孔子作《春秋》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俯首流涕回答父亲：“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12]在中国史学上，这是极悲壮、肃穆的一幕。它揭示了一个普通的道理：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条件，也离不开史家本人的崇高的追求。

三年后，司马迁出任太史令，得以遍读皇家藏书。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参与制订的“太初历”完成，便专心致力于撰述《史记》。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他因李陵事件的牵连而身受腐刑。悲愤之际，他想到文王、孔子、屈原等人的遭际和著述及“《诗》三百篇”的产生，认为：“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13]他深惜自己的撰述“草创未就”，“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忍辱负重，以极大的毅力写成《史记》一书。这一段历史，在中国史学上是应当大书特书的。

《史记》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司马迁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14]。汉宣帝时，其外孙杨恽“祖述其书”，《史记》乃得以面世。其时已有少量缺篇，为后人褚少孙等所补，虽不无缺憾，然亦无碍全书风貌。《史记》原来称《太史公书》，间亦有称为《太史公记》《太史公》《太史记》者；至东汉末年荀悦《汉纪》、颖容《春秋释例》乃直称《太史公书》为《史记》[15]，由此相沿至今。

《史记》继承了先秦时期的史学成果，创造了纪传体史书的表现形式，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16]，约3000年史事，年月遐长，规模宏伟。《史记》全书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构成。

本纪，十二篇，含五帝、夏、殷、周、秦、始皇、项羽、高祖、吕太后、孝文、孝景、孝武，这是全书表述历史进程和重大事件的总纲，意在“原始察终，见盛观衰”，阐述兴亡盛衰大势。

表，十篇，有世表、年表、月表，自三代迄于太初，略远详近，断限明确，意在解决“并时异世，年差不明”的问题，对于头绪纷繁的历史事件明载其发生的年月。

书，八篇，有礼、乐、律、历、天官、河渠、封禅、平准，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历法、重大祭祀、地理环境、经济政策等自然与社会方面的内容，意在明其“损益”“改易”之道，“承敝通变”之迹。

世家，三十篇，记诸侯、封国的历史及其与王朝或皇朝的关系，也记历史上有特殊地位和重大贡献的人物的历史。

列传，七十篇，是为古往今来能够“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代表人物立传。

这五种体例，在先秦史书中都有萌芽，经过司马迁的继承和创造，使它们各自成为一种规范的表现形式而结合成一个彼此补充、相互依存的整体，是司马迁的创举。司马迁自称撰写《史记》要“成一家之言”，这是很重要的方面。这个创举，反映了司马迁对历史的深刻的理解和整体的认识，以及表述这种理解和认识的杰出才能。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评论《史记》的结构说：“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17]这只是从形式上来看待《史记》的结构。近人梁启超从历史观念上来看待和评价《史记》的结构，他认为：《史记》以前的史书，只是反映了史家对某一局部历史的认识，“《史记》则举其时所及知之人类全体自有文化以来数千年之总活动冶为一炉。自此始认识历史为整个浑一的，为永久相续的。非至秦汉统一后，且文化发展至相当程度，则此观念不能发生。而太史公实应运而生。《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18]。

司马迁撰《史记》，依据大量的先秦历史文献和汉兴以来的官府档案文书。他说他“纟由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又说汉兴以来“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继纂其职”，又说他“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19]。司马迁在《史记》的许多篇的后论中，常于“太史公读某书”“余读某书”“余观某书”之中，道出他所参考、所依据的种种文献。所谓“厥协”“整齐”，是在对大量历史文献做全面考察基础上的综合运用。班固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20]这不过是一种极概括的说法，其实司马迁所依据的历史文献从《诗》《书》以下直至当代官方文书，比班固说的要多得多。但班固说《史记》记事，详于秦汉，这是中肯的。《史记》是一部通史。从今天的认识来看，它是一部关于西汉中期以前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思想、文化、社会风貌和各阶层人物群像的百科全书，而秦汉之际的历史是其最详尽、最精彩的部分。

司马迁写《史记》，不只是记述史事，还包含着对史事的解释，以及对历史进程做理论上的探讨和说明。他概括自己的撰述思想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1]这几句话，不是随意写下的，它有一个逐步深入的逻辑层次：首先说了据以作史的根据，其次说了对历史的描述和着眼于得失成败方面的考察与解释，进而说到历史哲学上的要求，最后落脚于“成一家之言”。

在汉武帝时代，关于天人关系和古今关系，是当时思想领域中人们关心的问题。经学大师公孙弘认为，当时的诏书律令都能“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22]。汉武帝举贤良册问中，也有“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的话。而董仲舒的以贤良对策，更是阐说“天人之征，古今之道”[23]的大文章，有广泛的影响。但他们所宣扬的是“迹之于古，返之于天”，在历史观上是保守的、唯心的。司马迁的历史哲学则与此相对立。

司马迁讲的“究天人之际”，首先是强调天人相分，认为“天道”与人事不相干，他在《伯夷列传》中批评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观念，还说：“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他在《项羽本纪》中批评项羽把自己的败亡归结为“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其次，他在《封禅书》里讥刺汉武帝祈求神仙，屡被方士愚弄而仍然“冀遇其真”，从而毒害了社会风气。最后，他在《史记》中为大量的人物立传，写出了各种人物在历史活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如陈涉、刘敬、陈平等，他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在《史记》以前，《春秋》是重人事的，《左传》和《国语》已写到不少人物的活动，但把人的活动置于中心位置来看待，是从《史记》开始的。司马迁没有完全摆脱“天命”论的羁绊，这在《史记》中不是主要倾向。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首先，他对历史演进的过程及其阶段性划分提出了明确的认识，这从《太史公自序》里自《五帝本纪》至《高祖本纪》的序目中可略见其大概，而从《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这四篇表的序目和正文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司马迁的这一卓识。他把“共和”之前统称为“五帝、三代之记”，为第一个历史阶段；“自共和讫孔子”，为第二个历史阶段；起周元王（前475年）讫秦二世（前207年），为第三个历史阶段；起秦二世元年（前209年）至汉高祖五年（前202年），为最近的历史转变时期。他对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时代特点都有明确的概括，至今仍可供人们参考。其次，是贯穿着历史变化与历史进化的观点。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不只是“通古今”，还要于“通古今”中考察历史的变化。他继承《易经·系辞》中穷、变、通、久的思想，用以解释历史现象，从而丰富了自己的历史认识。这在《史记》八书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他作《礼书》，是要“略协古今之变”；他作《律书》称赞太公望、孙武、吴起对《司马法》“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他作《平准书》，阐述经济现象，而落脚于“以观事变”[24]。他称赞秦国的统一，“世异变，成功大”，批评不肯承认这一事实的人“与以耳食无异”[25]。他肯定汉初国策有“承敝易变，使人不倦”[26]的积极作用。最后，司马迁提出了“事变多故而亦反是”“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27]的历史命题。他在这一认识上的方法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他虽未能完全跳出历史循环论的窠臼，但对于盛衰之变已着重从客观事物本身的矛盾斗争中来解释：“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28]他甚至认识到：这种变化，“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29]这是接近于把社会变化看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认识了。因此，他以历史家的冷静态度指出：“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司马迁在历史哲学上的唯物的、辩证的倾向，以及他提出的一些范畴、概念，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新阶段。

司马迁在历史撰述上的严肃态度和实录精神以及他对历史的深刻见解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班固援引名家之言写道：“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30]当代世界著名科学史家、英人李约瑟博士，根据王国维的研究成果而对司马迁进而对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做了这样的评价：“一般认为，司马迁不可能拥有足够的一千多年以前的史料来写历史。可是，当人们从无可争辩的真迹——安阳甲骨文——中清楚地找到商代三十个帝王中的二十三个帝王的名字时……大家可以想象，许多人该是何等地惊异。由此可见，司马迁一定拥有相当可靠的史料。这一事实再一次说明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也说明商代是完全应予承认的。”[31]上面这两段评论，大致论定了《史记》的实录精神的历史价值。

当然，《史记》的记事也有瑕疵。三国蜀人谯周（201—270年）“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后司马彪（？—306年）又据西晋咸宁五年（279年）出土之战国佚书《竹书纪年》（当时称《纪年》），“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32]。这对于《史记》所记史事的考订和辨析是有价值的，可借二书久佚，今只有《古史考》辑佚一卷。又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二十七章，亦为司马迁所未见书，其中十七章为《战国策》所无，也可订正、补写《史记》所记战国史事。像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但都不足以改变《史记》所记史事的整体面貌，从而越发显示出它的历史价值的珍贵。

《史记》在历史表述上的美学成就，2000多年来始终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史记》“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而“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是其在这方面成功的原因[33]。《史记》写人物、写战争、写历史场面，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它继承、发展了《左传》《国语》等书历史表述的传统，为后来的历史撰述在文字表述上树立了楷模。

《史记》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在中国史学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东汉班固仿《史记》体裁而断代为史，写出了第一部皇朝史《汉书》，《史记》乃被尊为“正史”之首。

（二）班固和《汉书》

自西汉宣帝时《史记》面世后，渐次为学人所重。除元帝、成帝年间有褚少孙补写《史记》缺篇外，两汉之际，续作蜂起，以补《史记》所记武帝太初以后史事，作者有刘向、刘歆、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34]，而以班彪（3—54年）最有成绩。他“家有赐书，内足于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撰《太史公书》“后篇”数十篇[35]。“后篇”无表、书、世家，只有纪、传。两汉之际，政治动**，班彪曾撰《王命论》，“以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为汉皇朝的存在和继续制造理论根据，他在“后篇”的“略论”中批评《史记》“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这反映了他的撰述思想、历史见解跟司马迁的异趣。建武三十年（54年），班彪卒于官，他的未竟之业由其子班固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