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在现实中的意义1（第1页）

论历史在现实中的意义[1]

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往往有一种误解，认为历史仅仅是关于过去的事情，同现实没有什么关系。这种误解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往往也是人们觉察不到或不能直接觉察到的。这种现象与其说是反映历史学这门学问的特殊个性所致，不如说是人类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与认识上的悲哀。

其实，历史与现实本有密切的联系，历史对于现实有重要的意义，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思想成果，也是历史学之社会价值的标志之一。当然，由于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路径的不同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人们在表述这一思想成果时会显示出不同的特点，但大致不会脱离这一思想成果的轨迹。正如恩格斯所概括的那样：

历史思想家（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简单概括）——历史思想家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2]。

这段话，从“科学领域”的“材料”和人们思维活动的发展，揭示了历史和现实的密切联系及其对现实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至晚在西周至西汉时期，在一些经书和史书中，已经产生了关于历史与现实关系之明确认识的思想“材料”。

如《尚书·召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诗·大雅·**》：“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殷之亡，周之兴，是当时的大事，这不仅是政权的更迭，而且也促进了人们历史观的变化。以前朝的兴亡为借鉴，从而谨慎地对待政治统治，体现了西周时执政者周公的思想之深邃。而这一思想在诗歌中的反映，说明它已在较广泛的范围里得到传播。

《易·大畜》上有这样的说法：“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里强调人们要多了解前人的嘉言懿行，以积累自身的“德”，即提升自身的修养。显然，这完全从正面说明“前言往行”对现实中的人们的重要。

《战国策》卷一八《赵策一》记载了这样一个哲理：“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所谓“前事”，是指以往的经验教训，所谓“后事”，是指现实中人们的活动。在这里“前事”与“后事”的联系以及“前事”对“后事”的意义，被表述得极为明确和重要。

司马迁进一步指出了历史（古）对现实（今）的意义，他认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3]古人的道（言论和行事），今人可以用来作为“镜子”对照或抉择自身的言行。

从上述这些思想材料来看，我们的先人在历史对于现实之意义的问题上，至晚在西周至西汉时期，已经形成了逐步清晰的认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史学的进步，这一认识进一步深化，成为中国历史思想上的一个优良传统。本文试从三个层面对这一传统做简要的论述，以就教于方家和读者。

一、人们为什么必须敬畏历史

历史本是人的活动，或者说人是历史过程的主体。因此，历史对于现实的最广泛的意义是对人的启示和教育，而这种启示和教育一般是通过现实中的人了解历史、自我反省来实现的。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在《史通》中阐述了一个平凡而深刻的道理，他指出：

对于刘知幾的这一论述，我们有必要强调以下几点。第一，“史官不绝，竹帛长存”，既是每一个时代的人们留住历史记忆的手段和载体，又是每一时代人们得以认识历史的路径。第二，每一时代的人们的自我反省精神，是辨析历史上的善恶是非的主观动因，而“思齐”“自省”则是历史对现实中的人的教育作用，如果人们丧失这种自我反省精神，那就不懂得善恶是非，从而看不清历史前途，以致陷入危险的境地。第三，由于上述作用的广泛性和重要性，它不仅是“生人（民）之急务”，而且是“国家之要道”。历史是公正的，自然也是无情的。如果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把“急务”真正当作急务对待，不把“要道”真正视为要道处置，则其历史前途必然是黯淡的。

从历史上看，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只要具有这种“思齐”“自省”的自觉和勇气，就能从历史中获得教益，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司马迁著《史记》，在讲到做人物传记时这样写道：“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5]当然，在司马迁笔下，并非所有历史人物都符合他提出的上述标准，但司马迁思想上的这种追求，反映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后世有重大的影响；他所记述的许多历史人物，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种影响的成因，同史学家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和对史学的神圣职责感有密切的关系。司马谈临终前同司马迁有过这样的对话：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6]

这种敬畏之心与神圣的职责感显示出极大的震撼力和感召力，在历代史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唐代思想家柳宗元曾撰有《与韩愈论史官书》一文[7]，对史官的重要职责做了深刻的阐述，此后，柳宗元又写了《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一文[8]，反映出柳宗元在历史撰述上认真的实践精神，说明他在史学上并不是只擅长理论思维的人。他向韩愈推荐的《段太尉逸事状》，是他亲身调查所得，并多方核实无误，所以他在此书中写道：“太史迁言荆轲，征夏无且；言大将军，征苏建；言留侯，征画容貌。今孤囚贱辱，虽不及无且、建等，然比画工传容貌尚差胜。《春秋传》所谓传信传著，虽孔子亦犹是也。窃自以为信且著。”[9]他在这里充分肯定了司马迁为撰写历史而进行社会调查的求实作风，同时也坦率地估量自己的撰述“信且著”。柳宗元所言所行，恰是对敬畏之心和神圣职责感这一优良传统的历史性反映。

中国古代史书有多种表现形式，而纪传体史书始终是最受重视的部分，它们所记述的历史人物的嘉言懿行，对后人有极大的与深远的启示和教育作用。这种作用是潜移默化的，传承不息的。诚如李大钊所说：

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哭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这是由史学的研究引出来的舜人亦人感奋兴起的情绪[10]。

正是这种“舜人亦人感奋兴起的情绪”，反映了中华民族效法先贤、积极进取的历史精神。

毋庸讳言，历史上确有少数对历史毫无敬畏之心而恣意亵渎历史的人，这种人终将受到历史的惩罚。如唐人许敬宗以阴谋手段取得权位，“以监修国史”的身份对前人所修皇帝实录“窜改不平，专出己私”，为反对过他的人立传时“盛诬以恶”，极为跋扈。李义府其人亦以阴谋得势，并“兼修国史”，妄言其家出于“赵郡”李氏“与诸李叙昭穆”，在修全国总谱中上下其手，劣迹甚多[11]。他们何曾想到，二三百年后，宋人欧阳修、宋祁撰修《新唐书》时，许、李二人被列于“奸臣传”之首。这就是亵渎历史者的命运。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这样公正。

二、人们为什么必须尊重历史

人们为什么必须尊重历史？尊重历史就是尊重前人的“嘉言懿行”，就是尊重前人的智慧和创造；同时，也要关注前人的错误、失败和教训。人们果真能以真诚之心尊重历史，就会使自身的“德”不断得到积累，变得聪明和智慧。因此，尊重历史与总结经验是历史与现实之密切关系的又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是更重要的方面。它之所以更为重要，是因为这直接关系着政治的得失和社会的治乱，是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和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唯其如此，西周统治者提出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政治理念，几乎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一个永恒的命题，所谓“殷鉴不远”就是专指要总结和汲取经验教训，要增强忧患意识。

在中国古代史上，朝代更迭之际，新兴朝代的政治家们大都面临这样一个共同的问题：前朝为什么会灭亡？本朝如何才能长治久安？这里，我们不妨以西周、西汉、唐朝建立之初的历史为例，看看政治家、思想家们是怎样认识上述问题的，这种认识的实际意义何在。

西周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西周时期的物质生产、制度设施、思想成就，对后世都有极深远的影响。文王、武王、周公被视为“圣人”，是同西周的兴盛相关联的。文王奠基，武王灭商，周公对西周的巩固和发展有重大贡献。从《尚书·周书》来看，周公摄政期间及其归政于成王之初，他就当时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而发布的诰文，一方面分析现实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另一方面又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而阐述了他本人与诰文训诫对象应当采取的正确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