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路向1（第2页）

本文说的比较研究，和上面列举的比较研究有所不同，主要是指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大致说来，在中国史学界，中外历史比较开展较早，中外史学比较从20世纪80年代初才逐步受到重视并有所开展，近30年来，取得了一些成绩。有的论著把这种比较研究称作“比较史学”[17]。我以为还是称之为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历史或研究史学更为准确易懂。当今，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中国史学的发展同样面临着这一新的历史环境。可以预见的是，中外史学比较研究，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成为史学史研究领域的重点之一。

在中外史学比较研究尤其是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方面，我们应当关注当代两位学者的著作。

一是杜维运教授所著《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中西古代史学比较》《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18]。作者在《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原序中这样写道：

学术不能孤立，交流会同，乃能昌大。在广阔的世界上，不同源流的学术，纷然并存。当其分途发展，不过自成经纬，各显休光于一隅。及其不期相遇，则互相激**，互相发明，由互异而互通，由相隔而至于默契，于是较富世界性的新学术诞生，其光辉亦自能灿烂于寰宇。

史学为一综合性的科学，居世界学术的枢纽，史学发达之域，往往是人类文明的重心，智慧的渊薮。不同源流的史学，会而合之，比而观之，更是学术上的盛事。缺乏史学思想的互通，人类将难有完全互相了解之一日。所以比较史学是一门值得提倡的新学问，将世界不同源流的史学，汇于一室，作比较研究，撷精取华，汰其糟粕，博大的新史学，将自此产生。[19]

这两段话，从学术发展的眼光，提出史学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作者在撰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一书后，进一步指出：

中国与西方，在上古时代，是两个相距遥远、渺不相涉的世界。不同的民族，殊异的环境，差不多在同时各创出灿烂的文化，像是中国先秦的圣哲，与希腊哲学家在作智慧竞赛，几疑两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互相对峙。如果没有几分浪漫的情怀，是很难相信其真实的。随着文化的灿烂，中西史学竞出其间。人类历史上极为珍贵的史学，不约而同的出现于世界的两端，各显神采，互有成就，其精辟处，令人心折，其歧异处，耐人深思。将两者互作比较，无异学术的探险，也有诗意的享受。[20]

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对中西古代史学的基本估量和认识，而这种估量和认识是在做比较研究之前无法得到的。唯其如此，作者才有史学的比较研究“无异学术的探险，也自有诗意的享受”的思想境界。杜维运教授的这两部书，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流传开来，首先是治西方史学的学人们开始关注，随后也受到治中国史学的学人的关注，对推动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产生了积极作用。作者近年出版的《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一书，是“综合了中外学者的意见，也综合了个人以前的研究”，积60年所得，“借综合以创新”[21]的著作。此书对于进一步推动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同样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二是刘家和教授的两篇宏文：《中国与世界》《一多相济的发展——〈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认同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在世界史背景下的考察）〉导论》[22]。前一篇论文论述了“中国历史的特点”（着重阐述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等内容）与“中国史和世界史”（着重阐述了“中国史有结合世界背景考察之必要”和“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等内容）。后一篇论文是为“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课题的一个部分“在世界史背景下的考察”所撰写的导论，其主旨是以在世界史背景下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比较，来说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认同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特点，因此，其所论述“必须掺入世界史与中外历史比较的成分”。论文分四个时期论述世界历史大势与中国的特点，启示颇多。这两篇论文大多是在讨论中外历史比较问题，在这里我们之所以要特别强调它们的重要性，是因为它们给中外史学比较提供了方法论方面的启示，即任何史学的比较都必须以历史比较为根基；同时，任何比较也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获得大致可供参考的结论。

在史学比较研究方面，杜维运、刘家和两位教授所论，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启示。第一，比较研究的目的在于以平和的心态认识被比较的双方，借鉴各方的优长之处，推动史学的发展。第二，比较研究重在从大处着眼，不斤斤计较于某一具体问题的长短得失。第三，比较研究的一个核心所在，是揭示各方的特点，说明史学发展中的共性与个性。因此，不应以一方所具有的特点作为衡量、判断另一方的坐标或准绳。第四，史学的比较研究只有建立在历史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得预期的积极成果。

最后，我想引用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关于文化自觉的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里讲的是文化自觉问题，然而，细想起来，这一宏大而深邃的理念，确也为中外史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目标。

中国史学史研究，仍然离不开研究一个史家及其所撰史书的思想、体裁体例、价值与局限等并对之做出判断这一模式，因为这毕竟是全部研究的基础。但是，要在这一基础之上再提升一步，就有必要思考新的路向，本文提出的理论研究、专题研究、比较研究等，在过往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已有一定程度的开展，笔者从中国史学史发展路向的观念出发，把它们明确地提出来，是希望引起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更多关注，对这一新的路向有更加自觉的认识，经过共同的努力，推动中国史学史研究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1]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2]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教本·题记》，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3]关于这方面讨论的报道，参见吴高明：《西北大学历史系研究讨论史学史问题》，载《光明日报》1961年1月4日；《上海史学会座谈史学史问题》，载《光明日报》1961年12月6日；《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载《文汇报》1962年3月13日；《北京师大历史系邀请校内外史学工作者探讨中国古代史学内容、分期问题》，载《光明日报》1962年3月14日；《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载《人民日报》1962年3月23日；郭澎：《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广东历史学会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范畴、内容与分期问题的讨论》，载《学术研究》1963年第1期等。

[4]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载《人民日报》1964年2月29日。

[5]参见白寿彝：《学步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第129～154页。

[6]凌晨：《史学史座谈会纪事》，载《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

[7]参见《孟子》卷八《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8]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6页。

[9]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42～1443页。

[10]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54页。

[11]参见杜佑：《通典》引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12]参见杜佑：《通典·边防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979页。

[13]参见郑樵：《通志·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24页。

[14]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页。

[15]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页。

[16]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03页。

[17]参见范达人：《当代比较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书中，作者使用“比较史学”概念；附录外国学人的论文，有用“比较史学”者，也有用“历史比较方法”或“比较方法”者。

[18]《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初版于1981年面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出版的第2版；《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初版于1988年面世，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修订第3版；《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19]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原序，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第7页。

[20]杜维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序，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1页。

[21]杜维运：《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序言，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页。

[22]前一篇论文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49～382页；后一篇论文参见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4～2005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7～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