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理论修养与历史研究1（第2页）

第三，理论修养有助于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又一个基本方法论，运用这一方法论的原理和要求，可以帮助人们学会用发展的和辩证的观点看待各种事物，进而认识事物演变的规律。郭沫若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作《中国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这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后来读到章学诚论中国古代史书体裁，从《尚书》讲到《春秋》《左传》，从《史记》讲到《资治通鉴》，最后讲到《通鉴纪事本末》，认为这是“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21]的演变过程，这里就包含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又如刘知幾继承前人的思想，强调在史学批评中要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22]，也包含着鲜明的辩证思想。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待中国历史进程，往往可以从中抽绎出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认识，如白寿彝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的论断，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杂居地区的历史进程同中国封建社会整体发展的关系的论断，刘大年和白寿彝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存在着朴素的唯物思想和朴素的辩证思想的论断等，都从理论上提高了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认识。这些认识，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丰富，对进一步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有重要的启示。

第四，理论修养的提高和对研究对象整体的关注，自会促使研究者从宏观上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进而把相关领域的研究推向更加深入的阶段。以认识中国史学为例，如关于中国史学的人本主义传统、从认识史学到认识历史的自觉、关于国家起源的“猜想”和描述、关于多民族发展途径之差异的原因、关于历史进程中诸因素的“相因”与“不相因”的分析等，这些从前人论述中概括出来的问题，“逼迫”着我们以恢宏的视野看待中国史学，去思考，去探索，从而对中国史学不断产生新的认识。

近一个世纪以来，不论是“新史学”的倡导，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以及国外史学的理论、方法论的引进，都首先从理论上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当今中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仍然离不开理论的支撑和指导，在某种程度上讲，只有理论的不断提高，才能推动史学的不断进步。希望有更多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对理论修养倾注更多的热情，这不仅关系到中青年史学工作者自身的史学前途，更关系到中国史学的前途。

以上这些肤浅认识，提出来供大家参考，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1]原载《辽宁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2]《孟子》卷八《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3]《春秋》用例，如言崩、薨、卒，言攻、伐、灭，言弑、杀、诛等，实则都是据礼而书，不是随便书写的。《论语·颜渊》记孔子答颜渊所问，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表明，人的言行规范，均当符合于礼。《礼记·哀公问》记鲁哀公问礼于孔子，孔子说：“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可见礼的重要性具有根本的意义。

[4]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6页。

[5]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42～1443页。

[6]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54页。

[7]杜佑：《通典》引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8]杜佑：《通典·边防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978～4979页。

[9]郑樵：《通志》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页。

[10]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页。

[11]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页。

[12]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47页。

[13]梁启超：《新史学》，见《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0页。《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250页。

[14]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页。

[15]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页。

[16]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页。

[17]范文澜：《范文澜全集》第十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3～270页。

[18]参见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5～34、49～70、14～19页；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8页；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25页。

[19]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四《答客问中》，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8～39页。

[20]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3页。

[21]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61页。

[22]刘知幾：《史通》卷十四《惑经》，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