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野史家史的是非（第2页）

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恶，则众人无由知之。旧例皆访问于人，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依据。今之作行状者，非门生即其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如此不唯处心不实，苟欲虚美于所受恩而已也……由是事失其本，文害于理，而行状不足以取信。[21]

他进而建议：“臣今请作行状者，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善恶功迹，皆据事足以自见矣。”王世贞说的家史铭状“人谀而善溢真”，“谀”“溢”二字，简直就是对李翱所论的绝妙的概括。当然，并非所有的铭状都是如此，但“人谀”而“溢真”，确是不少铭状的通病。

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郑樵对属于“家史”范围的“谱系之书”，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他指出：“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22]郑樵的这些见解，揭示了谱系之书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条件，以及它们所反映的社会面貌。这样来看待谱系之书，则其史学价值是应当受到重视的。而从史学批评的方法论来看，郑樵的上述见解，跟当今以社会学方法研究历史文献和社会历史，似有一定的吻合之处，因而是值得格外重视的。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在方法论方面的遗产，有不少需要发掘、清理和总结的地方。这里以国史、野史、家史的是非为例，扼要地阐述了史学批评方法论上的辩证认识与片面认识的有关论点。从近代以来的史学批评来看，这两种认识都还有很大的影响。总结古代史学批评在这方面的遗产，对于科学地认识中国史学的发展，丰富当今史学批评的思想和方法，都是有益的。

[1]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引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1页。

[2]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九《路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92页。

[3]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86页。

[4]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九《国史部·议论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716页。

[5]王世贞：《史乘考误》引言，《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1页。

[6]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36页。

[7]张岱：《石匮书·自序》，《瑯嬛文集》卷一，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8页。

[8]参见李百药：《北齐书》卷三十七《魏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95页。

[9]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文艺中·萧颖士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68页。

[10]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九《史记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64页。

[11]黄叔琳：《史通训故补》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30页。

[12]王世贞：《史乘考误》引言，《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61页。

[13]陆龟蒙：《奉酬袭美苦雨见寄》，《全唐诗》卷六百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228页。

[14]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国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96页。

[15]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62页。

[16]王世贞：《史乘考误》引言，《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1页。

[17]谈迁：《国榷》喻序，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页。

[18]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4页。

[19]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6页。

[20]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1页。

[21]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史馆杂录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11页。

[22]郑樵：《通志二十略·氏族略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