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待辛勤耕耘的园地（第2页）

三、总结这一份史学遗产

德、才、学、识，这几个范畴，我们常常用来作为史学家自我修养的要求和准则，这是不错的。但从史学批评的角度来看，它们实际上是确定了，至少是基本确定了古代史学批评的范围和标准。不过，由于这几个范畴所涵盖的方面十分广阔，笼统道来，只能得其大体，对于丰富的古代史学批评遗产，尚待做深入的发掘和细致的整理。这就要求我们循着德、才、学、识这个思路做比较具体的探索。这种探索工作，不是以现代思想去装扮古代史学批评，而是力图使古代史学批评得到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说明。

如前所述，刘知幾、章学诚在古代史学批评史上是建立了丰碑的。他们博学而高识，长于批评，提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理论问题。但是他们又都是“常恨时无同好”[16]，“知己落落”[17]，所以他们的批评常常带着冷峻、严苛的神情。此外，他们都推崇孔子，有意无意地、自觉不自觉地有一种回到孔子那里去的情趣流露出来。刘知幾说：自孔子以后，“史籍愈多，苛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当此任！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以降，讫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末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18]。他批评“史公著书，是非多谬”，其他自更少可采者。这反映了他对唐初以前史学的评价。章学诚进而认为：“世士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也。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为史学，则未之闻矣。”[19]而他说的“古人所为史学”，即指《春秋》的“比事属辞”。这些见解，同他们在理论上的建树和批判精神，显得很不协调。

认识刘知幾、章学诚的这两点共性，无疑是有意义的。我们无须苛求古人，但我们有可能突破前人的局限，也有可能避开前人陷入的误区。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过辛勤的耕耘、劳作，用古代史学批评的果实，来滋养当代史学批评的成长。

[1]《左传》成公十四年与昭公三十一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70、1513页。

[2]参见《孟子》中的《滕文公下》《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192页。

[3]司马迁：《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87页。

[4]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09页。

[5]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19页。

[6]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15页。

[7]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1页。

[8]班固：《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972～1973页。

[9]参见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07～2739页。

[10]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1页。

[11]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3页。

[12]袁枚：《随园诗话》卷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87页。

[13]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25页。

[14]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57页。

[15]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58页。

[16]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8页。

[17]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家书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2页。

[18]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9页。

[19]章学诚：《章学诚遗书补遗·上朱大司马论文》，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