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闳中肆外与史笔飞动（第1页）

三、闳中肆外与史笔飞动

史文表述要达到美的要求，一是要明确这个要求的标准，二是要了解史家是怎样朝着这些要求去努力的。前者上文已经阐述，这里来阐述后者：闳中肆外和史笔飞动。闳中肆外，是关于史家对史事的积累与抒发的关系；史笔飞动，是关于史家对史事的“体验”与“重塑”的关系。

章学诚在评价明人归有光时写道：

然归氏之文，气体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则亦不可强索。故余尝书识其后，以为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从字顺，不汩没于流俗，而于古人所谓闳中肆外，言以声其心之所得，则未之闻尔。然亦不得不称为彼时之豪杰矣。[82]

这里，章学诚肯定了归有光在文章上的“文从字顺，不汩没于流俗”的朴实文风；但指出了他对古人提出的闳中肆外的作文境界并不了解。章学诚说的“古人”，是指唐代韩愈。韩愈作《进学解》，有“闳其中而肆其外”[83]之说，讲的是作文要求：内容充实、丰富，而文笔发挥尽致。章学诚在《文理》中发展了韩愈的这一思想，全篇阐说闳中肆外在各方面的要求，于文于史，都可以参考。

章学诚说：“言以声其心之所得。”这句话是抓住了闳中肆外的本质的。换句话说，只有心有所得，方可言之于声。他批评有些人学习司马迁的《史记》，只学其皮毛，“而于古人深际，未之有见”。由于自己心中无所得，这样学习的结果，“遂不免于浮滑，而开后人以描摩浅陋之习”。《史记》写人物，写战争，写场面，都写得好，一个重要原因，是司马迁熟悉历史人物，也有战争知识，对所写的一些历史场面作过深入的研究。这就是所谓“心之所得”。关于这一点，从“太史公曰”和《太史公自序》里可以看得很清楚。章学诚说的要见到“古人深际”，就是这个意思。

按章学诚的意思，要做到闳中肆外，必须在几个方面下功夫。

立言之要，在于有物。章学诚说：“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烺烺，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已也。”又说：“富贵公子，虽醉梦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语；疾痛患难之人，虽置之丝竹华宴之场，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欢笑。此声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章学诚不懂得唯物辩证法，但是他论“立言之要，在于有物”，认为不同地位、境遇的人，都逃脱不了“声之所以肖其心”的普遍法则，似乎已经包含着一点“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的朦胧的认识。正是从这个认识出发，他才可能提出“言以声其心之所得”的命题，主张著书作文，一定要言之有物。如果“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那就是偕老之妇亦学杞梁之妻而悲号，朝堂大臣亦学屈原自沉汨罗而作楚怨，感把事情弄颠倒了。

学问为立言之主，文章为明道之具。这是讲学问跟文章的关系。章学诚认为：“求自得于学问，固为文之根本；求无病于文章，亦为学之发挥。”学问是文章的根本，文章是学问的发挥；没有学问，无以立言，没有文章，无以明道。学问是主要的，但也不能不讲文章，然而重视文章并不就是追求文辞。他说：“古人论文，多言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则其道矣。至于论及文辞工拙，则举隅反三，称情比类，如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或偶举精字善句，或品评全篇得失，令观之者得意文中，会心言外，其于文辞思过半矣。”可见，文章的提高，主要是在上述“功”、“要”、“益”、“方”几方面着力，文辞则是第二位的。只有闳其中，才能肆于外。

不应以古人无穷之书，而拘于一时有限之心手。章学诚说：“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所谓规矩方圆，是指作文的一般原则，如上面讲到的“立言之要，在于有物”、“学问为立言之主，文章为明道之具”即是。所谓心营意造，是指“摘记为书，标识为类”，它们本是后人“一时心之所会，未必出于其书之本然”，只可自志，不可授受，“盖恐以古人无穷之书，而拘于一时有限之心手也”。他举例说：“比如怀人见月而思，月岂必主远怀！久客听雨而悲，雨岂必有愁况！然而月下之怀，雨中之感，岂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怀藏为秘密，或欲嘉惠后学，以谓凡对明月与听霖雨，必须用此悲感方可领略，则适当良友乍逢及新婚宴尔之人，必不信矣。”章学诚进而论到文章的“法度”，他说：“时文当知法度，古文亦当知有法度。时文法度显而易言，古文法度隐而难喻，能熟于古文，当自得之。执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则文章变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因此，这种法度，对不知法度的人来说，不是不可作为参考的。但若把它视为秘诀，那就十分有害，“如啼笑之有收纵，歌哭之有抑扬，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总之，在章学诚看来，学文之事，在规矩方圆上应当学习前人的经验，但在具体做法上则不应为古人所拘，而要进行新的创造。

历史是运动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是在运动中发展的。历史撰述应当把这些运动表现出来。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所论甚为中肯。他强调要把历史写得“飞动”起来，才能感动人。他说：“事本飞动而文章呆板，人将不愿看，就看亦昏昏欲睡。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动，便字字都活跃纸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历史家如无此种技术，那就不行了。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毕沅作《续资治通鉴》，同是一般体裁。前者看去百读不厌，后者读一二次便不愿再读了。光书笔最飞动，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刘裕在京口起事、平姚秦、北齐北周沙苑之战、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事实不过尔尔，而看去令人感动。”[84]史笔“飞动”，尤适于记述大的历史场面，特别是大的战争场面。梁启超说的“事实不过尔尔，而看去令人感动”，这正是史文表述在美学上的感染力量。一般来说，历史撰述只要表现了历史的真实面貌或接近于真实的面貌，那么它就能给读者以警戒，以启迪，以智慧，以鼓舞。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同史文表述有密切的关系。

[1]《尚书》译文，采自王世舜译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9～190页。

[2]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3]杜佑：《通典》卷三十一《职官十三·王侯总叙》，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49页。

[4]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五《边防一·边防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979页。

[5]杜佑：《通典》卷十三《选举一·选举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08页。

[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末《进书表》，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8页。

[7]吴兢：《贞观政要》卷二《任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3页。

[8]《左传·成公十四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70页。

[9]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44页。

[10]参见《孟子》卷八《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11]《左传·宣公二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63页。

[12]《论语》第三《八佾》，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页。

[13]《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14]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9～3320页。

[15]刘知幾：《史通》卷十四《惑经》，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81页。

[16]袁枚：《随园诗话》卷三“四十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87页。

[17]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60页。

[18]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妇学》，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96页。

[19]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九《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1页。

[20]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57页。章学诚指出，刘知幾之论才、学、识未尽其理，有两点是不确切的，多年来不曾得到辩证。第一，刘知幾关于才、学、识的思想，并不限于辞采、记诵、击断，这从《史通》一书可以得到明证。第二，刘知幾没有说过“有学无识，如愚估操金”的话。《旧唐书·刘子玄传》原文是：“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新唐书·刘子玄传》简化为：“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但二书所记都是“有学无才”而非“有学无识”，章学诚显然是据《新唐书》转录而又误录一字，以致失之毫厘而差之千里。因为从上引章学诚的话来看，他所谓未尽其理者，正是针对“史识”而发，这当然就冤枉了刘知幾。以上两点，应当是为刘知幾辩护的。不过，有趣的是，章学诚从并非完全正确的引证中，却阐说了正确的理论，可谓幸矣。而他明确地提出以“史德”来丰富“史识”的内涵，并进而以“史德”来补充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毕竟显示了他的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