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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唯物史观和历史观念的革命性变革

在二十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期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开始传入中国，在中国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史学由此而逐渐产生了历史观念上的革命性变革。李大钊是这一革命性变革的先驱者。

1919年，他撰文对唯物史观作了概括的阐述：

唯物史观也称历史的唯物主义。他在社会学上曾经，并且正在表现一种理想的运动，与前世纪初在生物学上发现过的运动，有些相类。在那个时候是用以说明各种形态学上的特征、关系的重要，志在得一个种的自然分类，与关于生物学上有机体生活现象更广的知识。这种运动既经指出那内部最深的构造，比外部明显的建造，如何重要，唯物史观就站起来反抗那些历史家与历史哲学家，把他们多年所推崇为非常重要的外部的社会构造，都列于第二的次序；而那久经历史家辈蔑视，认为卑微暧昧的现象的，历史的唯物论者却认为于研究这很复杂的社会生活全部的构造与进化，有莫大的价值。

历史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自己不能变化的，也不能使别的现象变化。其他一切非经济的物质的要件，如人种的要件、地理的要件等等，本来变化很少，因之及于社会现象的影响也很小，但于他那最小的变化范围内，多少也能与人类社会的行程以影响。在原始未开时代的社会，人类所用的劳作工具，极其粗笨，几乎完全受制于自然。而在新发见的地方，向来没有什么意味的地理特征，也成了非常重大的条件。所以历史的唯物论者，于那些经济以外的一切物质的条件，也认他于人类社会有意义，有影响。不过因为他的影响甚微，而且随着人类的进化日益减退，结局只把他们看作经济的要件的支流罢了。因为这个缘故，有许多人主张改称唯物史观为经济史观。

…………

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经济现象虽用他自己的模型，制定形成全社会的表面构造（如法律、政治、伦理，及种种理想上、精神上的现象都是），但这些构造中的那一个也不能影响他一点。受人类意思的影响，在他是永远不能的。就是人类的综合意思，也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是法律他是人类的综合意思中最直接的表示，也只能受经济现象的影响，不能与丝毫的影响于经济现象。换言之，就是经济现象只能由他一面与其他社会现象以影响，而不能与其他社会现象发生相互的影响，或单受别的社会现象的影响。

在阐述了物质生活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之后，李大钊又阐述了阶级斗争理论问题，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他写道：

与他的唯物史观很有密切关系的，还有那阶级竞争说。

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法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他们所以牵入这竞争中的缘故，全由于他们自己特殊经济上的动机。……我们看那马克思与昂格思的《共产者宣言》中“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的话，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批评》序文中，也说“从来的历史尽是在阶级对立——固然在种种时代呈种种形式——中进行的”，就可以证明他的阶级竞争说，与他的唯物史观有密切关系了。

在此基础上，李大钊阐述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他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写道：

唯物史观所取的方法，则全不同。他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其及于人类精神的影响，亦全与用神学的方法所得的结果相反。这不是一种供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乃是一种社会进化的研究。而社会一语，包含着全体人民，并他们获得生活的利便，与他们的制度和理想。这与特别事变、特别人物没有什么关系。一个个人，除去他与全体人民的关系以外，全不重要，就是此时，亦是全体人民是要紧的，他不过是附随的。生长与活动，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质中去寻，决不在他们以外的什么势力。最要紧的，是要寻出那个民族的人依以为生的方法，因为所有别的进步，都靠着那个民族生产衣食方法的进步与变动。[231]

李大钊这些论述，阐述了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阶级斗争、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中国历史观念中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革。他的许多论著，还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另一些重要论点。他对这些基本观点和重要论点的阐述尽管在个别问题上还不很准确，但其本质和方向是确定无疑的。在李大钊之后，中国最早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对唯物史观作了阐述和介绍；而马克思主义史家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则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撰写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著作，创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1]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4页。本节有参考郭沫若此篇所论者，不另注。

[2]郭沫若：《卜辞通纂》第三六四片，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364页。

[3]郭沫若：《卜辞通纂》第三七一片，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366页。

[4]郭沫若：《卜辞通纂》第三七三、三七四片，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367页。

[5]《尚书·盘庚》，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8～172页。

[6]《尚书·牧誓》，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3页。

[7]《尚书·大诰》，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8～199页。

[8]《尚书·康诰》，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3页。

[9]《尚书·酒诰》，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6页。

[10]《尚书·梓材》，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8页。

[11]《尚书·召诰》，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2页。

[12]《尚书·多士》，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9页。

[13]《尚书·多方》，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8～229页。

[14]《尚书·君奭》，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3页。

[15]《尚书·梓材》，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8～209页。

[16]《诗经·小雅·正月》，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43页。

[17]《诗经·大雅·桑柔》，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58页。

[18]《诗经·大雅·瞻卬》，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71页。

[19]《诗经·大雅·云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62页。

[20]《诗经·大雅·召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79页。

[21]《诗经·小雅·节南山》，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