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学发展中的几个重要转折（第1页）

三、史学发展中的几个重要转折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经历了多途发展的历程。隋唐五代时期，史学在发展中出现了几个新的重要转折。第一个转折，是皇家正式设立了专门的修史机构——史馆，完善了史官制度，开展大规模的官修史书活动，并完成了第二个转折，即史学家自觉意识的增强，史学批评趋于成熟，史学发展进入了更富于理性特色的阶段。第三个转折，是明确地提出了史学的经世致用目的，深化了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第四个转折，是通史著作的复兴和新的史书体裁的出现。第五个转折，是历史笔记的勃兴。这几个新的重要转折，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这个时期的社会面貌和史学特点，并对后来的史学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正式设立史馆和规范官修史书活动

隋朝作为统一的皇朝，对推动史学发展没有太多的作为，但有两件事情是应当提到的。第一件事，开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81]这是表明皇家要垄断修史，魏晋以来私人修史之风的势头显然受到抑制。第二件事，是“《汉书》学”的兴盛。刘臻精于两《汉书》，时人称“汉圣”。杨汪学于刘臻，后为国子祭酒，炀帝“令百僚就学，与汪讲论，天下通儒硕学多萃焉，论难锋起，皆不能屈”，为一时之盛况。萧该、包恺更是《汉书》学宗匠，“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82]。这两件事，反映出隋皇朝统治者的历史意识的强化。

唐皇朝历史意识的强化是另一种表现形式。唐高祖以宏大的气魄，下诏修撰梁、陈、魏、齐、周、隋六代史，为唐代史学发展奠定了格局。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设史馆于禁中，复诏诸大臣修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纪传同时修成，唐太宗表示，秦始皇“焚书坑儒”、隋炀帝“尤疾学者”，皆不足取，而他本人“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83]。五代史纪传是：《梁书》56卷，纪6卷，传50卷，姚思廉（557—637年）撰。《陈书》36卷，纪6卷，传30卷，姚思廉撰。《北齐书》50卷，纪8卷，传42卷，李百药（565—648年）撰。《周书》50卷，纪8卷，传42卷，令狐德棻（583—666年）、岑文本（595—645年）、崔仁师撰。《隋书》55卷，纪5卷，传50卷，魏徵（580—643年）、颜师古（581—645年）、孔颖达（574—648年）等撰，其史论及梁、陈、齐三史总论皆出于魏徵之手。

五代史记述了梁、陈相继，齐、周并立，以及隋朝统一南北、由兴而亡的历史。至此，南北各朝及隋之统一的历史已粲然齐备。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又命褚遂良监修《五代史志》（亦称《隋书》志），至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成书，由长孙无忌奏进。参与撰述的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五代史志》包括10志30卷，上接《南齐书》志和《魏书》志。其中《经籍志》在学术史、文献学史和目录学史上有极重要的价值。

在《五代史志》成书之前，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下诏重修晋史。他在《修晋书诏》中批评尚存的18种晋史“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84]。重修工作以房玄龄、褚遂良监修，以曾经“总知类会”五代史撰述的令狐德棻为首，参与其事者凡21入。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撰成，包含纪10卷、志20卷、传70卷、载记30卷，记述了两晋、十六国史事。唐太宗为宣、武二帝纪及陆机、王羲之二传写了后论，故新修《晋书》曾题为“御撰”。《晋书》的志有很高价值，郑樵评论说：“晋、隋二志高于古今。”[85]《晋书》以载记体例记十六国历史，是其一大独创，在民族史撰述上有特殊的意义。《晋书》卷八二为陈寿、司马彪等一批史家立传，反映了突出的史学批评的自觉意识。在《五代史志》成书后三年，即显庆四年（659年），李延寿撰成《南史》纪传80卷、《北史》纪传100卷，这是通叙南朝史和北朝史的两部著作。李延寿的撰述工作，颇得力于史馆的条件和令狐德棻的支持。

唐初所修八史，占了古代“正史”即“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显示了官修史书所具有的实力。唐代官修史书在国史、谱牒和礼书等方面，也多有创获。五代时期还有官修《唐书》面世。

（二）史学家自觉意识的增强

盛唐时期，杰出的史学批评家刘知幾（661—721年）于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写出了《史通》一书。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上一部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是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发展的新转折。

刘知幾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起担任史职，直至去世止，首尾20年。他参与了实录、国史、大型谱书等许多重要撰述，对史学源流、历史文献的聚散、得失、性质，以及武则天、唐中宗时史馆修史状况，均有深入的认识。刘知幾的史学批评意识由此而显得格外强烈，加之他少年读书“喜谈名理”的赋性，也逐渐培养起一种批判精神。他撰《史通》的原因，是因为“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86]。

《史通》20卷，包括内篇10卷39篇，外篇10卷13篇，合为52篇。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3篇亡于北宋以前，全书今存49篇。内篇是全书的主要部分，着重阐述了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求和撰史原则，而以评论纪传体史书体例为多。外篇论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杂评史家、史著得失，也反映了作者对于历史的一些见解。

《史通》以《六家》、《二体》开篇，从史书的内容和形式阐述了史学的起源；以《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勾勒了史学发展大势；以《杂述》概括了史学的多途发展。这5篇，是对史学发展历史的清理。它的《载言》、《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编次》、《称谓》、《序传》等篇，是关于史书表现形式的理论，而以论纪传体史书的结构、体例为主。它的《采撰》、《载文》、《补注》、《因习》、《邑里》、《言语》、《浮词》、《叙事》、《点烦》、《核才》、《烦省》等篇，是关于史书编撰方法和文字表述的理论。它的《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摸拟》、《书事》、《人物》等篇，是关于历史认识和撰述的理论。《辨职》、《自叙》、《忤时》3篇，是阐说作者的经历、撰述旨趣和对史学社会功用的认识。外篇中的其余各篇，列举实例，杂评前史得失，以证上述有关理论。《史通》精髓在于“商榷史篇”[87]、“喜述前非”[88]，主旨是史学批评。时人徐坚评论《史通》说：“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89]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古代史学批评理论的经典性著作。

刘知幾还提出了“史才三长”论，认为史家兼具才、学、识，方可称为良史之才。他用才、学、识三个范畴，把史家的修养提高到自觉的理论认识阶段。

《史通》所反映出来的史学家的自觉意识，到中唐时期有更广泛的表现。总的来看，史学家对于自身职责与社会之关系的认识，趋于更加自觉，更加深刻，而且或多或少带有一些理性成分，显示出史学家自觉意识的增强，成为中唐史学发展的又一个趋势。

（三）明确地提出了史学的经世作用，深化了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

唐代中叶的社会动**，促使史学家们在鉴戒思想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经世思想，丰富、深化了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唐玄宗开元末年，唐皇朝的盛世出现衰败的征兆，而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则严重地阻滞了唐代经济、政治发展的势头，同时也使盛世时期所积累起来的各种社会矛盾爆发出来。其中如藩镇问题、土地问题、财政问题、民族关系问题等，都十分严重，成为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普遍关注的问题。政治家的改革，思想家的论辩，史学家的沉思，以至诗人的咏叹，都使他们在面对严峻的现实这一点上有很多相通、相似之处。人们所熟知的“两税法”、《封建论》、“三吏”、“三别”等，都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唐代史学风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中唐以前的史学家中，还不曾出现这样的情况：由史学家自己宣称，他写的史书将直接应用于政治统治。这种情况，在中唐时期是切切实实地出现了。大史学家杜佑郑重表明：“佑少尝读书而性且蒙固，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90]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家第一次由本人宣布，其著述将直接用来为政治服务。前代史家所谓“藏之名山，传之其人”[91]、“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92]等种种含蓄的说法，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明确的“将施有政”了。杜佑的这一撰述宗旨，颇为同时代人所重视，所推崇。

中唐时期，经世思想的产生不限于史学领域。如政治家、地理学家李吉甫指出：

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将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93]

这是他反复阐说自己撰述《元和郡县图志》的目的。从中不难看出，他极不满意那种“流于异端，莫切根要”的地理之学，强调地理之学应着重研究“丘壤山川，攻守利害”，以便为当时的政治统治服务。

元和十年（815年），文学家、大诗人白居易在长安为太子属官，其间，他给元稹写了一封信，讨论诗歌的创作目的和社会作用。信中说：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94]

这就是说，诗文的创作，应当密切结合当时的“时”、“事”。有这种认识的人，又岂止一个白居易。

总体来看，中唐史学之趋向于重视经世作用，并不是偶然的或孤立的现象。一方面，这是当时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它要求史学家把从现实去考察历史与从历史来观察现实结合起来，即把现实作为研究历史的起点和归宿。另一方面，经世思想在当时已或多或少成为一种学术文化中的潮流。《通典》是这个潮流的产物，又是这个潮流的一部分，故而“大为士君子所称”[95]。

（四）通史撰述的复兴和新的史书体裁的出现

在西汉皇朝盛世，司马迁著《史记》，首创纪传体通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座里程碑。然而，自东汉班固撰《汉书》，改通史为断代，此后数百年间，通史撰述甚为寥落，而断代为史则风靡一时。南北朝时，梁武帝曾命史学家吴均等撰《通史》600卷，北魏元晖也曾召集史学家崔鸿等撰《科录》270卷，这两部书都是通史，可惜都没有流传下来。隋末，陆从典试图“续司马迁《史记》讫于隋”[96]，但他并未实现这个著述计划。这表明，从南北朝至隋，一些政治家、史学家，还是希望在撰述通史方面能够获得新的成就。

盛唐史学家中，不少人都有一种通变的历史观念。李延寿撰《南中》、《北史》180卷，“以拟司马迁《史记》”[97]。睿宗、玄宗时人韩琬曾撰《续史记》130卷[98]，可惜其书已佚。而萧颖士则“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99]。这是分别采用纪传体和编年体撰写的通史，前者尊《史记》，后者崇《春秋》。

中国史学上的通史撰述，至中唐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成为这个时期史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趋势。概括地说，这时期的通史撰述的新成就有三个特点：一是体裁丰富，二是产生了有影响的著作，三是开拓了历史研究的领域。这不仅是唐代史学上的重要成就，也是整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转变风气之重大意义的成就。兹将这一时期的通史著作列表如下：

据上表，只有姚康是中、晚唐之际的人，除其所撰《统史》成书于晚唐外，其余都是中唐时人，所撰各书，多成于德宗、宪宗两朝。这些书，除《建康实录》是贯通六朝历史的著作外，其余诸史多是贯通古今的通史。如韩潭的《统载》，“采虞、夏以来至于周、隋，录其事迹善于始终者六百六十八人为立传”[100]。如杜佑的《通典》，分为九门，“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我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101]。如高峻《小史》，“一以《太史公书》为准”[102]，抄节历代史而成，间或也有述作，下限至于唐德宗、顺宗时期。再如姚康《统史》，“上自开辟，下尽隋朝，帝王美政、诏令、制置、铜盐钱谷损益、用兵利害，下至僧道是非，无不备载，编年为之”[103]。以上四书，分别为传记体、典制体、纪传体、编年体，它们的共同特点则都是通史。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里，能够在通史撰述方面取得这样突出的成就，这在中唐以前的史学发展史上是不曾有过的。

中唐史学出现重视撰述通史的趋势，乃是自南北朝以来、特别是隋朝和盛唐以来史学发展的结果。至于中唐史家能够采用多种体裁来表现通史的撰述，也是跟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史学的发展，尤其是跟他们对史书体裁有过一番争论和反思相联系的。[104]

中唐史家的通史著述对后来史学发展的重大影响，从《通典》成为“十通”之首，可以得到最有力的说明。

（五）历史笔记的勃兴

刘知幾《史通·杂述》说：“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他说的“偏记小说”，包含十项，其中“小录”、“逸事”、“琐言”、“别传”、“杂记”等，似属于历史琐闻笔记一类的作品。这类作品，是从秦汉以来尤其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发展起来的，故刘知幾说是“其所由来尚矣”。至于说它们“能与正史参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从内容上看可以补充正史，二是从表现形式上看可以丰富史书的体裁。刘知幾的高明处，是他已经认识到这类作品在史学发展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可以认为：“唐代是笔记的成熟期，一方面使小说故事类的笔记增加了文学成分，一方面使历史琐闻类的笔记增加了事实成分，另一方面又使考据辨证类的笔记走上了独立发展的路途。这三种笔记的类型，从此就大致稳定下来了。”[105]从历史琐闻类笔记来看，它们的作者都逐步形成了一种“以备史官之阙”的意识，从而使它们提高了在史学上的价值。

在唐代的笔记发展中，晚唐实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可以认为是笔记勃兴的阶段。例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篇《唐之传奇集及杂俎》中列举的十余种书，基本上都是晚唐人作品；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论唐代的笔记，其所举“小说故事类”诸例与“历史琐闻类”诸例，半数以上亦系出于晚唐人之手。

晚唐的历史琐闻笔记，因其作者的身份、见解、兴趣、视野的不同而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价值。但这些书说人物，论事件，讲制度，旁及学术文化、生产技艺、社会风情等，都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历史的面貌。在现存的晚唐历史琐闻笔记中，李肇的《国史补》（3卷，亦称《唐国史补》）、韦绚的《刘宾客嘉话录》（1卷）、李德裕的《次柳氏旧闻》（1卷）、郑处诲的《明皇杂录》（2卷）、赵璘的《因话录》（6卷）、李绰的《尚书故实》（1卷）、张固的《幽闲鼓吹》（1卷）、范摅的《云溪友议》（3卷，一作12卷）、郑綮的《开天传信记》（1卷）等，历来为人们所重视。从史学的观点看，它们有几个共同的特点：第一，都记本朝史事，而以中唐以下史事为主。如影响较大的《国史补》、《因话录》，前者记玄宗开元至穆宗长庆年间事，后者记玄宗至宣宗朝史事。第二，这些书的作者不少都具有为正史拾遗补阙的意识，从而增强了历史琐闻笔记的严肃性。《国史补》作者李肇在本书序中解释他的书名和撰述旨趣说：

这篇序文，可以看作是历史琐闻类的笔记在撰述思想上真正走向成熟的标志。这如李德裕强调“以备史官之阙”[106]，郑綮说“搜求遗逸，传于必信”[107]一样，还有僖宗时进士林恩撰《补国史》（10卷）意在“补”国史[108]，赵璘的《因话录》用“因话”二字名书也是表明其所“录”是有根据的，都反映了作者的自觉的史学意识。这种意识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琐闻笔记的发展，进而确定了它们在中国古代史学上的重要位置。第三，这些书大多涉及中晚唐的政治统治、社会变故，它们在客观上不是在为唐皇朝的兴盛唱赞歌，而是在为它的衰落唱挽歌。例如，《国史补》中的《汴州佛流汗》、《韦太尉设教》、《王锷散财货》、《御史扰同州》等条，写出了中唐时期文武官吏的贪赃枉法、贿赂公行的丑恶行径；而《京师尚牡丹》、《叙风俗所侈》等条，则勾画出德宗朝以下贵族生活的奢靡和腐败。此外，如关于藩镇跋扈、宦官专权、官僚队伍膨胀的记载，都是从比较深刻的意义上揭示了这个时期的社会问题和历史特点。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实为唐代历史的转折时期，其中盛衰得失，引起后人的许多回味和反思。《次柳氏旧闻》、《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多触及这方面的内容。尤其是《开天传信记》虽只写了开、天时期32件史事，但却把玄宗开元年间的励精图治、盛世景象，天宝年间的奢靡享乐、政事腐败，以及玄宗在安史乱后做了“太上皇”的忧思惆怅和政治上的失落感都反映出来了。

从这三个特点来看，晚唐的历史琐闻笔记确为当时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其数量来说，上面所举的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和不曾著录的，数量比这要多得多，可惜大多亡佚。这些笔记在历史文献上的价值，后来因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时曾广泛采用而得到相当发挥。高似孙《史略》卷四《通鉴参据书》条，曾列举多种。胡三省说：“盖唐中世之后，家有私史。……《考异》30卷，辩订唐事者居太半焉，亦以唐私史之多也。”[109]这里说的“私史”，多是指的私家所撰历史琐闻笔记。当然，这些笔记中有的也还没有完全摆脱神仙志怪的影响，但这毕竟不是它们的主要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