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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文献的整理

历史文献在其积累过程中，由于社会的与自然的原因会出现散失的情况。早在春秋末年，孔子就发出了“文献不足征”的感叹，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8]孔子说的“文献”包括历史记载和当时贤者；因为这两方面的“不足”，他无法用杞和宋来证明他对夏礼、殷礼的认识。孔子在另一个地方又说过：“吾犹及史之阙文也。”[9]“文献不足”和“史之阙文”，或许就反映了历史文献散失的情况。

当历史文献积累愈来愈多的时候，这种散失的情况有时是很惊人的。隋朝初年，牛弘在上书请开献书之路时讲到，自孔子至南北朝，书籍有五次厄运：秦的焚书，使“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此则书之一厄也”。“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东汉末年，献帝移都，“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此则书之三厄也”。西晋末年，“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南北朝时，江表图书，尽萃于后梁，及北周灭后梁，后梁萧绎“悉焚之于（郢之）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10]牛弘主要是从社会方面的原因，总结了图书散失的严重情况。正如牛弘所指出的，图书在每遭到一次厄运之后，总是会引发人们对图书进行搜集、整理的热情。

历史文献的整理，也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如人们在转抄、刊刻文献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讹误、脱漏，不同抄本和刻本的流传造成的歧异，由于时代的久远后人对前人撰述的费解，也有后人对历史文献的臆改造成的错误，还有后人假托前人之名而作伪的著作，等等。所有这些，都促使人们为社会的需要而不断开展对历史文献的整理。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整理历史文献的第一人。司马迁记其事曰：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

……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11]

这就是历史上所谓孔子删订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是儒家经典，也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孔子未必序《彖》、《象》、《系》、《说卦》、《文言》，未必编订《礼记》，但他整理历史文献的工作，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司马迁评价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12]

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奉命校书，这是封建朝廷所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历史文献整理工作。刘向的《别录》、刘歆的《七略》是这次历史文献整理工作的结晶，前者多已佚亡，后者经班固删削后写成《汉书·艺文志》，成为今存最早的历史文献研究专书，对以后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整理工作和理论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汉书·艺文志》之后，唐初史家撰写的《隋书·经籍志》、北宋欧阳修撰写的《新唐书·艺文志》、南宋郑樵撰写的《通志·艺文略》、元初马端临撰写的《文献通考·经籍考》，直至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总目》，都是性质相同而又不断丰富、发展的历史文献整理的结晶。

随着历史文献积累的增多和整理工作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些专门整理历史文献的要求和方法，主要有校勘、版本、辑佚、辨伪、注释、考证等。

校勘，这是整理历史文献最基本的工作。它涉及对同一历史文献之内容的考察、篇目的编次、文字的订正、书名的确定和文献性质的辨别等。刘向的《战国策书录》写道：

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相补，除重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

以下，刘向还分析了《战国策》所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战国策》的文献价值。从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内容和性质相同的书有许多不同的本子，文字多有误脱，书名亦各不相同。刘向都一一校正、勘订、编次成书。

这是指校勘一种书而言。如果校勘群书，除了上面这些工作之外，还应讨论群书之旨，条辨流别。章学诚在论到刘歆《七略》和《汉书·艺文志》的区别时写道：

刘歆《七略》，班固删其《辑略》而存其六。颜师古曰：“《辑略》谓诸书之总要。”盖刘氏讨论群书之旨也。此最为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传。今可见者，唯总计部目之后，条辨流别数语耳。[13]

在章学诚看来，校书涉及广泛的内容，而“讨论群书之旨”是最重要的。他认为班固删去《七略》中的《辑略》是一大失误。至于《汉书·艺文志》还保留“条辨流别数语”的做法，则唐初的《隋书·经籍志》和北宋的《崇文总目》都有所继承。而南宋郑樵撰《通志略》，又删去《崇文总目》叙录，重蹈了班固的覆辙[14]。章学诚认为：

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15]

这就是说，校勘群书，不只是一些技术上的文献整理工作，更重要的是学术史的研究工作。

研究版本的特征和差异，鉴别其真伪和优劣，也是历史文献整理的重要方面。所谓版本，是指一书经过多次传写和刊刻、印刷而形成的各种不同本子；指书籍制作的各种特征，如书写或印刷的形式、年代、字体、行款、纸墨、装订，以及一书在其流传过程中所形成的记录，如藏书印记、题识、批校等。上引《战国策书录》，可知刘向校书时就遇到了题写不同书名的各种本子。北宋时，史臣奉命校刻南北朝及隋历代正史，在版本上就遇到三种不同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所据版本比较完好，只需一般性校勘即可刻版印刷，如《南齐书》、《梁书》、《隋书》即是。于《南齐书》称：“臣等因校正其讹谬，而叙其篇目。”[16]于《梁书》称：“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为目录一篇。”[17]于《隋书》则云：“天圣二年五月十一日上。御药供奉蓝元用奉传圣旨，赍禁中《隋书》一部，付崇文院。至六月五日，敕差官校勘，仍内出版式雕造。”[18]第二种情况，是所据版本脱误较多者。如《陈书》，史臣奏称：

……而其书亦以罕传，则自秘府所藏，往往脱误。嘉祐六年八月，始诏校雠，使可镂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陈等书缺，独馆阁所藏，恐不足以定箸。愿诏京师及州县藏书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陈书》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传之学者。其疑者亦不敢损益，特各书疏于篇末。其书旧无目，列传名氏多阙谬，因别为目录一篇，使览者得详焉。[19]

从这段文字中，可知宋人校订《陈书》，已觉版本是个严重问题，所以要以“州县藏书之家”的藏书，来同“馆阁所藏”比勘，才能作最后的校定。第三种情况，是所据版本有严重残缺者。如《魏书》，史臣奏称：

而修史者言词质俚，取舍失衷，其文不直，其事不核，终篇累卷，皆官爵州郡名号，杂以冗委琐曲之事，览之厌而遗忘，学者陋而不习，故数百年间，其书亡逸不完者，无虑三十卷。今各疏于逐篇之末。然上继魏、晋，下传周、齐、隋、唐，百六十年废兴大略，不可阙也，臣攽、臣恕、臣焘、臣祖禹，谨叙目录，昧死上。[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