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后汉书在史学思想上的两个特点（第2页）

其次来谈“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的问题。

范晔撰《后汉书》，计划中应有十志，后因获罪而未果。李贤等注《后汉书》曾谓：

沈约《谢俨传》：“范晔所撰十志，一皆托俨。搜撰垂毕，遇晔败，悉蜡以覆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恨。其志今阙。”[104]

此事与范晔所说不符，刘昭注补志序亦不曾提及。南宋洪迈在《容斋四笔》中已说明这一点，并进而指出沈约《宋书》并无《谢俨传》这一事实，认为此事“殊不可晓”[105]。清人浦起龙《史通通释·古今正史》于此事亦有详尽注文，结论是“异说备考”。这里，有一点疑问可以作为参考，即李贤注文只是说“沈约《谢俨传》”云云，而洪迈《容斋四笔》则说是“沈约作《宋书·谢俨传》”云云。今查《宋书》，确无《谢俨传》。这里至少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李贤等人对沈约《谢俨传》确有所据，但并非收入《宋书》而已，故洪迈从《宋书》中寻找根据自无结果；二是洪迈疑问可以成立，则李贤等所据不确。看来至今也还只能是“异说备考”。

从史学思想来看，范晔即使将十志托给谢俨，最多也只是限于史事部分，而“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则是他人所不能替代的，这一点自无疑义。当然从广泛的意义来看，卷内发论，以正得失，是多数史家的作史目的，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一般说来，这里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只存在高下之分。现在，我们已不可能得知范晔是怎样将拟议中的十志于卷内发论的，在典章制度上其所正得失是何所指。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从《后汉书》纪传中，尤其是纪传的史论中窥见其有关的见解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

准此，我们还是可以试图从《后汉书》纪传中来揭示所谓就卷内发论，以正得失的具体表现的。综观《后汉书》纪传，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主要归结为教化与刑罚，妥善安置功臣，注重改良风俗，外戚与宦官对政治的侵蚀，党锢的教训等。这些方面的得失，有的是同前朝相比较而总结出来的，有的则从东汉本朝的政治后果而揭示出来的。

关于教化与刑罚问题。这是一个新的朝代建立起来首先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对于社会的安定有关键性的作用。范晔对此二者，不持绝对不同或互相排斥的看法，认为二者都有必要，都会起到积极的社会作用。这从他对汉明帝和汉章帝的评价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称赞明帝“善刑理”，故法制能够做到“内外无倖曲之私，在上无矜大之色”[106]，可谓不易。这里或许有所夸大，但总不能没有任何根据。东汉社会的稳定，与此有极大关系。但是，社会的相对稳定，仅仅依靠法制是不够的，还应同时实行教化。范晔认为汉章帝在这方面是做出了成绩的。他在《章帝纪》后论中写道：

章帝素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厚。感陈宠之义，除惨狱之科。深元元之爱，著胎养之令。……平徭简赋，而人赖其庆。又体之以忠恕，文之以礼乐。……在位十三年，郡国所上符瑞，合于图书者数百千所。乌呼懋哉！

一方面减轻负担，一方面实行教化，以“宽厚”来淡化“苛切”，使社会继续保持安定的局面。这同人们称道“建武、永平之政”是相反相成的。

关于妥善安置功臣。东汉“中兴”，多有功臣；对功臣如何安置，是政治上的一件大事。所谓“中兴二十八将”的安置，是一个突出问题。范晔对于“议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职，至使英姿茂绩，委而勿用”的评论，提出不同的认识。他认为光武的做法，“原夫深图远筹，固将有以焉尔”，即是从政治上的长远利益考虑的。他进而指出，西汉初年大封功臣为王，“或崇以连城之赏，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势疑则隙生，力侔则乱起。萧、樊且犹缧绁，信、越终见葅戮，不其然乎！”这种情况，延续到汉武帝时，还是“宰辅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缙绅道塞，贤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关之怨，其怀道无闻，委身草莽者，亦何可胜言”。这就不仅仅是“隙生”、“乱起”的问题，而且更有堵塞贤路、埋没人才之弊。范晔见解的深刻，在这里显得十分突出。他说，正因为如此，“故光武鉴前车之违，存矫枉之志”，才作出不同于西汉初年大封功臣的决策。这个决策的结果是：既稳定了社会，又没有亏待功臣。最后，范晔作了理论上的概括：“夫崇恩偏授，易启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广招贤之路，意者不其然乎！”[107]这是东汉政治上一条极其重要的历史经验，而范晔此论则是《后汉书》中的一篇宏论，世人称为“中兴二十八将论”。梁昭明太子编纂《文选》时，收入此论[108]。

关于兴经学，重世风。范晔认为，东汉一朝在这两个方面是有成绩的。范晔对于东汉经学之盛作了具体分析，虽利弊皆有而从政治上看则利大于弊。他指出：东汉经学的发达，以至“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经学之盛成为东汉社会中的一个突出特点。范晔认为，东汉经学之盛，尽管带来不少弊端，如：“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故通人鄙其固焉”，真正有成就者并不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然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群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对一代社会风气有很大影响，以致东汉末年的“权强之臣”、“豪俊之夫”，都不能无所顾忌。东汉自桓、灵以下，衰颓之势不可逆转，“而能多历年所者，斯岂非学之效乎！”[109]东汉末年皇权的延续，是诸多因素所决定的，而“皇权”本身实质上已是有其名而无其实，但范晔所论及其所举出的历史事实，说明世风对于社会以至于政治所产生的影响，不是没有道理的。范晔还列举李固、周军、左雄、黄琼、桓焉、杨厚、崔瑗、马融、吴祐、苏章、栾巴、宠参、虞诩、王龚、张皓、张纲、杜乔、张衡等人，显示各方面的才能，致使“东京（按指东汉——引者）之士，于兹盛焉”。即使到汉桓帝时，依然是“宏儒远智，高心洁行，激扬风流者，不可胜言”。这里范晔得到同样的结论：东汉末年，“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乎”[110]！在范晔看来，东汉经学的盛行，虽然存在不少可议之处，但它对于社会伦理的规范在当时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乃至对于政权的稳固和延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很重要的。

关于外戚干政和宦官专权。范晔认为，外戚干政和宦官专权，是东汉政治上的两个严重教训。他强调说他在《后汉书》中撰《皇后本纪》的目的，是为了要说明：“权归女主”，“委事父兄”，“终于陵夷大运，沦亡神宝”[111]。在皇后和外戚的纷纷得势、覆灭的过程中，东汉皇朝也走向“沦亡”。这个教训，可谓严重至极矣。举例来说，如汉安帝时：“权归邓氏，至乃损撤膳服，克念政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远，始失根统，归成陵敝。遂复计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咎台衡，以答天眚。”[112]邓氏把朝政搞得一塌糊涂，最后还要嫁祸他人，去追究三公的“责任”。而邓氏一门，则公、侯、牧、守无数。史载：

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113]

显然，即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现象也是极不正常的，其有害于政治统治，是不言而喻的。

从这些历史现象中，范晔进而揭示出其中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即外戚们不可逃脱的历史悲剧命运。他这样写道：

汉世外戚，自东、西京十有余族，非徒豪横盈极，自取灾故，必于贻衅后主，以至颠败者，其数有可言焉。何则？恩非己结，而权已先之；情疏礼重，而枉性图之；来宠方授，地既害之；隙开势谢，谗亦胜之。悲哉！[114]

这段话概括了干政的外戚们必遭祸败之理：或承宠于先帝，不结恩于后主；或后来得宠者，而先代权臣必不相容；等等。这在当时的政治权力的分配、争夺中，都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也是难以克服的痼疾。从范晔的分析当中，不难看出，外戚极易走上干政的路径，而这样的外戚则必定成为当时政治肌体上的一个毒瘤。范晔的认识可谓一针见血，给后人启示良多。

东汉时期的宦官专权、跋扈，危害政治，也是十分突出的。范晔指出，邓后以女主临朝，放手任用宦官；而此时的宦官，“手握王爵，口含天宪”[115]，是一个权势显赫的群体。他们所起的作用是：“阿旨曲求”，“直情忤意”，“汉之纲纪大乱矣”，他们的“败国蠹政之事”，不可单书[116]。由此，范晔总结了三代以来的历史教训，他写道：

自古丧大业绝宗禋者，其所渐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祸，嬴氏以奢虐致灾，西京（按指西汉——引者）自外戚失祚，东都（按指东汉——引者）缘阉尹倾国。成败之来，先史商之久矣。[117]

这个概括，虽不尽全面，但其所论却是抓住了一个重要环节。作为一个史家来说，范晔的思考是深刻的。

关于党锢的历史教训。所谓“党锢”，是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宦官专权所酿成的一出严重的历史悲剧。对此，范晔在继承司马彪《续汉书·党锢传》及有关传记的基础上，颇用心力，为陈蕃等六人作专传，记荀翌等三人行事而附于他人之传，而对刘淑、李膺等二十一人则立为《后汉书·党锢列传》，并为此传撰写了约一千五百字的长篇序文，略述“党锢”之始末原委。所有这些，都表明范晔对于“党锢”这一历史事件的十分重视。这篇序文，实为范晔《后汉书》史论中的杰作之一。范晔认为，所谓“党锢”发生的深层原因是：“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更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但对于这种“婞直之风”，专权的宦官是不能容忍的。因此，“若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不其然乎！”在范晔看来，尽管“党人之议”本始于士人之间的“互相讥揣”，但它被宦官集团所利用并制造了东汉历史上一个政治大悲剧，是有其必然性的。汉桓帝时，宦官对士人罗织的“罪名”是“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李膺等“党人”于是被“逮捕”、“收执”，而受牵连者“二百余人”。其后，虽“赦归田里”，但却“禁锢终身”。汉灵帝时，张俭等被诬告“图为社稷”，灵帝诏令大捕“党人”，致使各级官员“百余人，皆死狱中”；受其牵连，“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直到黄巾起义，灵帝才被迫“大赦党人，诛徙之家皆归故郡”。范晔对于“党锢”一事的性质也有明确的评论，他写道：“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他认为“党锢”给予人们最重要的启示和教训是“上好则下必甚”[118]。他的结论是中肯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范晔在“以正一代得失”方面的见解的深刻，这里不妨就《后汉书·党锢列传》序所引发的有关评论，再赘述几句。清人王鸣盛指出：“袁宏《后汉纪》第二十二卷论党锢一段，蔚宗虽亦稍取之，然彼乃深斥党人之非，用意与蔚宗不同。”[119]《后汉纪》关于“党锢”之论，也是作者的精心之作，但其主旨在于强调“野不议朝，处不谈务，少不论长，贱不辩贵”的“先王之教”，与范晔论旨迥然不同。在对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上，袁、范的异趣，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正确地认识历史，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是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