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通典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局限（第1页）

第五节《通典》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局限

《通典》是中国史学发展中产生的一部巨制，是史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但是，它也不是没有缺陷的。

首先，从历史编纂来看。《通典》以一百卷即占全书二分之一的篇幅写“礼”。其中“沿革礼”六十五卷、“开元礼”三十五卷，不仅失于重复，而尤其失于烦琐。这固然同他那个时代门阀重礼的风气有关，但毕竟是它最突出的缺陷。

其次，从历史思想来看。在杜佑的历史思想中，朴素的唯物观点、朴素的辩证观点和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是其积极的一面。其消极的一面，主要表现为“英雄史观”，而与此相联系的则是对人民群众作用的漠视，并把人民群众的起来造反斥为“群盗蜂起”。他说：“民者，瞑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审其众寡，量其优劣，饶赡之道，自有其术。”在杜佑看来，人民群众完全成了等待“贤者”、“圣者”恩赐的、消极的历史因素。反之，那种“成王业兴霸图”、“富国强兵”的伟大事业，都是个别杰出人物造成的，而这样的人物又是很难得出现的，以致汉代以降，“不可多见”[98]。这种把历史的活动归结为个别杰出人物活动的英雄史观，不仅同杜佑自己说的“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相矛盾，而且同唐初史家如魏徵等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相比也显得逊色。

再次，从社会思想来看。《通典》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方面对当时社会确有不少深刻的揭露，但也存在过分粉饰当时社会的一面，如论唐代的刑罚说：“圣唐刑名，极于轻简……如罪恶既著，制命已行，爱惜人命，务在哀矜，临于剿绝，仍令数覆。获罪自然引分，万姓由是归仁，感兹煦妪，藏于骨体……国家深仁厚德，固可侔于尧、舜。夏、殷以降，无足征矣。”在这里，严峻的法律，被说成是阳光雨露、“深仁厚德”。杜佑还替帝王执法中的“急于黎庶，缓于权贵”的屈法行为作辩护。在他看来，衣冠（士族）受刑，虽罪有应得，亦应为之“伤悯”；黎庶（匹庶）被戮，虽法不当罚，也无须为之“嗟叹”[99]。显然，这同他所提倡的刑罚应当“无私无滥”，是相矛盾的。

《通典》的这些缺陷，究其原因，或是受着总的时代条件和阶级地位的限制，或是由于具体历史环境的影响，或是因为作者见识上的局限，等等。尽管如此，但作者从许多方面提出了前人不曾提出的见解，取得了前人不曾达到的成就，其理论贡献是巨大的。

[1]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52页。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99页。

[2]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52页。

[3]《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唐纪》三十，玄宗开元二十四年，有关唐动乱与肃代政治诸事，多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至卷二百二十四，引文不一一作注。

[4]杜牧：《樊川文集》卷一《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0页。

[5]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杜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81页。

[6]李翰：《通典序》，见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页。

[7]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杜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82页。

[8]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73页。

[9]马端临：《文献通考》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页。

[10]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73页。

[11]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中》，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0页。

[12]《通典》卷四十二自注云：“凡义有经典文字其理深奥者，则于其后说之以发明，皆云‘说曰’；凡义有先儒各执其理，并有通据而未明者，则议之，皆云‘议曰’；凡先儒各执其义，所引据理有优劣者，则评之，皆云‘评曰’。他皆同此。”

[13]刘昫等：《旧唐书·文苑传》下及欧阳修等：《新唐书·文艺传》下均有传。

[14]李翰：《通典序》，见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2页。

[15]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杜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83页。

[16]杜佑：《进〈理道要诀〉表》，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7]参见杜佑：《理道要诀》自序，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8]杜佑：《进〈理道要诀〉表》，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9]范文澜：《中国通史》第4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363页。

[20]杜佑：《理道要决》自序，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21]参见本书第三章“《隋书》的历史思想”一节。

[22]杜预：《春秋左氏传》序，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702页。

[23]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66页。

[24]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杜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82页。

[25]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三《刘晏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523页。

[26]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29页。

[27]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九《陆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18页。

[28]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十一《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08页。

[29]《与元九书》，见《白居易集》卷四十五、《旧唐书·白居易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