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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转折与创新

这一时期的史学在步入隋唐时期后，其显著特点是于发展中出现了新的转折，尤其在唐代，出现了重大的转折和鲜明的创新特点。当然，转折和创新是相互联系的：转折中包含创新，而创新本身往往就是转折的标志。

先说出现了哪些转折。

第一个转折，是私人撰史受到限制，皇家加强了对修史的控制，并建立了独立的修史机构——史馆。这个转折过程，反映了最高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的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在逐步增强。隋朝统治者关于禁止私人撰写国史和品评人物的措施与唐初设史馆于禁中有计划地撰写前朝史及本朝史的措施，表面上看，其性质颇相类似，但在客观上其结果却有极大的差异，前者阻碍了史学的发展，后者却促进了史学的发展，可谓形同而实异。这一转折对后世的影响，是强化了官修史书在史学发展中的地位，而对其评价则应持辩证分析的态度。

第二个转折，是史学在思想领域中逐步摆脱了经学的羁绊而卓然自立的地位不断得以巩固，并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这反映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文献整理和目录编定的活动中，史学有了独立的位置，史书成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典籍之一。这一转折的影响，中经宋元而迄于明清，长达一千一百余年而未间断。当然，中国古代史学在历史观点和价值评价方面，仍然受到儒家学说的深刻影响，也就是说，在这方面，史学并没有完全脱离经学的笼罩。另一个方面，在唐代的科举考试中设立了“史学科”，史学成为取士的途径之一。尽管由此入仕的人并不多，但史学的地位已具有明显的独立性。

第三个转折，是出现了对史书编著和史家得失及诸多史学现象进行系统总结与评价的专书，反映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已经走过了漫长的摸索、发展道路而趋于成熟，这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到一个更加自觉地进行理论思考的新阶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其影响所及，覆盖后世，直至当代。

第四个转折，是出现了新的、完备的史书体裁——典制体，以及系统地阐述制度史的专书。以往的史书，主要是两种体裁，即编年体和纪传体，其中纪传体又受到更多的重视。典制体史书的雏形，在古代礼书中已有所表现，而在纪传体史书中则表现得更为突出，故典制体史书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也有一个长期酝酿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典制体专书的问世，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史书的表现形式，扩大了历史研究的内涵和历史编纂的领域，而且还表明中国古代史家对于制度文明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之重要地位的高度重视。其对后世之影响，经历宋、元、明、清的发展而蔚为大观。

第五个转折，是通史撰述出现复兴的趋势。司马迁著《史记》，开创了通史撰述的宏大格局，受到了东汉学人的高度评价。但《史记》的流传却不如《汉书》，而新撰写的通史更是寥若晨星。这一则是由于撰述通史的困难甚多，加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文献散落，致使史家对通史之作望而却步；再者是朝代更迭频繁，从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看，皇朝史即朝代史自然受到更多重视。这种情况，到了隋唐统一局面形成后即发生了变化。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天下一家”的历史思想与政治思想，启发和推动史家致力于通史撰述。尤其是中晚唐时期的史家，运用多种表现形式撰写出不同内容、不同特色的一些通史著作，对后世通史撰述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国史学之“通史家风”的形成，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六个转折，是历史笔记开始发展起来，从而扩大了私人著史的范围，丰富了反映更多社会生活、社会风貌的历史内容。此类笔记，滥觞于魏晋南北朝，发展于隋唐，兴盛于宋元明清，其数量之众多，内容之广泛，成为史学园地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部分。

以上六个方面的转折，其中包含着三个方面的重要创新：一是撰述内容的创新，如制度史、片段的社会生活史等；二是史书体裁的创新，如典制体、历史笔记等；三是理论认识的创新，如史家主体之自觉意识的增强和史学批评之系统著作的问世。

如果把这六个转折、三种创新同以往的史学联系起来考察的话，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先秦史学犹如涓涓细流，在山谷间自信地穿行；秦汉时期的史学却似陡然升起了两座高峰，耸入云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史学，恰如冲出两座高峰之间的滔滔江水，形成一幅百川竞流的恢宏图画，而后又汇成巨流，奔腾向前，后浪推前浪，涌起一簇又一簇新的浪峰。

[1]刘昫等：《旧唐书》卷二十下《哀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11页。

[2]司马光：《稽古录》卷十三“臣光曰”，王亦令点校，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87年，第340页。

[3]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66～467页。

[4]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七《石季龙载记下》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98页。

[5]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十三《苻坚载记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88、2895页。

[6]以上均系隋文帝语，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隋文》卷一、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017、4015、4027、4023页。

[7]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103、6104页。

[8]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47页。

[9]郑樵：《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39页。

[10]参见《中华文明史》第四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688页。

[11]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大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92、993页。

[12]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正史类小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57页。

[13]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杂史类小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62页。

[14]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旧事类小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67页。

[15]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职官类小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69页。

[16]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杂传类小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82页。

[17]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簿录类小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92页。

[18]魏徵等：《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8页。

[19]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前代史”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87页。

[20]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