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南史北史中南北统一的历史思想（第1页）

四《南史》、《北史》中南北统一的历史思想

从“南北分隔”到“胡越一家”

从史学和政治的关系来看，国家的统一，必然要求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从史学和历史的关系来看，随着历史的发展，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展，因而史学家对反映历史的史书也要提出新的看法和新的要求。而这种新的看法和新的要求的提出，从终极的原因来说，它无疑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但从史学家的直接动因来说，它往往是史学家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政治局面的反映。因此，史学家的一种历史观点的提出，是必然要受到一定的历史环境的制约的，尤其要受到一定历史环境下的一定政治要求的影响的。我在上面所引用的刘知幾的“隋氏受命，海内为家，国靡爱憎，人无彼我”的说法，以及他认为史学家应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政治形势重新看待历史和撰写史书的见解[41]，正是史学和政治、史学和历史这种关系在史学家认识上的反映。

倾向统一，是李大师、李延寿父子共同的思想，这是他们撰述南朝史的指导思想。从总的方面来看，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大致是相同的；但从具体的政治条件来看，李延寿却有着远远优越于他父亲所处的政治条件。这就决定了李延寿一方面是继承了李大师的历史思想，另一方面又有可能发展李大师的历史思想。在这里，社会的影响又赋予家学的传统以新的内容、新的活力。因此，在介绍《南史》、《北史》倾向统一的历史思想之前，我想先讲一点跟李延寿所处的政治环境有关的事情，这对认识《南史》、《北史》倾向统一的历史思想或许是会有帮助的。

李延寿的整个政治生涯和治史道路，几乎都是和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相始终的。因此，可以用来说明李延寿所处的政治环境的史实自然是很多的。这里，只举出在唐太宗贞观年间的不同时期的两件事情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件事：

贞观七年（633年）十二月，唐高祖李渊（他当时是太上皇）和唐太宗李世民在汉代未央宫旧址[42]举行宴会。在热烈而融洽的气氛中，李渊先请北方突厥族首领颉利可汗起舞，接着又请统治南方各族的首领冯智戴咏诗。李渊很高兴，笑着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这时，唐太宗李世民也很兴奋，他举着酒杯为李渊祝福，说：现在全国每族都臣服于大唐，这都是您教诲的结果，不是我的智谋和能力所能做到的。当年，汉高祖刘邦也曾跟着太上皇在这里设宴庆功，妄自尊大，夸耀自己，这是我所不取的。李渊听了非常高兴，参加宴会的群臣“皆呼‘万岁！’”[43]

这是一个庆祝全国统一和“胡、越一家”的热烈场面。这同李大师慨然而叹的“南北分隔”的政治局面和互相诬骂的敌对情绪比起来，自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件事：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五月，唐太宗有一次召集群臣开会。会上，他提出一个重要问题让大家讨论。他提出的问题是：古代也有不少帝王能够统治中原一带，但却很少有人能够使周边的各少数民族臣服；我的才能赶不上古代帝王，可是我反倒做到了这一点，不仅平定了中原，而且能使周边各少数民族臣服于大唐，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自己还不太明白，现在请诸公直率地、如实地讲一讲。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大臣们都不知从哪里说起。于是他们纷纷讲道：您的功德就像天地一样广阔无边，任何一种说法，任何一个比喻，都不能把您的功德准确地表达出来，如此等等。唐太宗听了，颇不以为然。他说：我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功，并不像你们说的那样不着边际。其实，归结起来，也就只有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自古以来，许多帝主都忌恨那些才能超过自己的人，而我看到别人的长处，就好像自己有这样的长处一样。第二个原因是，一个人的品行和才能，往往不能兼备，对这样的人，我总是避开他的短处而发挥他的长处。第三个原因是，古代帝王一讲到“进贤”，就恨不得把贤者搂在怀里，一说到“退不肖”，就恨不得把不肖者抛到山谷里去；我的做法不是这样，对贤者我敬重他，对不肖者我可怜他，使贤、不肖都各得其所。第四个原因是，做帝王的人大多厌恶那些为人正直的人，或是暗中设法除掉他，或是公开地杀掉他，这种事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发生；我即位以来，朝廷上有许多正直之士，我不曾罢黜或斥责过一个人。第五个原因是，自古以来，多数帝王都以“中华”（汉族）为高贵，以“夷狄”（少数民族）为低贱；只有我能够同样地看待他们、爱护他们，所以少数民族对待我就像对待父母一样亲近。这五个方面，是我得以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的原因。[44]

这是唐太宗晚年一次很重要的总结历史经验的会议。他提出的五条历史经验，前四条都是关于怎样看待人和怎样使用人的问题，第五条是关于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问题。我们不能要求唐太宗一点不粉饰和夸大自己，但他说的这些，大致上还是符合实际状况的。

这里，我不打算来评价“贞观之治”的功绩和影响。我所以要举出这两件事情来，是因为它们贯串着一个全国统一、天下一家的思想。从唐高祖李渊说的“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到唐太宗李世民说的“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都讲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这是跟国家统一的政治局面有密切关系的。民族政策制定得比较恰当，民族关系就比较融洽，国家统一的政治局面就越是巩固；反之，国家统一就一定会受到削弱。在这个问题上，李渊和李世民都是比较清醒的政治家。因此，唐初在民族关系方面出现了空前的良好局面。

让我们还是回到《南史》、《北史》倾向统一的历史思想的问题上来。上面讲到，《南史》、《北史》倾向统一的历史思想，是李大师、李延寿父子相承撰述南北朝史的指导思想。它主要表现在：在政治上，作者充分肯定全国统一、天下一家的政治局面；在历史撰述上，作者明确提出“编年以备南北”和“编次别代，共为部秩”[45]的原则，主张把南北朝各代历史编撰成一部史书。这个指导思想最后由李延寿贯彻到《南史》、《北史》的撰述中来，这跟上面举出的那两件事所反映的政治局面和民族关系是有其内在的联系的。

《南史》、《北史》肯定全国统一、天下一家的政治局面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它们的作者取消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袭用的所谓“索虏”和“岛夷”的称谓，当然，取消了所谓《索虏传》和《岛夷传》在《南史》、《北史》中的位置。这不仅是《南史》和《北史》在这个具体问题上对南北朝时期的史书（《宋书》、《南齐书》和《魏书》）的一个否定，而且是《南史》和《北史》的作者李延寿在历史思想上对他的前辈们的一个发展。李大师首先提出要在史书撰写上改正因“南北分隔”而互以“索虏”和“岛夷”相称的旧习，他打算怎样改正，我们却不得而知。我们从《南史》、《北史》中所见到的，主要是李延寿在这个问题上纠正旧的传统的一些说法和做法。

李延寿在讲到如何看待南朝和北朝的历史的时候，反复说明他跟南北朝时期史学家在看法上和历史编撰上的歧异。关于北朝的历史，他不赞成把北魏以前的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编之四夷”认为这是“有欺耳目，无益缃素”的做法，既混淆视听，又无益于史。他赞成唐太宗时重修《晋书》，把他们的历史写入《晋书》三十载记之中，认为这是比较恰当的做法。根据这样的认识，他也不认为北魏所吞灭的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属于“四夷”，而是把他们的历史写入《僭伪附庸列传》。他的这些话和做法，都是针对《宋书》和《南齐书》说的。关于南朝的历史，他指出：东晋、宋、齐、梁四朝，虽然偏安江南，但前后相承近三百年，而《魏书》把它们称作“岛夷”写入列传，这也是我所不取的。显然，这些话又都是针对《魏书》的各个《岛夷传》说的。[46]

根据这种认识，李延寿一反南北朝时期史学家的陈旧的传统。他对北魏、西魏、东魏、北齐、北周等朝史事，均于《北史》中立“本纪”，对宋、齐、梁、陈各朝史事情，亦于《南史》中立“本纪”，从而一概取消了所谓“索虏”和“岛夷”的称谓，取消了所谓《索虏传》和《岛夷传》。李延寿在《北史》本纪中称南朝时则书其国号“宋”、“齐”，或书“宋人”、“齐人”对南朝皇帝，也书其谥号或庙号[47]，如“宋顺帝”、“齐高祖”等。同样，他在《南史》本纪中，对北朝也用这样的称谓，或称国号，或称“魏人”、“周人”，对北朝皇帝都称谥号或庙号。不过，《南史》、《北史》也略有不同，即李延寿在《南史》本纪中，还时时兼记北朝年号，如：于宋武帝永初元年末，书“是岁，魏明元皇帝泰常五年”，于陈宣帝太建十年末，书“是岁，周宣政元年”等。《南史》、《北史》的这种写法，有人说是李延寿要以北朝为“正统”[48]。这对于封建正统观念很强的史学家来说，不能认为没有一点关系。但从更重要的方面来看，作者这样做，无疑是为了把南朝历史和北朝历史放在同等的位置来看待。这种在历史撰述上不再强调南、北对立和华、夷界限的认识和做法，反映了全国统一、天下一家的政治局面，反映了民族融合的伟大成果，总之，反映了从“南、北分隔”到“胡、越一家”的历史变化。

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延寿的“编次别代，共为部秩”的撰述要求，绝不只是要在表现形式上写出一部贯通的南北朝史，而是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内容的。

《南史》、《北史》倾向统一的历史思想，主要表现在对民族关系的看法上；此外，也还表现在对待南、北战争的看法上和克服以往史家因曲笔回护而造成史书记事的种种偏颇上。

南北交兵不详载

南北朝时期，南、北之间经常发生战争，这是毋庸讳言的。但是，对于一个史学家来说，怎样看待和记述这些战争，却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从当时人来看，战争涉及的双方，往往夸胜讳败，因而国史所记常有失实之处。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据国史而撰《宋书》、《南齐书》和《魏书》等，自然也不免有这样的弊端。李延寿撰《南史》和《北史》，把南北朝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就理所当然地要避免和克服这种夸胜讳败的偏颇，恢复战争的真实过程及其结局。李延寿继承他父亲李大师的遗志，撰《南史》和《北史》，在撰述思想上主要是“编年以备南北”，取消“索虏”“岛夷”的称谓，同时，也包含着要改变南北诸史“互陈闻见，同异甚多”[49]的缺陷。而关于南、北战争的记述，则是这种缺陷中最突出的问题。由于以上这些原因，李延寿在《南史》、《北史》中对南北战争的记述采取十分审慎的做法，即清人赵翼概括的“《南北史》两国交兵不详载”[50]的态度。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种做法也反映了作者倾向统一的历史思想。

书影三中华书局点校本《南史》、《北史》

下面，列举一些具体的事实来说明《南史》、《北史》在撰述内容上：“南北交兵不详载”的做法。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记：太平真君四年（443年）冬十一月，魏将皮豹子等追破宋将于浊水。太平真君七年（446年）魏永昌王元仁擒宋将王章，进入宋地，迁宋民五千家于河北。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二月，魏永昌王元仁大破宋将刘坦之、程天祚军，斩坦之，擒天祚。同年十月至十二月，魏帝亲率大军渡过黄河与宋军作战，一直打到淮西，宋守将萧斌之、崔邪利、胡崇之、刘康祖、赵淮、胡盛之、王罗汉等，或逃，或降，或战死，或被俘。以上，《北史·魏本纪》皆不书。

《宋书》卷五《文帝纪》记：元嘉七年（430年）七月，魏军碻磝戍弃城走，滑台戍弃城走。元嘉八年（431年）正月，宋将檀道济破魏军。元嘉二十八年（451年）二月，魏军自盱眙奔走。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六月，宋将萧思话率众北伐。八月，萧思话攻碻磝，不拔。十月，宋司州刺史鲁爽攻虎牢，不拔。以上，《南史·宋本纪》亦不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