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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史学发展的阶段和特点

一、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阶段史学发展的特点是私人著史之风大盛。这种私人著史之风伴随着史学多途发展的趋势，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相互推动的局面，促使史书数量剧增和史书种类增多。

先秦时期，私人著史的兴起，是对“学在官府”的一个重大突破，从而出现了春秋末年和战国时期私人著史的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人著史之风的盛行，是对官府修史的补充和超越。唐初学人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著史之风兴盛的原因，作了这样的概括：

自史官废绝久矣，汉氏颇循其旧，班、马因之。魏晋已来，其道逾替。南、董之位，以禄贵游，政、骏之司，罕因才授。故梁世谚曰：“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于是尸素之俦，盱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一代之记，至数十家，传说不同，闻见舛驳，理失中庸，辞乖体要。致令允恭之德，有阙于典坟，忠肃之才，不传于简策。斯所以为蔽也。[11]

从这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出，这时期的私人著史之风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史官制度的松弛从而导致官府修史不力，所以出现了“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唐初学人是站在史馆的立场上，即站在官府修史的立场来看待上述史学现象的，因此他们认为这造成了史学发展之“蔽”。这个结论带有一定的片面性。

其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史学的多途发展，私人著史的兴盛已成必然之势。对此，唐初学人也是注意到的。他们在讨论各类史书的流变时，大多涉及私人著史的情况，如：

——关于“正史”，自西晋陈寿撰《三国志》后，“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三国志》及范晔《后汉书》，虽有音注，既近世之作，并读之可知。梁时，明《汉书》有刘显、韦棱，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12]这里说的“一代之史，至数十家”，既有官修，也有私著。至于“音注”之类，更是私家多于官府。

——关于“杂史”，“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又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13]这是从三个方面（也可以说从三个层次）指出了私人著史的原因及其撰述特点。

——关于“旧事”，“搢绅之士，撰而录之，遂成篇卷，然亦随代遗失。今据其见存，谓之旧事篇。”[14]

——关于“职官”，“搢绅之徒，或取官曹名品之书，撰而录之，别行于世。”[15]

——关于“杂传”，“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16]

——关于“簿录”，“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自是之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博览之士，疾其浑漫，故王俭作《七志》，阮孝绪作《七录》，并皆别行。”[17]

这里所说的“搢绅之士”、“搢绅之徒”、“相继而作者甚众”和“博览之士”等，大多是指私家著史之人，他们的撰述亦多有名著。唐初刘知幾著《史通》一书，其中《古今正史》、《杂述》两篇所述，多是反映隋代以前的历史撰述情况，而《杂述》篇则更多地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著史的情况。

隋开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18]这道诏书反映了隋皇朝对修史的关注，但却未能制定出相关的和有效的政策。从客观上看，这种禁令既不能遏止私人著史的趋势，也未能促进官修史书的发展。它只是表明，在隋代，私人撰国史、评人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可以看作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结束的标志。

第二阶段，起于唐初议修前朝史及正式设立史馆主管修史事宜，迄于唐玄宗开元初年撰成《姓族系录》，是为官修史书显示出优势的阶段。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史官令狐德棻向唐高祖提出撰写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六代史的建议。次年，唐高祖下达《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的诏书[19]。这是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撰写前朝史的动议，只是由于当时全国政治局势尚未安定，大臣们无暇顾及修史，继而有些大臣又先后辞世，加之当时没有明确的统领全局之人，故此举经历六七年而无成效，但官修前朝史的格局却因此而确定下来。因此，当历史形势发生变化、政治局面已经稳定之时，人们重提撰写前朝史的计划并立即达成共识，史载：

贞观三年，太宗复敕修撰（五代史），乃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徵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众议魏史以既有魏收、魏彦（深）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师佐修周史。德棻仍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武德已来，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20]

太宗君臣承认魏收《魏书》和魏澹《魏书》的地位，“遂不复修”，这是从议修“六代史”改变为修撰“五代史”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议修“六代史”时，令狐德棻是倡议者；而修撰“五代史”时，令狐德棻除主修周史外，还“总知类会”其他四朝史，足见其史学地位的重要。同时，房玄龄和魏徵则负责统领全局，“总监诸代史”。可见，这是一个有明确分工负责的史学工程，比起议修“六代史”的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

为了确保修史活动的顺利进行，唐皇朝于贞观三年（629年）正式设立了史馆。唐初的修史机构，在武德、贞观之际，发生了很大变化。武德时，因隋旧制，修史事宜由秘书省著作局主持。贞观三年，因修“五代史”的需要，“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这年的闰十二月，“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此职。及大明宫初成，置史馆于门下省之南”[21]。“史馆”的名称，于贞观三年以前已有沿用，但著作局罢去修史之职，则以此年为界。因此，历史上把贞观三年移史馆于禁中视为史馆的正式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