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南史北史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第1页）

五《南史》、《北史》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

“二史”与“八书”的比较

《南史》、《北史》作为《二十四史》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史学上是有它的地位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打算用以“二史”与“八书”比较的方法和回顾《南史》、《北史》问世以后的历史来说明它。这一方面是为了向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提供比较系统的关于评价《南史》、《北史》的材料；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这些材料本身就可以说明《南史》、《北史》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另一方面，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从这些材料中发现一些问题，自己来思考上面这个总标题所提出的问题，这或许是更有兴味、更有裨益的。

现在，先说“二史”与“八书”的比较。

如前所述，“二史”是指《南史》、《北史》，“八书”是指《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清朝学者已习惯于以“二史”跟“八书”并提，而以“二史”与“八书”作比较却要早得多，至晚在北宋已经兴起。

“二史”与“八书”的比较，是一个很广泛的问题。在上文的叙述中，已经在一些方面涉及这个问题了。这里，我想再讲三个问题：

（一）史志的有无。“八书”有志，“二史”无志，这是它们在体例上的一个明显的区别。《宋书》有志八篇三十卷，因《三国志》仅有纪、传而无史志，所以《宋书》志的断限上括魏晋、下迄刘宋。《南齐书》部头不大，却也有史志八篇十一卷，反映了作者萧子显的博洽和对于史书体例的完整性的重视。《魏书》的志十篇二十卷，内容很丰富，其中《官氏》、《释老》二志属于首创。《隋书》志十篇三十卷，原名《五代史志》因包含梁、陈、齐、周、隋五朝典章制度而有此名，又因附于《隋书》之后，遂被称为《隋志》。《隋书》志在内容上以隋为主而上揽梁、陈，仰包周、齐，本是梁、陈、齐、周、隋五书之志。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幾批评《宋书》志和《隋书》志失于断限，这是未察作者深意，因而这个批评是不恰当的。

以上四部史书的志，实际上就是“八书”的志，在保存魏晋南北朝时期典章制度的基本史料方面，在反映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方面，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如《宋书·州郡志》不仅记载了地理沿革的变化，而且反映了这个时期人口迁移这一重要历史现象；《魏书·官氏志》除记职官外，还以大量篇幅记北魏氏族，说明这一时期门阀地主的统治是南北共有的历史特点；《魏书·释老志》主要记佛教的流传及其对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影响，可以看作是一部北魏佛教兴衰史；《隋书·经籍志》是东汉以来我国目录学专业的新成就，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它概括了唐代以前我国学术文化的成就和源流，是历史文献研究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魏书·食货志》和《隋书·食货志》还记载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方面的许多史实。

仅仅从上面这几个例子来看，“八书”的志在反映这个时代的历史特点，社会风貌，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都是较有价值的著述。可以认为，在这一点上，“二史”是永远不能代替“八书”的。应当承认，“二史”在许多地方比“八书”高明，但终因没有史志而无法逾越“八书”。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只作纪传、不作史志呢？李延寿自己没有明确说过这个问题，但问题的答案并不难找到。第一，关于南北朝的典章制度，上述四部史书的志已作了概括，尤其是《隋书》志即《五代史志》的成书，下距“二史"撰成只有三四年，重作已无必要，也没有足够的时间。第二，这可能是更重要的，即李延寿一直参与《五代史志》的撰写工作，深知此项工程之难。荟萃各方面人才，以集体之力尚费去十五年工夫；如果以个人之力改撰南北史志，那就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李延寿是一位讲究实际的史学家，他所制订的撰写《南史》、《北史》的计划，是一个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达到的目标。可见，“二史”无志，并不是一个不好理解的问题。

（二）叙事的详略。由于“二史”对“八书”作了许多删削和一些增补与改编，而在增补和改编过程中作者参考了一千余卷杂史。这就造成了“二史”和“八书”在叙事上的详略不同。

从总的方面来看，“二史”对“八书”删削的部分多，增补的部分少。如《宋书》被删去的部分约占原书的一半左右，《魏书》也大抵如此。“二史”对“八书”的删削，大多是诏诰、册文、章表、疏、议、书、赋等，这无疑使史书的文字更加精炼，增强了可读性，如《宋书·谢灵运传》中的两赋一疏共数万言被全部删去，人物事迹就显得更紧凑、更突出了。但是，“二史”删削“八书”时，也删去了一些具体的史实，如《南史·沈文季传》删去了《南齐书》原传中关于唐寓之起义的一些史实，《南史·范缜传》删去了《梁书》原传中范缜关于神灭的辩论，《北齐书》中不少有关北魏、东魏及北齐间人民起义的史实也被《北史》一一删去，等等。在今天看来，这一类删削当然是很可惜的。

以上两类删削，都使“二史”在叙事上比“八书”简略。这种简略在很多地方显示出精炼的长处，但也在一些地方显示出不如原书丰满的弱点。从史学家的历史编纂来看，“二史”对“八书”的删削应当说是得多失少。但是，从今天的人们了解当时的历史面貌来看，对“八书”在叙事上的烦冗，似乎也不可全部否定。

在叙事上“八书”为详，“二史”为略，这大致是不错的。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因为“二史”对“八书”还有不少增补的地方，所以从某些局部地方的叙事来看，反倒是“二史”为详、“八书”为略了。如《南史》对《南齐书》、《梁书》增补较多，其中又以对《梁书》的增补最有价值。譬如：《南史》补写了《郭祖琛传》及郭祖琛揭露梁武帝残民佞佛的弊政，于《范缜传》增写了这位著名思想家恪守信念、不肯“卖论取官”的坚定立场和崇高精神，于《元帝纪》增写了梁元帝对臣下的种种猜忌，于《后妃传》增写了徐妃的**，于《临川王宏传》增写了萧宏的懦弱、聚敛、奢侈等，都是关系到“人之善恶，事之成败"的重要史实。此外，《南史》还增写了《柳仲礼传》、《长沙王宜传》、《王琳传》、《张彪传》等专传。《北史》对原作最重要的增补是：在《魏本纪》、《后妃传》、《魏诸宗室传》中，增写了西魏的帝、后、宗室的史实，同时补写了梁览、雷绍、毛遐、乙佛朗、魏长贤、房谟等人的传记。这些增补大多是很有意义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二史”在叙事上也有一些地方比“八书”来得详细。如《南史·齐高帝诸子传》比《南齐书·高祖十二王传》就详细得多，其中《始兴王鉴传》从六十余字增至九百余字，《江夏王锋传》从一百七十余字增至七百字。《南史·梁本纪》记梁武帝之父萧顺之曾有大功于齐武帝但却遭到齐武帝的猜忌抑郁而死，以及梁武帝后来怎样“以雪心耻”的史实，都是《梁书·武帝纪》所不曾记载的。《北史·齐本纪》记高洋称帝前所行的韬晦之计，以及他对东魏皇位的觊觎和称帝后的荒**暴虐，以致弄得天下骚然、内外恐惧等史实，也是《北齐书·文宣纪》所不及的。像这样的事例，在“二史”中还可以举出很多。

当然，对于“二史”对“八书”的增补，也不能统统肯定。因为“二史”不仅增写了一些“琐言碎事”，而且还增写了一些荒诞不经之事，渲染了历史的神秘色彩，有损于历史著作的严肃性和真实性，因而是不可取的。

（三）史论的异趣。“二史”和“八书”的史论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如维护封建皇朝的统治、反对甚至仇视人民起义、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进行封建伦理说教等，是没有本质区别的。但是，如果做进一步的比较，则不难发现：“二史”和“八书”在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时，仍然显示了它们在史论上的异趣，这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它们的作者在历史见解上的不同。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对“二史”和“八书”的史论做全面的比较，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这里只就“二史”和“八书”的帝纪与类传中的史论做一点比较，以窥其大概。

第一种情况是：“二史”史论基本上袭用了“八书”史论旧文，但删去了旧文中的一些夸张、过誉、不实之词。如《宋书·武帝纪》后论说刘宋代替东晋，比以前的皇朝更迭都更合乎道理。同书《文帝纪》后论赞扬宋文帝“幼年特秀”，“自禀君人之德”，说他自幼与众不同，是一个天生的君主。这些话，在《南史·宋本纪》后论里，有的被完全删去，有的删去了一些修饰语。《南齐书·高帝纪》后论引用古人的话说：“圣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意思是说，圣人获得天下，是受之于天，并不是取之于人。接着说到刘邦、刘秀、曹操、司马懿、刘裕、萧道成等是如何如何“受天下”的。这样，就把萧齐代替刘宋说成是“受之天”而不是“取之人”。这当然是谀辞，《南史·齐本纪》后论完全删去了这些话。《魏书·尔朱荣传》后论历数尔朱荣的“功绩”之后说：如果不是尔朱荣一一平定了乱子，“则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也”，尔朱荣的功绩实在是够大的啊。这里，是用了曹操自我评价的那种口气[62]来评价尔朱荣的，这显然是很荒唐的。《北史·尔朱荣传》后论则删去了“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句话，以表示不同意以尔朱荣比拟曹操。《魏书·尔朱荣传》对于尔朱荣被北魏孝庄帝所杀深表惋惜，说他是“末迹见猜”，晚年受到猜忌所致，并把他和韩信相比[63]。这也是十分荒唐的。而李延寿对尔朱荣之死，则是说他“末迹凶忍”所致。这同《魏书》对尔朱荣的评价显然大相径庭。可见，《南史》、《北史》后论对前史后论原文的删节，不是没有认识上的含意的，所以不应把它只看作是文字上的删繁就简。

第二种情况是：“二史”史论约据“八书”史论改写，而于改写中提出不同见解。如《梁书·武帝纪》后论，全篇都是对梁武帝的赞扬和歌颂，几乎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对他昏庸的一面，作者只用了“及乎耄年，委事群幸”，即说他到了老年的时候，把大事都交给自己身边的宠臣去办，然后笔锋一转，把梁武帝的罪责都推到这些宠臣的身上。显然，这跟梁武帝其人其事是不相吻合的。《南史·梁本纪·武帝纪》后论的前一部分是根据《梁书·武帝纪》旧文改写，而后一部分论梁武帝的昏庸的一面，李延寿则根据自己的看法，秉笔直书。他批评梁武帝只是一味地沉醉于祭祀，迷恋于舞乐，笃信于佛教，而放松了国家的刑法制度，终于造成了梁皇朝的乱亡。最后，作者总结出这样一条历史经验：自古以来，平定乱世的开国之君是很多的，但如果他所建立的制度和实行的措施不恰当的话，尽管天下不是从他手里得而复失，那也会在他的继承人的手上造成败亡的。这虽然不能说是一条真理，但它确是从一些历史事实中概括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见解。《北史·儒林传》叙首，前半篇是根据北朝四书有关旧文改写的，但基本上写成了北朝至隋的“儒林史”论纲；后半篇则是从本传所述人物中概括出来的这个时期的学术流派，并略按《周易》、《尚书》、《三礼》、《毛诗》、《春秋》、《论语》、《孝经》的顺序依次评论。全篇合起来，很有点学术思想史论纲的性质。《北史·文苑传》叙首的写法也是这样，因此它也有一点文学史论纲的性质。这也反映了“二史”史论的特色。

第三种情况是：“二史”史论基本上袭用“八书”史论旧文，但在袭用中对旧文有所发展。如《南史·恩幸传》叙首，是采用《南齐书·幸臣传》叙首，但李延寿在旧文前面增添了一段话，大意是说，古代贤明的君主对任用身边亲近的人都采取慎重的态度；可是自汉代以来，将近千年，却常常出现皇帝身边宠臣专权的现象，都是由于随便任用这种宠臣为官所造成的，这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北史·儒林传》后论，首段据《魏书·儒林传》后论，末段据《隋书·儒林传》后论，中间一段出于李延寿之手；作者有感于北朝知识分子的遭遇，发表议论说，文武方面的人才总是存在的，发挥他们的作用是在于人，并不是当今的知识分子都特别愚笨，过去的知识分子都非常聪明，关键在于“用与不用，知与不知”罢了。这一段话，显然是根据唐太宗的人才思想写成的[64]。《北史·孝行传》叙首，也是据《魏书·孝感传》、《周书·孝义传》和《隋书·孝义传》的叙首旧文写成的，但李延寿增写了一段文字，强调“孝”的重要性，认为“孝”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对于治理社会能起长远的作用，在教育人、感化人方面也能产生深刻的影响。这就把史学家撰写《孝行传》的目的阐述得更清楚了。像上面这些补充和新撰的史论文字，不论从思想上看，从史书编撰上看，还是从总结历史经验上看，都各有一定的价值，因而是有意义的。不过，李延寿新撰的史论文字，也有一些是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的，有的甚至是有消极作用的。如《南史·陈本纪·后主纪》后论中，作者引了一首所谓“梁末童谣”，而这首“童谣”竟然把梁、陈、隋三朝的兴亡更迭这些后事都暗示出来了。这显然是后人的杜撰。把这样的无聊文字写入史论，是很不严肃的，因而是不足取的。

第四种情况是：李延寿在《南史》、《北史》史论中，既吸收了他同时代人对于历史研究的新成果，也反映了他自己对于历史的新见解。如《南齐书·高帝纪上》称：齐高帝萧道成是汉代萧何的第二十四世孙，并说萧望之[65]是其先祖。李延寿在《南史·齐本纪》中删去这些说法，并在后论中指出：齐、梁的君主以萧何、萧望之为自己的远祖，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近秘书监颜师古[66]博考经籍，注解《汉书》，已正其非，今随而削去”。这表明了李延寿在学术上的敏感和进取精神。《南史·循吏传》叙首是据《宋书·良吏传》叙首改写，但李延寿在文前增加了关于循吏作用的一段文字，说循吏的作用在于“政平讼理”，“道德齐礼”，“移风易俗”。《南史·儒林传》叙首是根据《梁书·儒林传》叙首改写，作者也在文前增写了一段话，强调儒者的作用。《南史·文学传》叙首根据《梁书·文学传》叙首写成，文前增写了有关文学的作用的一段文字，等等。李延寿在这些类传叙首前增写的一些文字，字数并不多，但却把类传的宗旨表述得更为明确，从而反映出作者对于历史的新的理解。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北史·艺术传》叙首的前一部分是作者根据《隋书·艺术传》叙首改写的，后一部分出于作者自撰。他自撰的这一部分，一方面是交代了北朝“自魏至隋，年移四代”以来的众多的“艺术”[67]家的名单。另一方面，他着重指出：对于这些“艺术”家，“前代著述，皆混而书之。但道苟不同，则其流异，今各因其事，以类区分。先载天文、数术，次载医方、伎巧”。《北史》贯通数史为一史，但《艺术传》所记人物又不同于其他类传所记人物比较整齐划一，确有“道苟不同，则其流异”，即专长不同，那么流别也就不一样。因此，李延寿没有按照原书所记人物的时代顺序依次撰述，而是采用了“以类区分”的体例，按天文、数术、医方、伎巧等几个方面分别撰次，从而更鲜明地反映出这个时期的“艺术”家之总体上的面貌。这体现了李延寿对改进历史编撰的重视和在贯通方面的卓识。他把这样的新见解写到史论中去，对一般读者、对历史研究者，都是很有启发的。

从以上这几种情况来看，一方面是“二史”史论袭用了“八书”史论的大部分旧文，这是它们的共性所在；另一方面是“二史”史论对“八书”史论也作了不少删节、改写、补充、重作，从而在某些问题上显示出它们的异趣，反映了作者在历史见解上的不同。前人曾指摘“二史”论“全是抄袭”[68]，这种说法缺乏深入的研究和具体的分析，是不符合事实的。

“二史”和“八书”的比较，不限于此，这里所讲的，只是几个比较重要的。

唐人和宋人的评价与研究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唐人关于《南史》、《北史》评价的记载，已是极少的了。

第一个对《南史》、《北史》做出肯定评价的人，要推令狐德棻。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他对李延寿撰《南史》、《北史》在工作上的支持，尤其是他亲自为之审阅全部书稿，“乖失者亦为改正”，并协助李延寿将《南史》、《北史》献给唐高宗。这些，不就是令狐德棻对《南史》、《北史》的最好的评价吗！可惜的是，我们已经见不到他对这两部书的具体评价的言论了。

唐高宗对《南史》、《北史》也有很高的评价。《南史》、《北史》在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奏上，深得高宗赞许。据宋人编写的《崇文总目》一书说：“《南史》、《北史》，唐高宗善其书，自为之序。叙今阙。”[69]由于这篇叙文的遗佚，我们也无法知道唐高宗是怎样“善其书”的了。这是《南史》、《北史》在流传过程中的一个损失。

《南史》、《北史》问世后五十年，刘知幾在他的《史通》一书中对它们作了评价。不过，刘知幾的评价很简单，而且仅限于史书体裁方面。他在《史通·六家》篇里讲到“《史记》家”时，只是说到《南史》、《北史》也是属于“《史记》之流也”。刘知幾对《史记》的一些批评，无疑也包含着对《南史》、《北史》的批评。他在《史通·古今正史》篇里甚至没有提到《南史》和《北史》，说明刘知幾对它们是很不重视的。

经过三四百年的流传以后，《南史》、《北史》逐渐产生了影响。北宋时，人们对《南史》、《北史》的评价越来越具有确切的含义，而且也越来越高。在北宋史学家中，《新唐书》作者欧阳修和宋祁是最先明确肯定《南史》、《北史》的著名学者。他们在讲到李延寿的《南史》、《北史》时说：“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时人见年少位下，不甚称其书。”[70]在这里，欧阳修、宋祁肯定了《南史》、《北史》两个方面的优点：一是“颇有条理”，这是从历史编撰上来说的；二是“删落酿辞”，即删削繁文冗辞，这是从文字表述来说的。也就是说，他们既肯定了“二史”对“八书”改撰的贡献，又肯定了“二史”对“八书”的删削之功。只就这两个方面来说，他们认为“二史”已是“过本书远甚”了。这个评价是很高的。不过欧阳修、宋祁说是因为当时的人见李延寿“年少位下”才“不甚称其书”，却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李延寿一生中没有做过高官，说他“位下”是对的；但《南史》、《北史》成书时，上距李延寿父亲李大师去世，已有三十一年了，如果那时李延寿二十多岁，那么《南史》、《北史》成书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怎么能说是“年少”呢？至于时人“不甚称其书”，主要还是由于他们对《南史》、《北史》不了解的缘故。

大史学家司马光对《南史》、《北史》也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曾经这样讲到他对《南史》、《北史》的认识过程：

司马光称赞《南史》、《北史》是“近世佳史”，也是从两个方面说的。一个方面，是说它们“叙事简径”，“无繁冗、芜秽之辞”，这同欧阳修、宋祁说的“删落酿辞”是一个意思。另一个方面，是认为李延寿可以与陈寿相比拟。在李延寿之前有很多史学家，司马光为什么偏以李延寿和陈寿相比拟呢？这里有一个原因：陈寿的《三国志》撰写了魏、蜀、吴三国历史，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李延寿以《南史》、《北史》总揽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代史事，也是一个开创性工作。因为他们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所以司马光才说“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陈寿历来是被称为有“良史之才”的史学家，司马光以李延寿比拟陈寿，足见他对李延寿的评价之高。

到了南宋，重视《南史》、《北史》的人更多，评论它们的学者也更多了。著名藏书家和目录学家晁公武说：《南史》、《北史》“删繁补阙，过本书远甚，至今学者止观其书、沈约、魏收等所撰皆不行。”[73]晃公武的评价大致同欧阳修、宋祁的评价相仿。不过这里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南史》、《北史》的广泛流传，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学者止观其书”，而“八书”倒不怎么流行了。这个事实本身，也是对《南史》、《北史》的一种很好的评价。另一个著名藏书家和目录学家陈振孙在介绍《南史》、《北史》时说：“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74]这说明他是完全赞同欧阳修、宋祁对《南史》、《北史》的评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