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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比较的意识和历史比较的标准

从作者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来看，已显示出作者在这方面的自觉意识。

作者的这种自觉意识最明显的表现，是他在《帝王略论》中所作的一系列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的设问。如：

——伊尹相成汤于前，傅说佐武丁于后，二人功业，孰者为优？

——后汉衰乱，由于桓灵，二主凶德，谁则为甚？

——晋景、文兄弟递居宰相，二人功德，孰为先后？

——中宗（按：指晋元帝司马睿——引者）值天下崩离，创立江左。俱为中兴之主，比于前代，功德云何？

——中兴之政（按：指东晋——引者），咸归大臣，惟孝武为君，威福自己，外摧强寇，人安吏肃，比于明帝，功业何如？

——宋高祖诛灭桓玄，再兴晋室，方于前代，孰可比伦？

——（南朝刘宋）孝武、明帝二人，孰贤？

——人君修道，与匹庶殊乎？

——陈高祖起自草莱，兴创帝业，近代以来，可方何主？

——陈文、宣二帝，功德云何？

——魏之孝文，可方何主？

——（北齐）武成传位，可与魏献文俦否？

——（北齐后主）高纬昏乱，匹与周之天元（按：指北周宣帝——引者），孰者为愈？

——高氏负河海之利，周人固崤函之险，论其智略，孰者为优？

——隋文起自布衣，据有神器，西定庸蜀，南平江表，比于晋武，可为俦乎？

在《帝王略论》中，有这么多带有比较性质的设问，绝非偶然。这说明，作者在撰写此书时，是自觉地考虑到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的。否则，将无法解释作者的这种撰述形式和提出问题的方法。

《帝王略论》在历史比较方面的标准，因其所比多是历史人物，且又多是君主，间或也涉及个别执掌国是的大臣，因而多注意于他们的“功德”、“功业”、重大政治举措以及他们个人的“智略”和才能。前者着重于客观效果的评价，后者注意于个人修养的分析，而这二者又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从更深一层的意义来说，作者在历史比较的标准方面，还有两点是值得提出来的。

第一，是注意到历史评价标准和道德评价标准的区别，这从作者以司马懿与诸葛亮的相比中看得尤其清楚。

第二，是儒、释、道融合、汇聚的文化意识。作者以佛教与儒家思想相比较，认为：“至于凡俗之法，则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是为六波罗密，与夫仁、义、礼、智、信，亦何殊焉！”[120]他在讲到释、道二教的社会作用时，实际上也是以它们跟所谓“王化”、“舆俗”相比较。他说：“释氏之法，则有空而无滞，人我兼忘，超出生死，归于寂灭，象外之谈也。老子之义，则谷神不死，玄牝常存，长生久视，腾龙驾鹤，区中之教也。至于止恶尚仁，胜残去杀，并有益于王化，无乖于俗。”[121]因此，他不赞成周武帝毁道灭佛之举，认为那简直就像“井蛙观海”一样可笑、可叹。这种观念，很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文化背景和时代特点。

[1]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71页。

[2]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71页。

[3]《春秋榖梁传·桓公五年》，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74页。

[4]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8页。

[5]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8页。

[6]刘知幾：《史通》文前《史通原序》，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页。

[7]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0页。

[8]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1页。

[9]刘知幾：《史通》卷四《序例》，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1页。

[10]刘知幾：《史通》卷七《鉴识》，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11]刘知幾：《史通》卷七《探赜》，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

[12]刘知幾：《史通》卷八《模拟》，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03页。

[13]刘知幾：《史通》卷七《史官建置》，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