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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冕的史识

前引清四库馆臣称《唐会要》“又间载苏冕驳议”之语，所谓“间载”，实则是“保存”。今查，《唐会要》中有“苏冕曰”一条，“苏氏曰”五条，“苏冕驳曰”一条，“苏氏驳曰”十条，“苏氏议曰”三条，“苏氏驳议曰”一条，凡论议二十一条。这些“曰”、“议”、“驳”、“驳议”，当是《会要》中原有的论议部分，故应称“保存”，它集中地反映了苏冕的历史见识，如同《通典》中的“序”、“论”、“说”、“议”、“评”，集中地反映了杜佑的史识一样[60]。

苏冕论议所反映出来的史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进步的历史观。如：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八月十七日，岁星犯左执法。”（原注：“窦怀贞请罢所职为安国寺奴。罢职从之，为寺奴不许。”）针对此事，苏冕发表议论说：

吉凶悔吝，惟人所召。人守中道，天不上变。岂有位登宰辅，名践国公，以谄谀为政事，用奸妄为身计，而欲以上穹示诫，下就臧获，其可得乎！先天之诛，天道不昧矣。[61]

这些话都是针对窦怀贞所作所为说的，话中虽也讲到“天不上变”、“天道不昧”，但其强调的原则是“吉凶悔吝，惟人所召”。苏冕嘲笑窦怀贞的谄谀、奸妄而又企图以上天“示诫”作为退路和掩饰，是极其愚蠢的，其在玄宗先天年间遭到诛杀是必然的。又如：“太宗以《阴阳书》行之日久，近代以来，渐至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有司，总令修撰。”根据唐太宗的指示，吕才及阴阳学者十余人撰《阴阳书》五十三卷并“旧书行者”四十七卷，于贞观十五年（641年）四月十六日奏上，“诏颁下之”。《会要》在记述此事的同时，收录了思想家吕才对种种“穿凿拘忌”之言从七个方面一一予以驳斥的长篇议论。苏冕就此事发表见解说：“今世之人，正惑于此，故载吕才驳议，用矫正之，庶乎惑者少悟也。”[62]他说的“今世之人”，当是指他编撰《会要》时的现实环境而言。

第二，鲜明的批判意识。高宗显庆二年（657年），黄门侍郎知吏部选事刘祥道上疏，认为“今之选司取士，伤多且滥：每年人流，数过一千四百人，是伤多也；杂色人流，不加铨简，是伤滥也”。这种情况，比之于每年“应须数外，常余两倍”，而每年又都在不断增加“常者”的人数。因此，“望请厘革，稍清其选”。与此同时，中书令杜正伦也指出：“入流者多，为政之弊。”但是“公卿以下，惮于改作，事竟不行”。在这一记载之下，苏冕大为感慨，他评论说：

冕每读国史，未尝不废卷叹息。况今河西、陇右，虏盗其境。河北、河南、关中，止计官员大数，比天宝中，三分减一；入流之人，比天宝中，三分加一。自然须作法造令，增选加考，设格检勘，选司试能。嗟乎！士子三年守官，十年待选，欲吏有善称，野无遗贤，不可得也。若比祥道所述，岂只十倍，不更弊乎！[63]

对于这种既“多”且“滥”的选举制度所造成的“为政之弊”，杜正伦、刘祥道、苏冕等都是忧心忡忡的。苏冕把刘祥道的上疏收入《会要》，说明苏冕同杜、刘的见解是相通的。

又，就玄宗天宝七年（748年）十一月，“给事中杨钊充九成宫使”一事（原注：“其使及木炭使，并是岐州刺史勾当。至是，钊欲移夺大权，遂兼监仓司农，出纳钱物，召募剑南健儿；两京太仓、含嘉仓出纳，召募河西、陇右健儿，催诸道租庸等使”）[64]，苏冕发表长篇驳议，他写道：

这些话，从制度上深刻地揭露了唐玄宗末年，杨国忠等人专权造成政治腐败的一个方面，这同上文所引苏冕说的“三分减一”、“三分加一”的情形一样，同属于政治制度方面的弊端。由此可见，苏冕对于本朝的典章制度和现实政治都是十分熟悉的，从而使其所论入木三分。

又，权臣许敬宗死，因定谥号而引起朝臣的激烈争论，多数人认为许敬宗为官为人口碑甚恶，名与实爽，主张谥为“缪”；许敬宗之孙、太子舍人许彦伯提出异议，少数人也附和其议，高宗乃“诏令尚书省集五品以上重议”。礼部尚书杨思敬议称：“按谥法，既过能改曰‘恭’，请谥曰‘恭’。”高宗采纳了杨思敬的意见，为许敬宗定谥为“恭”。苏冕针对此事，驳曰：

宇文士及初谥为“缪”，以在家侈纵，刘洎驳之，竟谥为“纵”。许敬宗初谥为“缪”，以干国邪佞，杨思敬改之，反谥为“恭”。是非在于当时，名实岂凭至行！呜呼，思敬青于蓝矣！[66]

许敬宗的官风、人品不佳，朝野尽知，苏冕不必再多加评论。这里，他有感于初谥为“缪”，竟然能改谥为“恭”这样荒谬之事，嘲笑杨思敬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因为：宇文士及的谥号由“缪”改为“纵”，毕竟是委婉之举；许敬宗的谥号由“缪”改为“恭”，却是公然的溢美，带有根本性的变化。于是苏冕进而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是非在于当时，名实岂凭至行！”严肃的谥法竟也成了如此轻率无常的形式，苏冕无疑是发出了“青史凭谁定是非”的感慨了。当然，议谥、改谥的轻率也给后世史家撰写信史，增添了许多障碍。

第三，关于掌故和纠谬。苏冕是熟悉本朝政事掌故的学者，故其论议中常有关于掌故的说明，并对一些讹误的说法予以纠正。例如：苏冕指出，朝廷在官制方面，有所谓“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名称，但在实行过程中，往往出现重大乖误。他结合李勣等人的实例，指出：

“同中书门下三品”，是李勣除太子詹事，创有此号。原夫立号之意，以侍中、中书令是中书门下正三品官，而令同者，以本官品卑，恐位及望杂不等，故立此号，与之同等也。勣至（贞观）二十三年七月，迁开府仪同三司，八月，又改尚书左仆射，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且“开府”是从一品，“仆射”是从二品，又令“同”者，岂不与立号之意乖乎？谨按后汉殇帝，以邓骘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观其创置之意，亦可上企“三公”也，可以为证矣。永隆二年闰七月，崔知温、薛元超除中书令，并云“同中书门下三品”，又大乖也。[67]

显然，在苏冕看来，李勣既已受封为“开府仪同三司”即从一品，何必还连带着“同中书门下三品”呢？崔知温、薛元超既是中书令本即正三品，何必又要重复地说“同中书门下三品”呢？这都与“创置之意”相悖。此类情形，在两《唐书》中所记应不止于李、崔、薛等人，或许是应当引起人们关注的。又，苏冕针对玄宗“开元十五年七月四日，雷震兴教门两鸱吻，栏槛及柱灾”的记载，驳曰：

东海有鱼，虬尾似鸱，因以为名。以喷浪则降雨，汉柏梁灾。越巫上厌胜之法，乃大起建章宫，遂设鸱鱼之像于屋脊，画藻井之文于梁上，用厌火祥也。今呼为鸱吻，岂不误矣哉！[68]

“鸱尾”、“鸱吻”这两个词，沿用至今，不知千余年前苏冕所驳“鸱吻”之谬，是耶，非耶？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据此想见到，苏冕是一个很渊博、很认真的史学家。此外，苏冕就开元十四年“始定受事御史”一事，驳曰：

御史台正朝廷纲纪，举百司紊失，有弹邪佞之文，无受词讼之例，今则重于此商忘于彼矣。[69]

显然，御史台职责的走样，反映了政治风气的松弛，是一个令人忧虑的政治倾向。苏冕还指出前史记事在年代上往往有误，如开元十四年潘好礼上表题年[70]，武则天垂拱元年四月房先敏获罪左授卫州司马事[71]，等等，反映出苏冕不仅关注“国朝政事”的重大问题，也十分留意于一些具体事件。从这些事例来看，表明苏冕在编撰《会要》时，是注意保存有关文献的原始面貌，自己不妄作改动，而是在必要处发表驳议，从而很好地继承了前人记事“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优良传统，以至于我们在千余年后还能窥见《会要》的真面目。

当然，苏冕的论议，也有其不妥与局限之处。如中宗神龙二年（706年），追赠韦皇后（后废为庶人）之父为酆王，苏冕大发议论，写道：

天宝九载，有诏发韦氏冢而平之。其时，差长安县尉薛荣先专知。及见铭志，发冢日月，与葬日月同。旧为陵号“荣先”，又与专知官薛荣先名同。自闭及开，凡四十五年，而兆应若是，足表僭溢过分，殃咎夙成，有以戒将来暴兴者。其中宝玉，已经盗发罄矣，而柩榇狼狈，徒生叹嗟，又足以诫将来厚葬者也。[72]

此说若非讹传，亦属巧合，论及“兆应”，甚为无聊，此是苏冕历史观方面的局限。当然，苏冕以此为话题，警诫世人不要追求和陶醉于“暴兴”，不要奢靡厚葬，是有积极意义的。苏冕对《贞观礼》和《永徽礼》的看法，似未近于中肯。《贞观礼》的篇目是：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礼五篇，总一百三十八篇，分为一百卷。苏冕对此不以为然，他提出批评，写道：

五礼等威，三代沿革，盖上圣有作，情必备于吉凶。后世遵行，事岂变于文质。源清则流永，根正则苗长。我唐始基，刊定礼乐，去亡隋之繁杂，备前古之雅正，作万代法，成四海仪。光阐皇猷，永固帝业。而修礼官不达睿旨，坐守拘忌，近移凶礼，置于末篇，斯为妄矣。房梁公（玄龄）、魏郑公（徵），庶务自殷，一心有限，虽统其事，无暇参详，为礼官所误。不然者，白圭无斯玷矣。

他对于吉、宾、军、嘉、凶、国恤诸礼的编次不以为然，并认为这是“礼官”所为，没有直接批评房玄龄和魏徵。接着，他又对《永徽礼》提出批评，继续上文写道：

暨乎永徽之初，再修典礼，遂删去国恤礼，以为预凶事，非臣子之所宜言。此又乖也。且礼有天子即位，为椑，岁一漆而藏焉。汉则三分租赋，而一奉陵寝，周、汉之制，岂谬误耶？是正礼也。且东园秘器，曾不废于有司，国恤礼文，便谓预于凶事，何贵耳而贱目，背实而向声？有以见（许）敬宗、（李）义府之大妄也！[73]

苏冕不赞成删去“国恤礼”，认为这本是“正礼”。这里他没有批评“礼官”，而是直接批评许敬宗、李义府了。其实，苏冕对《贞观礼》和《永徽礼》的批评，都有可议之处。首先是“五礼”的排列顺序，认为不应是吉、宾、军、嘉、凶，而应按传统的顺序吉、凶、军、宾、嘉排列。按道理说，这并不涉及对礼本身的改变，更谈不到房、魏为“礼官”所误。修礼是朝廷大事，且以房、魏之精明、干练，绝无“无暇参详”之理。值得注意的是，与苏冕同时代的杜佑，其《通典·礼典》对“五礼”的排列顺序也是突破传统的，即按吉、嘉、宾、军、凶的顺序排列，杜佑还专就此做了说明[74]。杜佑重礼，又是十分讲究逻辑关系的人，他认为从“吉”到“凶”，是一个逻辑结构。这种思维，自亦有其合理性。可见，《贞观礼》把凶礼置于“五礼”之末，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其次是《永徽礼》删去“国恤礼”，不论当事人出于何种考虑，也很难说是“大妄”，因为“国恤礼”本是在“五礼”之外新增之礼，是否妥当，确要有一个过程才能最终作出判断。杜佑是熟悉典章制度的名家，《通典·礼典》也没有强调说必须保留“国恤礼”。当然，像这样的问题，本是可以讨论的，不必以“误”、“妄”冠之。

总的来看，苏冕的史识，可谓大醇小疵，留给后人许多启示。

苏冕生年不详，其撰成《会要》后两年，即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卒于家”[75]。《会要》既“行于世”，后人两次续修，足以表明其价值的分量，尽管人们不曾遗忘《会要》的作者苏冕，但对《会要》的面貌、创始的意义和苏冕的历史思想难免有些淡忘了。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会要体史书自宋迄清，发展为皇皇巨制，实为中国史学上一片瑰丽的园地。

[1]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起居注”小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66页。

[2]吴兢：《贞观政要》卷七《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23页。

[3]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国史”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92页。

[4]今人陈光崇撰《唐实录纂修考》引近人余嘉锡之辨析，所论甚详。见陈光崇：《中国史学史论丛》，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4页。

[5]参见陈光崇：《唐实录纂修考》，载《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又见陈光崇：《中国史学史论丛》，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3～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