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后汉书的社会视野和历史视野（第1页）

三、《后汉书》的社会视野和历史视野

范晔《后汉书》中的类传，是继《史记》、《汉书》中的类传之后，有重要史学价值的撰述，在内容上和思想上对后世历代正史的编撰有很大的影响。对范晔来说，这也是他的历史视野和社会视野的重要反映。

在范晔的《后汉书》之前，司马迁的《史记》撰有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类传，《史记·刺客列传》也是属于类传之列的；班固的《汉书》撰有儒林、循吏、酷吏、货殖、游侠、佞幸、外戚等类传。以上，《史记》凡十种类传；《汉书》删去滑稽、日者、龟策、刺客四传，增外戚传，凡七种类传。《三国志》成书早于《后汉书》，有的说者认为《三国志》撰有方伎、后妃、王公等类传[56]；其实，陈寿的类传意识是很淡薄的，今人把上述有关人物的传记视为类传似觉勉强。

范晔《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在类传的撰述上有突出成就的皇朝史。它继承了《史记》、《汉书》中的循吏、酷吏、儒林等传，删去了《史记》、《汉书》中的刺客、游侠、滑稽、货殖、外戚等传，增写了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传，《后汉书·党锢传》亦应以类传看待。总上，《后汉书》有类传十种。由此可见，范晔《后汉书》的类传撰述，一方面有对前史的继承，一方面又有许多创新。

《史记》、《汉书》、《后汉书》在类传的编次上多有不同。《史记》的十种类传，除《刺客列传》编于《吕不韦列传》、《李斯列传》之间外，其余九种均编于书后，居《太史公自序》之前；而《循吏列传》与《儒林列传》之间则有《汲郑列传》，《酷吏列传》与《游侠列传》之间则有《大宛列传》，即诸类传并不完全依次相衔。《汉书》的类传基本上是依次衔接的；其中只有一个例外，即《外戚传》与《元后传》、《王莽传》三篇相连属，编于书后《叙传》之前。《汉书》这种编次，是为了突出外戚在西汉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与特殊作用。《后汉书》类传的编次，大致采用与《汉书》相同的做法，只是《党锢列传》的编次稍稍提前，以便与有关人物传记相联系。

此外，《史记》、《汉书》、《后汉书》都撰有民族传。在民族传与类传的编次上，三书亦不相同。《史记》的类传大都置于民族传之后，而且民族传和类传是可以交叉编次的，甚至可以和杂传交叉编次。而《汉书》、《后汉书》的类传大都置于民族传之前。这反映了司马迁同班固、范晔在编次思想上的异趣。

至于后妃、宗室、外戚等传，则可视类传的常例，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具有突出的史学价值和历史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范晔《后汉书》的类传中那些不同于《史记》、《汉书》的部分，大多也是别有所承的。除东汉累朝所修的《东观汉记》外，还有三国吴人谢承《后汉书》，晋人薛莹《后汉记》、司马彪《续汉书》、华峤《汉后书》、谢沈《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袁山松《后汉纪》、张璠《后汉纪》等，其中有些是撰有类传的，兹列表作如下比较[57]：

此外，薛莹《后汉记》有《后妃传》，华峤《汉后书》有《孝子传》。从这个简单的比较中，可知范晔《后汉书》的类传，是借鉴了谢承的《后汉书》和司马彪的《续汉书》，即舍弃了谢承《后汉书》中的《风教传》，采纳了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党锢传》；而对于薛莹《后汉记·后妃传》和华峤《汉后书·孝子传》，则不予采纳。又《汉书》有《外戚传》，叙后妃及其亲属事，范晔不采，而立《皇后本纪》，其序称：“虽成败事异，而同居正号者，并列于篇。其以私恩追尊，非当时所奉者，则随它事附出。亲属别事，各依列传。其余无所见，则系之此纪，以缵西京《外戚》云尔。”所谓“西京《外戚》”，即指《汉书·外戚传》。这都显示了他在继承前人成果时，表现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当然，范晔《后汉书》在类传方面的创新，更重要的是由此而显示出来的他的社会视野与历史视野。

范晔《后汉书》类传以及它的民族传，向人们显示出了广阔的社会视野与深邃的历史视野。这里，只就其类传略作分析。

首先说社会视野。

比起《史记》、《汉书》来看，《后汉书》的类传，增立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逸民、列女等传，连同与《史记》、《汉书》相同或相近的循吏、酷吏、儒林、方术等传，它向人们展现了史家的广阔的社会视野。大致说来，党锢、循吏、酷吏、宦者等传是反映政治方面的错综复杂的情况，儒林、文苑两传是反映思想、文化方面的发展趋势，方术、独行、逸民、列女是反映社会风气方面的特点。

如果说循吏、酷吏的存在及其种种现象，东汉同西汉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的话；那么，在范晔看来，“党锢”现象则是东汉政治生活中所特有的现象，而宦官的作用及其对东汉政治统治的影响之大也是前朝所没有的。这两种类传的创立，正是史家深刻的政治眼光的反映。而“党锢”这一现象的出现，又是东汉官僚势力同宦官势力斗争的产物，故党锢、宦者二传恰可互为表里，成了同一事件的两个侧面。这样，史家就把东汉政治生活中这一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历史现象及其代表人物翔实地记载下来了。范晔在《宦者列传》序中说宦官得势的情况是：“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廷永巷之职，闺牖房闼之任也。”他们“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致使“汉之纲纪大乱”。他很详细地描述了宦官们作威作福、聚敛财富、竞恣奢欲的种种表现及其危害：

若夫高冠长剑，纡朱怀金者，布满宫闱；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盖以十数。府署第馆，棋列于都鄙；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南金、和宝、冰纨、雾縠之积，盈仞珍臧；嫱媛、侍儿、歌童、舞女之玩，充备绮室。狗马饰雕文，土木被缇绣。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达。同敝相济，故其徒有繁，败国蠹政之事，不可单书。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穷栖，寇剧缘间，摇乱区夏。

范晔在这篇序文的最后写道：“所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信乎其然矣！”在他看来，东汉皇朝以宠信宦官开始，最终必为宦官所灭，这是很自然的。可见，宦官给东汉政治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与此相映衬的是，《党锢列传》从东汉末年桓、灵之际出现的“党锢”现象，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深刻地揭露了官僚、儒生对宦官专权的斗争及其结局。这个斗争，以“党锢”贯穿其间，首尾二十余年，许多正直的官僚、儒士，陷于“党议”，遭到迫害，其中重要的一次致使大臣百余人“皆死狱中”。于是“诸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其死徒废禁者，六七百人”，其后进而在州郡各地“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58]。范晔经过对“党事”的认真考察，“其名迹存者”有三十五人，在《后汉书》中都有所记载：有的另有专传，有的附于祖传，凡十四人；《党锢列传》所记，凡二十一人。要之，读了《宦者列传》、《党锢列传》，人们对于东汉政治中这些十分突出、十分复杂的史事与人物所交织起来的历史局面，可谓洞若观火。

《儒林列传》、《文苑列传》所载人物，集中地反映了东汉时期的思想文化面貌。其《儒林列传》继承了《史记》、《汉书》的儒林传，而《文苑列传》系《后汉书》所创立。今本范晔《后汉书·文苑列传》无序与论，仅有赞语。故范晔创文苑的主旨已不得其详[59]。其赞语云：“情志既动，篇辞为贵。抽心呈貌，非彫非蔚。殊状共体，同声异气。言观丽则，永监**费。”这首赞语，前几句是讲文章的价值，后几句是讲文章的要求，反映了作为史学家的范晔对于人们的文章、才学在社会历史中应有位置的重视。《文苑列传》所记约二十人，都是“以文章知名”、“以文章显”、“以文章博通称”、“有文才”、“有才辩”之辈。杜笃传所录《论都赋》，崔琦传所录《外戚箴》，刘梁传所录《辩和同之论》等，都是反映当时社会面貌之某一方面的重要文字。诚如范晔所云：“情志既动，篇辞为贵。”“篇辞”既是“情志”的表现形式，它们自然也有助于反映社会历史面貌。范晔的这一认识是很深刻的。

独行、方术、逸民、列女诸传，反映了东汉社会风气的一些重要方面。其中《独行列传》是阐述那些“名体虽殊，而操行俱绝”的人们的可贵品质[60]，以反映一时之风尚。《方术列传》旨在揭示“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于是形成“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61]的社会风尚。《逸民列传》揭示了两汉之际政治紊乱、士人远遁的状况，以及东汉一代政治状况与士人或显或隐的变化，称颂“帝德”的清明和士人的“耿介”，反映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列女传》是为了称颂“女德”，表彰“贤妃”、“哲妇”、“贞女”，并着意为普通女子立传，以补“世典咸漏”之憾，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东汉时期中国妇女的面貌，即所谓“端操有踪，幽闲有容”[62]。《后汉书》的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传，除《方术列传》与《史记·龟策列传》略有相似外，其余都是新创；从范晔的序文与赞语来看，这些类传的创立，都是为了揭示东汉时期某一方面的社会风气。

由于范晔《后汉书》没有留下“志”，其类传便成了反映范晔社会视野的重要依据。今观党锢、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诸传，其所载人物及其行事，在反映东汉时期的政治、思想文化、社会风气等方面，确有重要的价值。而这类类传的序与论，则又表明其撰者并不囿于东汉一朝的人和事来寄寓自己的见解，而是同时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人和事；从而反映出撰者之深邃的历史视野。

《后汉书》类传的历史视野，表明范晔对历史的认识，有贯通古今的意识和特点。这主要反映在诸类传的序、论之中。如其论“逸民”现象，是从尧和西周初年讲起，认为“尧称则天，不屈颍阳之高；武尽美矣，终全孤竹之洁”。所谓“颍阳之高”，指的是高士巢父、许由；所谓“孤竹之洁”，指的是国灭而不食周粟的孤竹国国君之子伯夷、叔齐。范晔认为，从这以后，逸民现象便“风流弥繁”，其情形亦各相异，然后讲到两汉之际及东汉一代的逸民。其论宦官，则引用《礼记·月令》和《诗经·小雅·巷伯》，用以说明“宦人之在王朝者，其来旧矣”。然后，他讲到历代宦官的危害，而尤重于两汉。其论党锢、酷吏、方术，均追溯至西汉，如论党锢的产生，一则起于西汉时“党同伐异”的文风，二则起于王莽“专伪”、“篡国”的变故，三则起于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的政局，正直的人们为表示“抗愤”和“横议”，于是“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其论循吏、儒林、列女等传，因皆限于东汉，而尤见其一气呵成之功，显示出“中兴之美”或永平之盛等。可见，范晔《后汉书》类传所具有的历史视野，其特点是对历史上同类人物作历史的考察，从而为所要记述的时期之同类人物作恰当的定位，使人读来既有其时代感，又有其历史感，于一代皇朝史中贯穿着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念。

范晔《后汉书》类传的社会视野和历史视野，无疑对深入地反映其撰述旨趣大有裨益，而这样的视野和旨趣，又决定了《后汉书》类传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的重要价值。

范晔《后汉书》类传很鲜明地反映出著者的思想旨趣；这些旨趣同全书的撰述旨趣相关联，但在这里亦表现出其固有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