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罗兰巴特 从结构主义走向后结构主义（第2页）
把原客体予以分割，从它里面找出那些能动的碎片，即构成它的基本元素，这些碎片本身没有意义，但是它们身上任何细微的变动都会引起整体的变化。如语音学家研讨的音素、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素”等。各个单元、要素一旦确定，结构主义就可以从这些单元中发现或者确立某些联系规律，这就是表现。这样，结构主义就能建立起一种新的形式，一种被赋予了意义的形式。通过对组合的规律性的了解，结构主义者就可以对客体的意义作出解释。因此，结构主义突出强调了意义的产生机制以及人赋予事物以意义这个严格的人为过程。巴特前期的符号学和叙事学理论就体现了这种结构主义活动的特点。
三转向后结构主义
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法国知识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运动中结构主义置身事外的态度遭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一方面，当时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崩溃使人们对结构主义所宣称的意义的稳定性产生了怀疑；另一方面，“五月风暴”的失败也促使结构主义阵营自身的分解。于是，人们从怀疑、否定现存的社会转向了怀疑、否定秩序、结构和语言体系。巴特等结构主义者纷纷倒戈，在继承结构主义对形而上本体一元论这个旧文化的基石的怀疑和批判的基础上，把语言意义的不确定性推到首要地位，从根本上动摇了纯粹探求作品封闭的内在结构和共性模式的结构主义美学的基础。巴特甚至反戈一击，对自己过去信奉过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进行了犀利的嘲讽，他说：“据说某些佛教徒凭着苦修，终于能在一粒蚕豆里见出一个国家。这正是前期的作品分析家想做的事：在单一的结构里……见出全世界的作品来。他们认为，我们应该从每个故事里抽出它的模型，然后从这些模型里得出一个宏大的叙事结构。我们（为了验证）再把这个结构应用于任何故事：这真是令人殚精竭虑的任务……而且最终会叫人生厌，因为作品会因此显不出任何差别。”[71]这样，巴特转向了后结构主义。
在对文本的理解上，后结构主义时期的巴特进行了更为大胆的探索。按照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符号由能指和所指两部分组成，这二者是一一对应的，这种对应关系尽管是偶然的，但一旦确立，就具有了相对稳定的特性。但巴特发现，能指和所指并不能构成一个完整固定的符号，能指的意指活动还未及达到其所指前就转向了其他的能指。每一个所指的位置都可能被其他能指所取代，能指所指涉的与其说是一个概念（所指），不如说是另一些能指群，这就导致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分裂，因此，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不是一一对应，而是相互分裂的，能指只能在所指的表面“自由飘移”，而始终达不到两者的统一。这样，文本中的语词符号就不再是明确固定的意义实体，而是一片“闪烁的能指星群”。能指之间可以互相指涉、交织、复叠，人们在文本中读到的虽然只是有限的能指符号，但它们却像水珠一般折射出无边无际的能指的大海，在其中不是语法规则，而是意指活动自身规则起着支配作用，正如巴特所说，“文本无所谓构造”，“文本没有任何句式”，“文本是能指的天地”。
巴特非常自觉地把自己理解的“文本”与传统的“作品”相区分。巴特的“文本”概念完全推倒了结构主义关于“作品”是封闭的、能指与所指统一的意义结构的论点，认为“文本”是由能指与所指的内在分裂所必然导致的能指之间自由的、无目的的、互相意指的无限可能性或无始无终的、开放的意指活动过程，而结构主义的所谓的“作品”则“似乎在能指播撒的某一点上停下来，宣称此处是终极，是所指或意义的结构，是我们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另外，巴特还认为结构主义认为“作品”是单数的，而他心目中的“文本”则是复数的。因为文本的每一个语词，当它单独存在时，它不可能有任何意指活动，也就不成其为语词，而当它成为语词时，它四周已存在一个由无数语词所构成的无形词典。“文本”亦然。当一个“文本”成为文本时，它四周已是一片无形的文本海洋，每一个文本都从那里提取已被写过、读过的段落、片段和语词，所以，从来没有什么“原初的”文本，每篇文本中的一切成分都是已经写出的，都是其他文本的碎片编织成的。文本的意义因此就不断游移、播撒、自相矛盾乃至倾覆。文本这种“复数”特点取消了一切中心和统一，有的只是无限的意义流转、扩散、转换和增值。据此，巴特认为，结构主义的所谓“作品”是一种限定于某个目的、意义的象征，而“文本”则是开放的无穷无尽的象征活动，任何意义只是活动过程中及时的、迅速消失的产物。
巴特的文本理论力图消解主体性，切断作者与文本意义之间的联系，明确反对任何追求文本意义的企图，反对作者至上、作品至上的理论。提出了“作者之死”的口号。1968年，巴特写了一篇不长的论文《作者之死》。他写道：“为使写作有其未来，就必须把写作的神话翻倒过来，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根据这一理解，巴特提出了对文本的阅读理论。他认为，首先，阅读结构主义的“作品”仅需理解性的思维，即理解其中固定、对应的象征意义；而阅读“文本”，则需要转喻式的思维，即把每一部分和每一象征都看作对另外一些更大部分和象征群体的替代品（无限地）。同样，判断作品之间的区别主要依据于我们所理解的意义内容，而要判断文本间的区别，主要依据它们不同的能指意指的活动路线和播撒过程。由此可见，“作品”与“文本”从性质到阅读方式都是截然不同的，从“作品”理论到“文本”理论，是巴特思想的一个重大转折，也是结构主义转到后结构主义的根本标志。
标志着这一转变完成的，是他后期的代表作《SZ》一书。该书用了二百页篇幅对巴尔扎克一部仅三十页的短篇小说《萨拉辛》作了分解批评。一般的文学批评都是假定文本蕴含了某一个特定意义，批评则通过压缩、提炼，将其中意义展示出来，可是《SZ》却一反常态，它是着眼于该小说意义上的“多元性”，认为文本作为一个能指场，其所指并不完全附着在其上。
巴特将小说分解成了561个词汇单位或叫意义单元，其目的是要证明原小说看来是连贯的意义系统其实只是能指碎片的纠合，这些能指碎片与所指并无直接关系。他进而指出，这些能指是由五种不同的符码（code）所支配，这五种符码分别是：
（1）阐释性符码，它包括所有以各种方式提出、回答问题及说明事件的单位；
（2）语义素或能指符码，这是有关各个词的内涵的符码，如“萨拉西涅”中法语最后的一个字母“e”有阴性之义，由此“闪现”出该人物在作品中的某一特性；
（3）象征符码，它在文本中有规律地重复，是在文化的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特定含义的意象模型；
（4）行动性符码，指在文本中能够合理地确立行动结果的序列：
（5）文化性符码，它指在文化系统中形成的用以证实公理的符码，由于所有符码都必然是文化的，所以这一立项引起颇多争议。[72]
巴特将上述五种符码作为分解文本的力量，这五种因素在文本中交织成一张“网”，这张网分割开了作品的各个方面，使其裂缝丛生。他在具体操作中不是像一般批评步骤那样将文本当成一个共时性序列，从几个基本层次上来衡定它，而是以阅读的历时性序列为基本参照，在这种序列中文本结构的整体性就遭到了质疑。如在原小说中，主人公向女歌星献殷勤并亲吻了她，可后来才发现“她”不过是“他”，是一位乔装女性的阉人，巴特就此发表了议论：他认为，传统批评强调文本的整一性，它的前后连贯和照应，前文有后文的伏笔，后文有前文的呼应，因此对文本的重复阅读可以发掘出文本深层的蕴含，但事实倒并非如此。在第一次阅读时，主人公亲吻了女歌星的描写，可以使读者有情感上的激**，读者同主人公一样以为对方是一位姑娘；但如第二次阅读，则主人公亲吻的对象为谁，读者已有了解，因此读者这时是产生的情感上的厌恶。巴特认为，重复阅读同一文本，是看到了文本的不同侧面，而不是在最初的印象上得到什么更深的体会。[73]由此可见。他的阅读分解，并非阐述作品内在的整一性，相反，却展示了作品的松散、破碎，意义的互相重叠、交叉、渗透、对抗、侵犯乃至消解，剩下的只是无穷无尽的意指过程本身。这样，经巴特的阅读批评，巴尔扎克这部现实主义小说居然呈现出现代主义的文化特点。对这种分解阅读，巴特描述道：“我并不对文本做一番论断，这是由文本的存在本质所决定的，人所共知，我们是在阅读，‘我’并不是一个天真无知的主体，先在于文本，‘我’必然要把文本当作一个有待揭示的对象，或者待占据的领地来对待”；另一方面作为读者的“这个接触文本的‘我’，本身已是其他文本和密码的复数，这些密码是无限的，或更准确地说，其来源失落了”。[74]这样一种作为“复数”的文本的读者来读“有待占领”的文本，文本意义的中心消解了，甚至连读者的中心也消解了。
那么，对文本阅读的性质是什么呢？巴特认为，这也不同于对“作品”的阅读。阅读“作品”是欣赏趣味，对意义的享受，这已被简化为一种文化商业消费，因而算不上真正的阅读；而对文本的阅读则是一种创造的“游戏”。因为文本自身就是一种不受任何终极目的规定的、按自身意指关系无尽播撒的游戏，所以读者阅读也在进行着双重游戏：一方面他遵循文本意指规则玩文本的游戏，实践着文本的再生产；另一方面，他还在演奏（play游戏）文本，文本如同音乐总谱，需要读者进行联合创作式的演奏，演奏不是解释，而是工作、生产、活动——创造。这样每一个阅读就是对文本的一次演奏（游戏）、一次生产。阅读（包括批评）就同写作合一了，阅读即写作、批评，即写作这个命题乃是阅读即游戏的命题的引申。这个观点在一定意义上同接受美学抬高读者再创造的地位不无相通之处。
与之相应，巴特把阅读快感也分两种：一种是阅读“作品”的快乐，是一种源于自以为读懂意义，达到终极的消费性快乐，是顺从文化习惯和先验传统的快乐，实际是受抑于意义的因而是有限的快乐（plaisir）；另一种则是游戏的、不受限制的自由无限的快乐，其性质近乎极乐（jouissance）。这后一种快乐才是应当追求的。由此，他描述了这两种不同的文本：
快乐的文本就是那种符合、满足、准许欣快的文本；是来自文化并和文化没有决裂的文本，和舒适的阅读实践相联系的文本。极乐的文本是一种把失落感强加于人的文本，它使读者感到不舒服（可能达到某种厌烦的程度），扰乱读者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各种假定，破坏它的趣味、价值观、记忆等等的一贯性，给读者和语言的关系造成危机。[75]
在对这两种文本阅读的经验中，“快乐”是阅读感受与读者所处的文化之间融洽的状况，读者不会在阅读中经受某种情感上、思想上的煎熬；反之，“极乐”是阅读时读者会感到煎熬的，从纯感受的角度上它给读者一种痛苦的经历，但也正是这种经历，可以使读者的精神境界为之拓宽，就像春蚕蜕皮一样，有一种新生的“极乐”。在这种对极乐文本的阅读中，也理应伴随者读者创意性的理解，它使得任何既有的理解框架都可能受到挑战，由此，找出文本内在结构的结构主义思想也就难免显得不合时宜了。
《SZ》书影
从以上几位结构主义美学家的介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代西方的文艺学、美学研究中，科学主义思潮具有十分强大的影响。结构主义美学代表了一个倾向，即要在文学系统中建立一种秩序。这一倾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进程中有着很迫切的需求。一方面，西方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普遍在经济上迎来了它的高速增长的时期，尤其在西欧的战后重建，使它从战前的经济危机、战后一段时期的经济萧条中走出来，社会的制度方面也得以稳定；可另一方面，欧洲各国在亚、非等地的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则愈演愈烈，它动摇了西欧诸国作为国际大家庭成员中的“大国”地位。那么，西欧各国应如何给自己重新定位，这就成了一个颇费思忖的问题。结构主义将事物各元素分拆出来，再重新组装的思维方式，其实从这个更大的社会背景来说，就是体现了西欧文化在重构秩序上的一种努力。
结构主义美学的优点，首先，打破了对文学的神秘化观念，将作品意义同其结构联系起来而不是同某种超验的个人心灵或神意相联系。这有助于文学批评的运作，也吻合了社会对文学的世俗化乃至消费化的需求。其次，由于强调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上的偶然性，文学就不只是再现现实，还应看成文学作品再造了新的意义，同理，解读作品的可能方式和途径也就是多种的，它拓宽了文学理论、批评的功能。再次，结构主义美学以作品的结构分析来取代作者主体研究，虽未必是恰当的，但这一结构整体观毕竟对我们认识文学是有益的。最后，与结构主义美学相关的或作为其分支的文学符号学、叙事学由此得到长足的发展，丰富了文艺学美学的内容，增强了批评实践的可操作性，应当承认，作为文艺学、美学的一种研究方法，结构主义有其自身的价值和历史地位。至少，把符号学、信息论和结构系统论引入文艺学、美学领域是一大创举。但结构主义的先天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结构主义试图从宏观上对人类文化进行总体性研究，但其方法论却背离辩证法而倾向于一种先验论。这种预先假定的、不以任何存在为依据的所谓“结构”，在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中，表现为人类理性的“深层结构”；在索绪尔等人的符号学理论中，表现为符号的封闭系统，结构独立于人类理性、心理的表现而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巴特的结构主义中，它又成了以语言为核心的自足的文学结构，从而完全背离了结构主义人类学致力于“人的科学”的初衷。这种反人本主义、反历史主义的先天不足，反映在文艺学、美学上，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作者与现实、表现与再现之间的历史联系，并从两个方面对作者和现实进行双重否定。拉康的理论对这种反人本主义的倾向有所纠正，却未能从根本上服结构主义的缺点。由于结构主义美学对文学自主性、整体性等的过分强调，有意无意地切断了文学与社会、与作者的联系，实际上切断了文学之“根”，而且这又毕竟建立在并不可靠的假设之上，即结构被假定为一种自足的先验存在，从而蔑视了人的功能和现实的参照系；作品多义性的推演发展，则否定了作者主观意图存在的可能性。这一点，导致了后来解构主义文论从其内部来颠覆它。结构主义美学意欲破译关于文学的若干神话，但看来它自己也只是营造了又一个关于文学的神话。巴特看到了上述致命缺陷，不得不否定自己的前期理论，从而最终走向了后结构主义。巴特的这一否定所具有的主要价值在于，他看到了文艺的“过程”，看到了读者的参与性和阅读的创造性。遗憾的是，后期的巴特进一步把文本与作者、文学与现实生活割裂开来，因此，他的后期理论并没有跳出形式主义的窠臼，而且，具有浓烈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
[2]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11～1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3]维柯：《新科学》，上册，209页，商务印书馆，1989。
[4]参见皮亚杰：《结构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15页。
[6]参见法国《交流》杂志第4期，23页。
[7]罗兰·巴特：《结构主义——一种活动》，见《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46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8]克劳迪欧·居莱恩：《作为系统的史学》，376页，普林斯顿大学，1970。
[9]转引自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康奈尔大学，1987。
[10]参见《卡希尔语言学》，英文版，1966，《语言和心理》，英文版，1968。
[11]加博里约：《结构人类学和历史》，见《现代西方哲学译文集》，101～10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12]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