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詹姆逊走向辩证批评的解释学美学（第1页）

第九节詹姆逊走向辩证批评的解释学美学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dJameson，1934—）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最重要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他195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福德学院，获学士学位，后入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59年用法文写出博士论文，获文学博士学位。从1959年起，他先后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耶鲁大学任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现为杜克大学教授、文学系主任。其著作甚丰，除了《萨特：风格的起源》、《侵略的寓言：法西斯现代派作家W·莱维斯》等外，主要论著有《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年）、《语言的牢笼》（1972年）、《政治无意识》（1981年），这三本被称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三部曲”。此外，他的论著还有《元评论话语》、《拉康的想象和象征》、《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84年）、《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1986年）、《理论中的意识形态》（1988年）等。1985年应北京大学之邀，詹姆逊曾来华讲学，其讲课内容后被翻译、整理，以《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1986年）为名在中国出版。

詹姆逊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从俄国形式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直至法国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有独到的理解。他对卢卡奇、萨特、阿尔都塞、马克斯·韦伯及路易斯·马丁的理解，都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和欧洲学术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他的研究范围还涉及巴尔扎克、普鲁斯特、阿尔桑德诺、曼佐尼、阿兰·罗布-格里耶、海明威、肯尼思·勃克、厄休拉·勒奎恩等欧美作家。一般认为，詹姆逊在理论上的贡献主要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文化理论，创立了走向辩证批评的文化解释学，揭示和批判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提出了“第三世界文化”的观点。

一建构现代文化解释学

詹姆逊与伊格尔顿同属当代英美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两人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把自己的美学和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紧密联系起来，成为当代西方文化批洋的重要代表，但两人亦有明显不同，伊格尔顿更重视艺术的史化和意识形态的生产，而詹姆逊则更注重艺术本文的文化解释，解释成为其文化美学和批评的中心。他从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现实出发，强调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解释当代艺术已成为当务之急。他说：“马克思主义的阐释问题本身也显得日益迫切……然而我们最初的困境依然存在；因为在现代时期，迫切要求解释的不是其他文化的艺术，而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的艺术。”[173]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要对文学批评采取解释学的立场。如在论述“辩证批评”的典型特征时，他提出了“解释网”的概念，认为“这种解释网应该使我们愈来愈接近辩证思维中那个终极对象，也即具体事物本身”[174]；在讨讨辩证思维中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时，他又说，“如果我们采取一种与其说［哲学的］毋宁说是［解释学的］观点”，就有可能“走向这一最终的辩证立场”。[175]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时，他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解释学性质——理解和对话，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批评来说，作品就其本身而言恰恰是不完满的，而是当作一种显示或言语的延伸传递给我们的，除非我们能［理解］最初形成这种显示的情境，［理解］在这情境中这种显示是对其［对话者］的一种［回答］，否则就无法领悟”[176]；在分析马克思主义与“内部形式”的关系时，他认为这是“一个［解释学］概念”，当批评从外部形式向内部形式运动时，“它所强调的是解释运作本身”。[177]由此可见，在詹姆逊心目中，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文学理论和批评，应是一种文化解释学。事实也确实如此，他承认其《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一书“采用了一种对于经验的存在域破译的术语，这可以认为是对一个本文的解释学评注”。[178]

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解释学，应坚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应对文学本文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连同其形式和内容以及上层建筑同基础结构之间关系的特殊问题”[179]，作出深刻的分析。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真正的解释”应“使注意力回到历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历史，也回到评论家的历史环境”。[180]他还说，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批评，在一定意义上是把“文学或文化现象［终极解释］代码”看作是一种“社会—经济学‘转换’”。[181]在谈及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一书时，他指出，该书在解释“如何从心理层面过渡到社会层面？以及的确还有如何从社会层面过渡到经济层面？意识形态……与冲突着的群体之更基本的社会和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怎样”等问题方面，“为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提供了技巧”。[182]这里重点不在赞扬萨特，而在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路。这些充分说明，詹姆逊再建构其文化解释学时，是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这即使是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也是难能可贵的。

詹姆逊建构文学解释学的努力根源于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新需要。首先，他认为解释产生于对解释的客观需要，没有这种需要，解释就不会产生。他说：

关于解释的任何真正有意义的讨论的出发点，绝不是解释的性质，而是最初对解释的需要。换句话说，最初需要解释的，不是我们如何正确地解释一部作品，而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这样做。一切关于解释的思考，必须深入阐释环境的陌生性和非自然性；用另一种方式说，每一个单独的解释必须包括对它自身存在的某种解释，必须表明它自己的证据并证明自己合乎道理：每一个评论必须同时也是一种评论的评论。[183]

同时，他从文化发展角度论述了对解释的客观需要。他指出，一般说来，解释“产生于文化的需要，产生于该社会为要吸收其他时期和地区的伟大遗产的极端努力。这些遗产的原始动机对他们毫不相关，因而需要一种重写活动——通过详细评论和人物分析方式——以便在新的事物组合中处于适当的位置”。[184]这是就解释的一般文化需要而言的，主要是为吸收历史上和其他地区的文化遗产而需要解释即“重写”。

其次，针对当今世界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社会文化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他认为尤其需要解释，而且需要不同类型的解释。他认为在当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中，会提出不同的需要解释和回答的问题，也就需要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他说：“在今天的世界应该存在着几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其中每一种马克思主义都满足了其所在的社会、经济体系的特定需要和问题”。他列举了适合社会主义集团中的工业国家，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和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三种需要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类型。其中每一种马克思主义都应结合其所面对的特殊问题。他并指出，这种按不同需要来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立场“同思想反映具体社会情况的原则完全一致”。应当说，詹姆逊在此是坚持了唯物史观的。

最后，他深入分析了西方“后工业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社会文化的新情况，认为这更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给予解释和回答。他对“当今所谓先进国家的社会生活”作了如下的描述：

这些国家给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幅世界图像：在那里，真正的自然已不复存在，而各种各样的信息却达到了饱和程度，这个世界的错综复杂的商品网络本身就可以看成一个典型的符号系统。因此，在把语言学当作一种方法和把我们今天的文化比作一场有规律的、虚妄的噩梦之间存在着非常和谐的关系。[185]

这确实是对西方资本文化生活的一个准确、简明、生动的概括。面对这样一种与20世纪30年代西方社会相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新情况，詹姆逊认为也不能死抱住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不放，而应有所变更。他认为，在较早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中，从考德威尔、费舍尔到卢卡奇，基本上遵循阶级分析的理论模式，那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所必须面对的现实，是不复存在的较为单纯的欧美大陆现实”，“那是一个社会冲突更尖锐而更加一目了然的世界，不论在单个的民族国家之内，还是在国际舞台上，都投射出各个阶级相互对立的一种明确的模式”，然而，“这种阶级模式”“今天已不复存在”，它“似乎已确凿地被后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组织的新方式打得粉碎”。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者调整自己的理论模式，针对新问题、新情况，作出新解释、新回答。

詹姆逊着重分析了当代美国社会文化的新变化。他说：“在很大程度上，尤其在美国，后工业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通过自‘冷战’开始以来传播媒介所运用的神秘化技巧，特别是急剧扩张的广告宣传所运用的技巧，同时也带来了阶级结构的进一步隐匿消失”，“我们再也不能在对个人生活的关注之间找出任何觉察得到的联系，因为个人生活是在丰裕社会的壁垒和禁锢之内”，“作为服务性经济，我们远远摆脱了这个世界上生产和劳动的现实，一直居住在一个由人工刺激和电视传播的经验所构成的梦幻世界里。在以往的任何文明中，重大形而上学的关注，存在和生命意义的基本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显得这么极为模糊和不切题旨”。[186]詹姆逊这一段在1971年所写的文字，已与十年后他对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的分析十分接近，观点上完全一致，可以说是他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的雏形。他对这种新的经济、文化状态从理论上概括道，“在美国本土内，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其意识形态在各个层面上的神秘化，任何经济的或政治的——首先是理论的——任何行动方式无不同虚假不安的文化本身难于理解的纠缠在一起”，面对这种情况，他深切地感到，“文学事实像其他构成我们社会的现实客体一样，呼唤着评论、释义、破译、诊断”。[187]他的结论是，不能僵化地沿用、照搬过去那种阶级模式，马克思主义应当根据当代的新现实，进行新的理论概括，“一种既想成为描述性的又想成为诊断性的文学批评”，必须作出“重新创造”。[188]

詹姆逊对自己提出并尝试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解释学，有着明确的目标：（1）如上所引，他不但要描述、解释，而且要“诊断”，即不但要提出问题，解释问题，还要解决问题，至少提出解决的办法。（2）在方法上，它应该超出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走出“语言的牢笼”，在新的高度上回归唯物史观。他说，“这里预见的这种解释学将通过揭示先在代码和先在模式的存在，通过重新强调分析者本人的地位，把本文和分析方法一起让历史来检验”。[189]（3）它不应面向过去，而应面向未来，“继续将内部和外部，生存和历史加以对比，继续对现在生活的抽象本质作出判断，使一种具体的未来的观念充满活力的任务便落在文学批评的肩头。但愿它证明能胜任这项任务”。[190]为了实现这些理论目标，詹姆逊全力倡导一种“辩证批评”的方法和模式。

二走向辩证批评

詹姆逊认为，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所以，他把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又命名为“辩证批评。”

他提出，“辩证批评”首先是一种思维方式，它“超越”“习惯性的日常思维方式”，“是思维的平方，是正常思维方式的强化，从而使一种更新了的光线照亮这些过程强化了的对象”。“辩证批评”其次又是一种方法论，它将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在更高的层面上转换成它们自己的解决方法，并使问题自身的事实和存在变成新研究的出发点”。[191]这些对辩证法生动而深刻的描述，是詹姆逊应用辩证法与美学和文学批评实践的切身体验的总结，所以恳切中肯。

针对英美文化传统中辩证思维相对薄弱的实际情况，他更是大声疾呼倡导“辩证批评”。他认为，现代英美思想和哲学，“实际上是政治自由主义、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那种混合物，有着反思辨偏见”，他严厉批评这是“英美传统对辩证传统的敌视”，认为这种思维传统“对分别事实和事件的强调，是以牺牲事件可能寓于其内的诸关系的网络为代价的，它继续鼓励对现存秩序的屈从，阻挠其追随者在政治上进行联想，特别阻挠他们得出本来是不可避免的结论”。因此，他强调处于英美传统影响下的人们，包括他自己，“学会辩证的思维，掌握辩证文化的基本原理，以及它们所提供的基本武器，已是当务之急”。[192]

詹姆逊的辩证批评首先强调的是“总体性”或“整体性”思维。所谓“总体性”思维，就是要把具体的对象如文学作品放到更大的社会历史关系中整体地加以考察，因为任何对象不可能孤立地存在，总是与一个更大的整体发生联系，总是与它所处的历史境遇以及构成此境遇的一部分思想意识发生关系。因此，辩证批评对于具体文学作品都应把它放在更大范围的关系整体（网）中加以考察和解释，“在愈益拓展的解释网之内，每一个题目似乎都在不同语境中和更高层面上概述着同一题目，所以这种解释网应该使我们愈来愈接近所有辩证思维中那个终极对象，也就是具体事物自身”。[193]如辩证批评不在批评前预设批评的范畴，因为具体作品批评对象中的人物、情节、形象、风格等，最终都应被理解为更大社会关系网中历史境况的某个方面或环节。比如他在论及超现实主义代表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及其中对超现实主义作品的分析时指出：

如果说超现实主义认为，一个真正的情节，一个真正的叙述，代表了欲望本身的真正形象，这并不过分：这不仅因为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纯心理欲望本身是意识不到的，而且还因为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真正的欲望很可能融化成消失在形成市场系统的那种虚假满足的大网当中。在那种意义上说，欲望就是自由在新的商业环境中所采取的形式，除非我们以一般欲望的方式来考虑自由，我们甚至认识不到已经失去的自由。[194]

总体化是詹姆逊辩证批评的核心原则，体现了他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又大胆吸收和融合诸现代思想流派的基本理论特色。按詹姆逊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包容其他阐释模式或体系；或用方法论的术语来说，这些阐释的局限性总是可以克服的，它们的比较积极的发现总是能得到保存的，通过对它们的精神运作进行根本的历史化，从而不仅仅使分析的内容，而且使方法本身连同分析者，都被考虑在所要解释的‘文本’或现象之中。”[195]就其“马克思主义批评三部曲”而言，如果说《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对卢卡奇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给予了辩证的剖析，并指向了方兴未艾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那么，《政治无意识》则可以被视为对卢卡奇和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重写。在詹姆逊看来，卢卡奇将人类历史和社会存在视为具有目的性的总体性存在，它们最终奠基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是卢卡奇的总体性范畴取消了主客体之间的对立而流于无矛盾、无差别的同一性之中，这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而滑入黑格尔主义思维方式之中，是必须辩证扬弃的。在此，阿尔都塞的多元矛盾决定论提供了有益补充，它坚决抛弃僵化经济决定论思想，而要求在生产方式的复杂多元的矛盾结构中理解和把握整体，赋予结构以主体性地位。质言之，詹姆逊一方面抛弃了卢卡奇的黑格尔主义思维方式而吸收其关于人类历史和社会结构是可理解的意义整体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抛弃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体性偏颇而吸收了其多元决定论的差异性和矛盾性思想，在此基础上提出总体化的阐释学原则，即对于意义的把握必须自立于社会历史关系总体中进行，而意义本身却存在于充满差异性和矛盾性的文本之中，正如詹姆逊所言：“总体或总体化概念中蕴含着方法论的迫切需要和在一个显然统一的文化文本内对断裂、缝隙、远距离行动的一种‘症候分析’的相当不同的关注，对二者予以重视而又不出现重大分歧是完全可能的。”[196]这一可能性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对卢卡奇、阿尔都塞等理论的扬弃与融合之中。

詹姆逊在论述总体性时发现了一个重要然而困难的问题，即“文学作品本身的统一性问题”。它作为一个完整、自主的整体，“确实抗拒此时此地历史的总体性的同化”，他以举例方式问道：“《尤利西斯》在什么意义上说是1927年所发生的事件的一部分？”这是辩证批评必须面对和解答的难题。詹姆逊的回答是，首先应承认作品自身的整体性；其次，即使对一部完整的作品必须“依靠一般的背景（当然，这些背景也在每时每刻以及不同时代之间发生变化）来理解的”，即将它置入不同的阅读语境中来理解，这就实际上把作为完整作品的个体放到一个较大的关系范畴中去解释了；最后，他指出，“即使是艺术作品的自足性也有变化，这取决于作品是否有意识地引发与业已以这种形式存在的整体进行对比”，因为各种文体“先存于相对是系统的复合体，而这些复合体本身又能以它们的历史共存或连续构成为研究对象”。[197]这样个别文学文本就被联系到更广的同类文体或不同文体的共时和历史的范围中加以对比研究，通过这种对比研究获得更全面、辩证的说明。

其次，詹姆逊的辩证批评对西方哲学的传统范畴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了新的探索。他认为，“在当前语境内，形式和内容的区别最令人注目的是，尽管这种区别能运用于范围广泛的现象，这个概念从起源上说仍然基本上是美学的”。这就否定了那种认为内容与形式是哲学范畴，不适合应用于美学、文学问题的研究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