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希腊化时期概况（第1页）

第一节希腊化时期概况

希腊化或希腊主义这个概念，最初是由德国史学家德罗依森（1808—1884年）在《希腊化时期史》（1836—1843年）中提出来的。他把这个概念局限在文化领域，把希腊化文化或希腊主义文化狭义地理解为希腊的文化，认为希腊化是指希腊人把他们的文化扩大到非希腊血统的国家。

事实上，决非是希腊单纯地影响东方。在本卷第一编引论中已概要地指出过，不仅作为希腊艺术的武库和土壤以及孕育着希腊哲学—美学观念的神话，就深受东方的宗教和神话的影响，而且整个希腊远古文化—文明，是属于西亚、北非、南欧文明区，从而深受西亚、北非文明的影响。实际上，早在希腊向东方进行大移民（约前8世纪—前6世纪）前，希腊和东方就处于密切交往中，结果导致希腊和非希腊文化的融合。由于古代欧亚大陆曾有过很多文化中心，像公元前2500年或以前，地中海东部的爱琴海一带，就出现繁盛的早期奴隶制文化，它同亚洲大陆的关系非常密切，并受到亚洲西部和埃及更繁荣的早期奴隶制文化的影响，而当时的欧洲，还是一个未开化的蒙昧地区。所以，包括希腊在内的这种远古地中海东部的文化，与其说是属于欧洲的，不如说是属于东方的更为贴切。诸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里的若干故事，在亚非文化中早就有所反映。就是荷马本人，多数古代记载说他是爱琴海东岸希俄斯岛人，或出生在小亚细亚的士麦拿。另一位史诗诗人赫西奥德，自称祖籍是小亚细亚的库墨。此外，早期自然哲学家、美学思想家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和德谟克里特，都并非出生希腊本土，而是出生于希腊在爱琴海东岸或附近的殖民城邦，这些地方都处在东方思想的洪流中。因此，正本清源，倒是西亚、北非地区的文化先影响了希腊，而后起的希腊化世界，原先就存在过一种希腊和东方相汇合的文化。当然，这种汇合，不是简单的“合并”。亚历山大大帝曾企图把希腊人和波斯人合成为一个新民族，然而没有取得成功。但是，进入东方的希腊—马其顿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却不可避免地同当地固有的东方文化处在交互影响中。或者如罗斯托夫采夫所认为的，是希腊和东方文化复合成为的一种新文化。以后，当罗马帝国入侵和长期统治这些东方希腊化国家时，希腊化文化对罗马文化明显占着压倒的优势。日益成为西方文化的核心的基督教，正是这种希腊化文化的产物：

从罗马帝国时期初期开始的基督教，迅速地被希腊化，并作为一种希腊化的宗教，尤其是作为一种已经希腊化的犹太宗教的继承人，出现在罗马世界中。[4]

即便是整个晚期美学史中最后一个、也是最有代表性的美学家普洛丁，他的思想也是在当时东西方文化汇合点的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城形成的。

希腊化时期胜利女神塑像

现藏于法国罗浮宫博物馆

王齐云摄

一希腊化国家的形成

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5年即位后，就于次年秋冬之际，把尚未完全慑服的希腊本土，交给手下将军安提珀特（前397—前319年）镇守，自己则率领大军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小亚细亚，从波斯人手里夺取了伊奥尼亚地区。不久，于格拉尼库斯之役，打败了波斯在小亚细亚的驻军。

亚历山大从事侵略的结果，产生了一个地跨欧亚非，版图达到200万平方英里（约320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5]他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取得巨大的成功，是和他采取的一系列比较温和的政策分不开的。关于这点，著名的英国希腊史学者伯里曾揭示：

（亚历山大）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帝国概念，在这个帝国中，亚洲人不应该受到欧洲入侵者的统治，欧洲人和亚洲人，同样应该平等地受到一个君主的统治，对希腊人和野蛮人的区别不加考虑；波斯人和马其顿人都要把这个君主看作是自己的国王……打破了西方和东方之间的藩篱。[6]

但是，这个新帝国，不仅包括东方许多曾多次被隶属某个王国的地区，而且还包括了整个爱琴海和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然而，它们只是一些没有统一经济基础的国家，只是一个暂时性的、不稳固的军事联合。其中，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的原希腊各城邦，和半开化的马其顿就大不相同；拥有悠久文明和几乎凝固的复杂管理制度的埃及等，同处于半游牧部落所居住的波斯东部地区也大不相同；两河流域富庶的、人口稠密的中心城市，同波斯和印度的人烟稀少的地区，更是大不相同。结果，随着亚万山大的突然去世，他所建立的世界性帝国也就陷于瓦解。他的“继承者”们之间，出现了激烈的冲突，接着，就形成了若干希腊化国家：塞琉西王国、托勒密王国、马其顿王国、帕加马王国，以及短暂的莱西马基王国等。这些由希腊—马其顿人建立的王国，和原先由希腊人在小亚细亚地区等地建立的移民（殖民）城邦，在性质上有很大区别。原先的移民城邦是单独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孤立的希腊人居住地，它们环绕着地中海和黑海的海岸地带。但是现在，希腊人和马其顿人所碰到的却是奴隶制社会，它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已有许多世纪独立发展的历史，它们已经创立了独特的和成熟的文明。正因为这样，就需要正确地评价这些希腊化国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英国著名的希腊史家格罗特（1794—1871年）在其被誉为“堪称世界上伟大的历史著作之一”的《希腊史》[7]中对整个希腊化时期持否定态度，认为：如果说希腊曾代表过自由，那么希腊化时代的亚洲却是无可救药的专制。马其顿征服所带来的唯一确切利益便是，交通的发展、商业的扩大与地理知识的增进，“到了亚历山大以后，希腊的政治活动已经难以开展，它的影响也日益衰微，这对历史读者不再感觉兴味，对于世界命运也不再起作用”[8]。

格罗特的这种全盘否定希腊化时期历史的观点，已越来越遭到有识之士的反对。塔恩就曾比较公允地指出：要是把希腊化时期看作是一个没落甚至堕落的时期，那是错误的，即便是它的后期，也要进行具体分析。[9]法国学者洛里哀则从比较文化的宏观立场，积极评价了希腊化时期：

但是实际上，希腊的思想只是移转地方，并不是衰落。它只是将旧时的范围打破，“深”的方面不如从前，“广”的方面却比从前加大。[10]

从总体上来讲，希腊—马其顿的征服者和当地奴隶主贵族结成了联盟，把东方传统的君主制度和希腊—马其顿的城邦制度结合了起来，消除了原先两种奴隶制度之间的明显区别。希腊化国家的君主制度，一方面继续保持了原东方专制帝国的许多特征，如土地的最高所有制、税务制度等；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城邦制度，但它已丧失了原先在政治上独立的城市国家的特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各个希腊化国家之间，在政治和文化上出现了一种统一性。诚然，这里所讲的统一，不是指出现统一的民族国家，而是指在同一帝国范围内，各城邦间的民族统一意识的急速成长，它们之间的政治冲突的仲裁的迅速发展；各个国家间的公民，彼此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权”；保护某些庙宇（神殿），不受报复性暴行的侵犯；彼此慷慨地承认或赐予对方城邦公民以荣誉公民权；各国之间，协调处理他们的公民之间的私人纠纷等。正是在此基础上，在伦理和政治思想上，出现了人与人是兄弟、世界主义等观点。具体体现在斯多葛学派和犬儒学派的学说中。他们认为，野蛮人和希腊人之间的区别，纯粹是人为的和不中肯的。结果，这些希腊化国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出现了一种内聚力。以后，当它们被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后，后者就把它作为一份遗产，继承了下来。[11]

二马其顿帝国——希腊和雅典

包括希腊在内的马其顿帝国，虽然在公元前4世纪末和公元前3世纪初，处于左右历史事件的中心，但是，亚历山大东征后留给继承者的本土面积不超过4万平方英里（约6万平方公里），人口也较少。[12]由于亚历山大东征，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以后继承者之间为争夺统治权引起的互相残杀，加之外来部落的**，直到安提戈诺二世（前283—前239年在位），在争夺希腊的霸权的斗争中获胜，并强化马其顿对整个希腊本土的统治，马其顿帝国才趋于巩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安提戈诺二世，是斯多葛学派创始人芝诺的学生，他的统治所遵循的正是斯多葛学派的理论。

这里要特别讨论希腊和雅典的情况。希腊自从公元前338年在凯罗尼亚战争中失败以后，它的没落注定是不可避免的了。从此以后，它相继受到马其顿和罗马的统治，再也没有真正恢复过独立。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帕加马等一系列新兴希腊化城市兴起，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代替雅典执文明的牛耳。[13]加之，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之间的纷争，希腊经常沦为战场。当时的官方文件就提到，希腊人生活在“巨大的恐怖和危险中”[14]。这种可悲的现状，反映到心理上，正像策勒指出的那样：“悲观是这个时期希腊的状况。”[15]当时的喜剧之“星”、雅典的米南德（约前342—前291年），通过他的喜剧中的角色，也发出相类似的呼号：人类的命运就是“遭受苦痛的折磨”，“不幸的人在我们的时代的确不少”[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