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文艺的社会功能（第1页）

第七节文艺的社会功能

从前面的阐述中可以看到，柏拉图对传统的文艺持剧烈的批判态度，但他又高度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随着他的哲学观点的演变以及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前后的观点有显著的变化。柏拉图前期（中期）以《国家篇》为代表，对传统文艺几乎持全盘否定态度，“把诗驱逐出理想国”[260]，在晚期的《法篇》中，则在坚持严格的检查制度的前提下，有条件地接受文艺。这一切都以其是否符合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的理想为依归，即以是否符合他所设定的那种理想城邦的目的为依归。

一哲学和诗歌的争吵

柏拉图对传统文艺的社会功能的审察，是从哲学高度出发的。他声称，当初之所以主张将诗逐出理想国，不是出于简单粗暴，而是有充分理由的，不是他个人杜撰的，“哲学和诗歌的争吵是古已有之的”[261]。

的确，古希腊传统中有些哲学家，对传统的文学艺术持否定的态度，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爱利亚学派的先驱塞诺芬尼（约前570—约前470年）和赫拉克利特。

塞诺芬尼从理性的观点出发，对传统的宗教和价值观念，以及风俗习惯等持批判的态度。在其《哀歌》中，强调诗歌要颂扬神明：“首先聪明的人们，必须用神圣的歌词和纯洁的语言颂赞神明。然后奠酒并且祈请神明赐予力量，使人们能够做得允当（因为恳求这种力量是首先要做的事情），不要有一个人喝得过量，只要不太老，人人都能不用搀扶回到家门。”[262]但反对颂扬异端的神祇：“不要歌颂提坦诸神、巨人或半人半兽的怪物们的斗争，这些都是古代人的虚构，也不要去管那些纷乱的争吵，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平安吉庆。而要时时对神灵崇敬，这才是可贵的事情。”[263]

在《讽刺诗》中，对以荷马为代表的诗人持剧烈批判观点。他承认，长期以来荷马的诗篇对人们有重大持久的影响，“从最初的时候起，所有的人都向荷马学习”[264]。但是荷马等都是将人间的败德加到神灵身上：“荷马和赫西奥德把人间认为是无耻丑行的一切都加在神灵身上：偷盗、**、彼此欺诈。”[265]

这里，塞诺芬尼主要从维护道德伦理的立场出发，谴责荷马和赫西奥德，从这点上讲，他是反现实主义的，因为这些“无耻丑行”无非是人间的现实的反映而已。此外，塞诺芬尼的神，已经不是世俗或宗教意义上拟人化的神，而是人类认识的最高抽象意义上的那种本体，即后来巴门尼德提出的“存在”。塞诺芬尼声称，他所讲的神，是唯一的神，是神灵和人类中间最伟大的，在形体上和思想上都不像凡人，“神是全视、全知、全听的”[266]。因此，从保存下来的残篇看，塞诺芬尼尚未从哲学上系统批判传统文学艺术，则是露出这种哲学批判的端倪。塞诺芬尼从伦理道德以及初露端倪的对传统文艺的批判，以后都由柏拉图继承下来，并加以系统化。

赫拉克利特对以荷马和赫西奥德为代表的传统诗篇，持更为极端的否定观点。从现存的残篇分析，赫拉克利特是更多地从他自己的以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来批评传统的诗人的。他在第四十则残篇中讲到，“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否则博学就已经使赫西奥德、毕达哥拉斯以及塞诺芬尼[267]和赫克泰乌[268]（前6世纪—前5世纪）智慧了。第五十七则残篇中指出，赫西奥德是多数人的老师，人们深信他知道得最多，可是他不懂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但是他却不知道日和夜，其实这是一回事。”

对荷马和另一位现存最早希腊诗作中，可以确定个人作品的诗人阿尔基洛科（活动时期约公元前7世纪），更其持严厉的否定态度。从现存残篇来分析，赫拉克利特攻击荷马的依据之一是，荷马和普通人一样，只知道崇尚感性认识。他在第五十六则残篇中指出：“人们认为对可见的事物的认识是最好的，正如荷马一样，然而他却是希腊人中间最智慧的人。”赫拉克利特本人在认识论上并不否认感性认识，肯定人的认识直接来自感觉经验，但比较而言，毕竟是更其重视理性认识：“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并贯穿一切的思想。”[269]“不要听我的话，而要听从逻各斯，承认一切是一，才是智慧的。”[270]但是否因此就要对荷马等诗人加以惩罚则不得而知了：“该当把荷马从赛会中逐出，并且加以鞭笞，阿尔基洛科也是一样。”[271]

柏拉图也正是意识到“古已有之”的“哲学和诗歌的争吵”，对传统的文艺进行了更其系统的谴责。值得注意的是，他和塞诺芬尼、赫拉克利特一样，是从各自的哲学观点出发进行这类谴责的。

他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人们以为悲剧诗人和他们的领袖荷马知道一切技艺，知道一切有关人间善恶以及神的事情，实际上他们是否真正知道他们所描写的这些事物呢?柏拉图的回答是：如果一个人既能制造出那些被仿造的事物，又能制造出它们的幻象，他当然宁可制造真正的东西而不愿去制造假象的东西了。可是荷马虽然讲了许多治理城邦、从事战争和教育的事情，但是他曾经将哪一个城邦治理好了，像斯巴达的立法家莱喀古斯和雅典的立法家梭伦那样有功劳呢?他既没有指挥和打赢过战争，不像泰勒斯那样有过精巧的发明，也不像毕达哥拉斯那样建立过“毕达哥拉斯楷模”的生活方式受到后人的尊敬，甚至不像智者普罗塔哥拉和普罗狄科那样受到青年人的爱戴。由此可见，这些诗人只是美德的模仿者，并不知道真实的本体（理念），实际上他们和真理是隔三层的。[272]

正像前面已经讨论过的那样，柏拉图是以其社会效果来评价诗人的工作的，虽然他也承认诗人用的语言、韵律、曲调等这些音乐性的东西的魅力是巨大的，但却进而认为，诗人只知道事物的表面现象，只能模仿制造幻象。对于这种模仿，柏拉图又从认识方面进行分析。他声称对于同一件事物，近看和远看是不一样的，在水里看和不在水里看也是不一样的，艺术家正是利用了我们感觉中的这个弱点制造假象。在感觉中有些事，既是“大些”又是“小些”，既是“重些”又是“轻些”，可是同一事物不能同时有相反的情况，所以感觉属于灵魂中低下的部分，和灵魂中高级部分（理性）相隔很远。诗人画家只是打动了灵魂的低下部分：

原先我说图画和一切模仿的产品都和真理相隔甚远，和它们打交道的那种灵魂的作用也和理性相隔甚远，而它们的目的也不是健康的或真实的，我的意思就是要你得到这样一个结论。[273]

这就与柏拉图的灵魂学说有密切的关系。他声称，灵魂有不同的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理性，它是用来学习的，它爱好的是真理和智慧；第二部分是**，用来表现喜怒哀乐，它爱好的是名誉和胜利；第三部分是欲望，它爱好的是利益和钱财。在判定某个人是何等样人时，要看他的灵魂是受哪一部分统治的，受理性统治的就是哲学家、城邦的治理者，只有他们才具有经验和知识，能够判断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274]如果灵魂被欲望统治着，理性就受奴役，这样的灵魂也是受奴役的，这种生活是最不幸的。[275]

柏拉图由此得出结论：只有当灵魂中爱好名誉和爱好利益的那两部分，能够接受知识和理性的指导，选择追求智慧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这样在灵魂内部便没有争吵，三部分和谐相处，这样的生活才是正义的。如果，灵魂由**和欲望这两部分统治着，追求的是假快乐，那样的生活就不是正义的。[276]这里强调的是，只有理性和爱好智慧才是真正的快乐和利益。智慧和理性是最高的，只有哲学家才懂得真正的快乐和利益，所以应该由哲学家统治城邦，正确地引导和教育人民。

柏拉图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不准诗人闯入理想的城邦。他声称，诗人和画家一样，他们的模仿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的价值，所以“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正是由于诗人逢迎灵魂中的低劣的部分（即**和欲望部分），以此去影响别人，连好人们除掉少数例外，也受它的坏影响。诗人不仅不去抑制人们灵魂中低劣的部分，而且还要去助长这些低劣的部分：

再如性欲，忿恨，以及跟我们行动走的一切欲念，快感的或痛感的，你可以看出诗的模仿对它们也发生同样的影响。它们都理应枯萎，而诗却灌溉它们，滋养它们。如果我们不想做坏人，过痛苦生活，而想做好人，过快乐生活，这些欲念都应受我们支配，诗却让它们支配着我们了。[277]

正因为这样，即便是人们所崇拜的荷马，也在排斥之列，“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278]。要是你让步的话，准许甜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灵魂就会受到**和欲望支配。正是根据诗的本质和理性使我们不得不“把诗驱逐出理想国了”[279]。但也允许诗为自己辩护，但在诗还不能替自己作辩护以前，“我们要定下法律，不轻易放诗进来”[280]。

二传统文艺亵渎神明

柏拉图之所以对传统文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持否定态度，另一重要依据是，这些文艺的内容是渎神的。他主张把一切美好的属性都归诸神，而荷马和赫西奥德等诗人虚构了一些故事，过去讲给人听，现在还在讲给人听，“没有能用言词描绘出诸神与英雄的真正本性来。就等于一个画家没有画出他所要画的对象来一样”[281]。

他声称，许多文艺作品最荒唐的莫过于将最伟大的神描写得丑恶不堪，如赫西奥德的《神谱》，将天神乌拉诺斯说成囚禁子女，而其子克洛诺斯起来反叛，推翻乌拉诺斯并割掉其**，自立为天神；而克洛诺斯的儿子宙斯又起来将克洛诺斯推翻，又自立为天神等的行为就是这样。[282]并为之辩解，声称诸神间的搏斗、谋害等根本不是真的，即便是真的也不准随便讲给天真单纯的年轻人听。荷马所说的诸神打仗的故事，无论它们是不是寓言，都不准进入理想国，因为儿童没有能力辨别是寓言的和不是寓言的，他们在年幼时所听到的东西容易留下永久不灭的印象。为此，必须尽力使儿童最初听到的故事，应该是最优美高尚的故事。

他声称，从建立一个理想城邦的根本利益出发，建立城邦的人们应该知道说故事所应当遵守而不准破坏的规范，但建立城邦的人自己并不必须去撰写故事。所定下的规范是：“无论写的是史诗、抒情诗，还是悲剧，神本来是什么样，就应该描写成什么样。”[283]为此制定出关于诗人们描写神时应遵守的两条法律和规范。

第一条法律和规范：“神不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只是好（善）的事物的原因。”[284]

柏拉图声称，善不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它只是善的事物的原因，而不是恶的事物的原因；只是福的原因，而不是祸的原因。这点是无可辩驳不容置疑的。神本质上是善的，神既是善的，神不能像多数人所说的那样，是一切事物的原因。人所碰到的事情中，只有少数是由于神的原因造成的，多数都不是由于神造成的。因为，人生中好的事情少而恶的事情多。凡属好的事情，只有归因于神，至于恶的事情，需要另外去找原因，不能归因于神。

但是，荷马等诗人就没有遵守这关于神的第一条法律和规范。他在《伊利亚特》中提到，天神宙斯将祸、福这两种东西混在一起作为命运分配给人。结果，有人有时碰到福，有时碰到祸，但有人只从宙斯得到祸，结果，饥饿驱逐他在丰足的地面上到处流亡。至于将特洛伊战争双方的背弃休战誓约，都归因于宙斯，同样是不能相信的。至于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在他的悲剧中将某个家族的灭绝，归因于由神种下的祸根等，同样也是不允许说的，而且也不允许年轻人听的。即便遭到惩罚，对于承受的人们也是有益的，因为坏人是悲苦的，他们需要得到惩罚，从神得到了惩罚，他们也就得到了益处。

柏拉图由此得出结论，要尽力驳倒神既是善而又造祸于人的那种话。因此，如果城邦想要政治修明，任何人不能说这种话也不能听这种话，无论说的是诗还是散文。因为，说这种话就是对神大不敬，对人固然无益，而且也不能自圆其说，在理论上是自相矛盾的。[285]

第二条法律和规范：神“纯然一体，常住不变”[286]。

柏拉图声称，最完善的东西就是最不容易受外来影响的变动，最勇最智的灵魂是最不容易受外来影响的扰动。一切事物无论是天生的还是人为的，要是它本身完善，就最不容易受外来的改变。神以及一切有神性的东西都是最完善的，所以最不容易受外来影响而改变形状。神在善或美方面都毫无欠缺，所以神是尽善尽美，毋庸自行改变：

神要自动地改变自己，也就不可能，因为他既是尽善尽美的，自然就永远使自己的形状纯一不变。[287]

但是，诗人笔下的诸神则谎话连篇，经常改变自己的形状以诓骗世人。他们笔下的海神普罗透斯和女海神忒提斯都是善于改变自己形状的。荷马等诗人将诸神说成是乔装打扮的游客，取各种形状周游城市。

此外，诗人还将诸神说成在言语和行为上撒谎，不用本来面目而要用变形来出现。但是，撒谎是神和人都厌恶的。诸神不是魔术家，既不变化他们的形状，也不在言语和行动上撒谎。荷马在他的《伊利亚特》中，却将宙斯说成是为要害希腊人，遣梦神告诉希腊人的统帅阿伽门农赶快出兵，结果导致希腊人打了败仗。实际上，神没有什么理由要撒谎，所以，“神在本性上是纯一的，在言语和行为上是真实的，他并不改变自己；他也不欺哄旁人，无论是用形象，用语言，还是在醒时或梦中用征兆，来欺哄世人”[288]。

总之，柏拉图运用纯粹逻辑的论证，设定神不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只是善（好）的事物的原因，所以一切的人间疾苦和一切祸害都不应归因于神，人只该自负其责。神在本质上是纯一的，所以神绝不会变形或降梦来欺骗世人。他就是凭这两条纯逻辑的假定来检查荷马、赫西奥德和埃斯库罗斯等诗人，从而谴责他们亵渎神明，诽谤神明，甚至有伤风化，青年人受他们的影响，就会做出坏事。后来中世纪的神学家和僧侣们，正是循此来反对世俗文学。

三传统文艺危害城邦

柏拉图之所以谴责传统的诗和艺术，除了它们是模仿、亵渎神明外，还由于它们不利于对理想国中三个等级的灵魂及其德性的培养和成长，从而最后危及城邦。

柏拉图将分工看作是城邦（国家）的构成原则，而分工则被他认为是由人天生的禀赋决定的，“没有两个人的本性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的才能是有区别的，某些人适于这种工作，某些人适于别种工作”[289]。城邦分别由治国者、辅助者、生产者三个等级构成，而传统的文艺对这三个等级的天赋本性的培养和成长都是有害的。

第一，治国者等级，也就是为数极少的哲学家或政治家兼哲学家，他们的灵魂是理性的，德性是智慧。柏拉图声称，按自然原则（相对于契约原则而言）组织起来的国家中，治国者等级是占人数最少的等级，国家的性质和命运是由他们决定的：“一个建立在自然原则上的国家，其所以整个说来是有智慧的，乃是由于它的最少的一类人和它自己的最小的部分，乃是由于领导和统治它的那一部分人所具有的知识。并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唯有这种知识才配称为智慧，而照自然的规定，能够具有这种知识的人，乃是最少数的人。”[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