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民主政治的殉道者（第2页）

苏格拉底以哲学来实践他的使命的活动，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热爱母邦，反思雅典衰落的根源，力求奋发图强。从色诺芬的《经济论》中可以看到，苏格拉底曾了解和总结波斯帝国的经验教训，向雅典提出要重视农业的建议：“耕作是百业之祖。”在《高尔吉亚篇》等中可以看到，他对当时的强权政治、对民主政治下党派政客的操纵弄权都有尖锐的批判。苏格拉底虽然更多地将雅典没落的根源归诸精神道德的危机，但这是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危机联系起来分析的。第二，从哲学高度着重讨论伦理问题，以谋求改善灵魂即人的全部思维方式，重建道德价值，以达到振兴雅典的目的。他虽然首先关注的是探讨伦理道德问题，但总是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对人的本性作深刻反思，其中包含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哲学内容；并且运用他的哲学和道德伦理原则去探讨社会的政治、宗教、审美、语言等人生和知识领域的问题，企图通过改造希腊人的全部思维和精神生活，以克服社会的全面危机。第三，运用哲学和道德原则针砭时政，着意培育青年，企图振邦兴国。他自称神谕告诉他不要参政，他确实并不直接参加实际的政治活动。但他遵奉雅典民主政治的法律，虽也主张研究斯巴达的治国经验，但并不支持贵族寡头政治；在党争中独立不倚，并一贯反对阴谋篡权的僭主统治。他认为治理城邦是“最伟大的工作”，必须培育一批富有知识、精娴治国才能的专家来复兴雅典。也正因为这样。必然触犯那些不学无术、无德无能的政治权贵。这实际上正是他招致杀身之祸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他们还不敢在指控罪状中露骨地表达出来。第四，苏格拉底喜欢和青年交往，他教育的对象以青年居多，他想用他的哲学塑造年轻一代，在他们身上寄托他复兴雅典的理想。也正因为这样，当政者深感不安，指控他“败坏青年”。

苏格拉底不仅有哲学教育的言教，而且还有身体力行的身教，以他俭朴、刚健、正直、英勇的人格，在雅典公众前树立一种道德典范，从而使他的学说更具感召力。

苏格拉底长得很丑：脸面扁平，大狮鼻，嘴唇肥厚，挺着一个大肚子，着一件褴褛外衣，光着脚到处走。他和人谈话时偏低着头，像条壮实的公牛，但他目光炯炯似能洞察一切，使人感到一种超人的才智和内在的精神美。他以自制、俭约、刻苦追求学问和诲人不倦为生活准则，鄙视智者们以贩卖知识作为生财之道。当时，雅典贪婪敛财、奢靡**逸之风盛行，苏格拉底堪称是自奉清廉、品德高尚的道德楷模。

苏格拉底在法庭上，就对他的两项指控——“苏格拉底犯有败坏青年之罪，犯有信奉他自己捏造的神而不信奉城邦公认的神之罪”[10]进行了有力的申辩。控告者最后要求对苏格拉底判处死刑，根据当时雅典法律，被判罪的人可以请求宽恕从轻发落，以流放代替死刑。但苏格拉底恪守他的哲学使命和原则，不仅在法庭上严正地为自己辩护，而且继续针砭雅典的时弊。在宣判他死刑后又表示绝不为老妻和幼子而请求宽恕，因为这样做等于承认自己有罪。他视死如归，对死亡无所畏惧，认为死亡不过是让自己的灵魂返回应去的安息所。他的朋友和学生们劝说并设法帮助他越狱逃亡，他坚决拒绝。他认为这样做是“以错对错”，是不当的。这样，苏格拉底也就终于饮鸩就刑，终结了这一悲剧命运。

苏格拉底被他所苦苦眷恋的城邦处死，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雅典的悲剧，更是城邦奴隶制趋衰的那个时代的悲剧。据说在苏格拉底死后不久，雅典人后悔处死了这位伟人。有关记载提到：“雅典人不久就对他们的行为后悔了，他们惩处控告者，判处美勒托死刑；他们树立了一座由吕西普塑造的铜像来纪念苏格拉底，放置在行进途中的山坡上。不久以后，另一指控者安尼图斯去访问赫腊克利亚，当地居民当天就将他驱逐出境。”[11]据说欧里庇得斯在他的悲剧《帕拉墨得》中这样谴责雅典人：“你们已经扼杀了全智的、无罪的缪斯的夜莺。”[12]

苏格拉底正是以自己悲壮的死，使他的精神和思想获得了真正的荣誉和永恒的价值。

三史料依据

苏格拉底本人没有写过著作，对他的研究只能依据他的学生和其他古代的有关记载，而这些材料在内容和写作方式等方面又各有特点，从而使史料问题显得突出，以致出现哲学史中所谓的“苏格拉底问题”。古希腊留下的有关苏格拉底的主要史料有四种。这里扼要地作些介绍和辨析。

第一，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主要是公元前423年上演的喜剧《云》。该剧将苏格拉底描绘成一个装腔作势、狡辩骗钱的智者，极尽挖苦之能事。但是其中曲折地反映了苏格拉底早期接受伊奥尼亚哲学的思想，其中提到的“思想库”也是真实的，只是为取得喜剧效果加以夸大而已。[13]不过，该剧确实严重歪曲了苏格拉底的思想和形象，它在雅典民众中形成的偏见，成为他晚年被控告的舆论基础。

第二，色诺芬的著作。色诺芬是雅典公民，出身富有世家，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二十岁左右即从学于苏格拉底，高度崇敬苏格拉底：“当我想到这个人的智慧和高尚品格时，我就不能不记述他，而在记述他时更不能不赞美他。如果在那些追求德行的人中间，有谁能遇到比苏格拉底更有益的人，我认为他就是最幸福的了。”[14]他的著作中与苏格拉底关系密切的有两种：《苏格拉底在法官前的申辩》，是色诺芬根据苏格拉底另一位学生赫谟根尼的转述写成的，篇幅很短。其中的苏格拉底只是从正面辩白自己“既没有对神不虔敬，也没有对人不正义”。同时强调自己老态龙钟，死去比活着好。这篇申辩的哲学价值不高，远不能和柏拉图的《申辩篇》相比。而《回忆苏格拉底》则是有关苏格拉底的有价值的重要史料。虽然文采不足、哲理不深，但它是平直的实录，不像柏拉图那样的词章雕琢。它不存在师生之间某些思想的首创权的争议问题，这就有它的独创性。因此，黑格尔高度评价了它：“这部著作的目的是为苏格拉底作辩护，它给我们所作的关于苏格拉底的描写，比柏拉图还要精确一些，忠实一些。”[15]其中有关审美、典型、技艺、目的论等观点的记载，更是与苏格拉底的美学思想有关的。

第三，柏拉图的对话篇。柏拉图的对话是我们研究苏格拉底美学思想的主要史料，而且也只有像柏拉图这样深邃的哲学家才能将他的老师的哲学思想，正确地记载下来并深刻地阐发出来。柏拉图于二十岁（前407年）左右开始追随苏格拉底，直到他的老师被处死，前后有七八年时间。柏拉图一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可以说是苏格拉底的继承和发展。柏拉图的全部对话共三十余篇，除了少数几篇外，苏格拉底都是主导内容的发言人。根据亚里士多德等的记载，学者们经过长期艰辛的探讨，大体可以认为柏拉图以下的早期对话，主要是记载苏格拉底的思想，因此可以说是研究苏格拉底的主要依据：《申辩篇》、《克里托篇》、《拉凯斯篇》、《吕西斯篇》、《卡尔米德篇》、《欧绪弗洛篇》、《大希庇亚篇》、《小希庇亚篇》、《普罗塔哥拉篇》、《高尔吉亚篇》、《伊安篇》，还有《国家篇》的第一卷。此外，被列为中期对话的《欧绪德谟篇》、《美涅克塞努篇》和《克拉底鲁篇》三篇，主要是论述苏格拉底和智者的论辩，而且也没有明确提出理念论的思想体系，因此也可以作为研究苏格拉底思想的史料依据。[16]

第四，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的有关论述。现存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指名谈到苏格拉底的并不多，但在《形而上学》中987b1—8和1078b27—32两处，谈到苏格拉底致力于探求伦理方面的普遍的定义，以及并未将定义看作是“分离存在的东西”，确是理解苏格拉底的思想，以及划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理念论的根本标志。其他在《尼各马科伦理学》、《欧德谟伦理学》、《诗学》和《修辞学》中，也有所涉及，但主要是有关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的。亚里士多德出生时，苏格拉底虽已去世，但他在柏拉图学园中生活了二十年，当然可以从柏拉图以及当时有关的著述中了解到苏格拉底的思想。英国著名的古典学者罗斯（1877—1971年），在1933年古典学会会议上作题为《苏格拉底》的主席致词中公允地指出：

难道我们能认真设想，在二十年的柏拉图学园生涯中，亚里士多德谙悉了大量我们在对话篇中无从发现的柏拉图的后期观点，他会不从柏拉图或学园中较老成员那里深悉理念论的渊源么?[17]

基于对据以讨论苏格拉底美学思想的史料依据有不同的看法，对他的观点就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是首先要妥善处理的关键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受到人们重视的一些中外古代西方美学史著作中，几乎都将柏拉图的全部对话归属于代表柏拉图本人的思想，以此来探讨柏拉图的美学思想。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他们就根本不考虑遵循或参考柏拉图的早期苏格拉底对话，只是凭借色诺芬的为数不多的记载来讨论苏格拉底的美学思想结果，势必既不能全面正确理解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美学思想，而且对整个希腊美学思想史的理解，可能因此而不够全面。

鲍桑葵的《美学史》，是在假定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中的苏格拉底，相对说来是可以看作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前提下，简要地讨论他认为苏格拉底美学中的两个有趣的论点：“看不见的东西能够模仿吗?”“审美兴趣和实在趣味。”[18]

吉尔伯特等的《美学史》的界线似乎是不清楚的。在专门讨论到苏格拉底的美学观点时，提到苏格拉底从一开始就着手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即美本身意味着什么”[19]，循此可以推论出，吉尔伯特等是根据柏拉图的早期苏格拉底对话《大希庇亚篇》得出这个论断的。但在第二章专门讨论柏拉图时，却又是根据早期苏格拉底对话《申辩篇》、《伊安篇》和《大希庇亚篇》等来讨论的，也就是将早期对话归属为代表柏拉图本人的思想的。

克罗齐的《美学的历史》，未具体讨论苏格拉底，但从他的“美学问题只能产生在苏格拉底之后”[20]这个论断，可以推断出他根本没有考虑到依据柏拉图早期苏格拉底对话，来评价苏格拉底的美学观点。

奥夫相尼科夫的《美学思想史》，是明确地完全依据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来讨论苏格拉底的美学观点，并在未提出充分的材料依据的情况下，作出了难以令人信服的论断：柏拉图“在一系列最重要的美学问题上比先生后退了一步”[21]。

塔塔科维兹的《古代美学》，明确地依据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的第三卷第九、十章，完全无视柏拉图的记载：“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所谈论的有关美的观点，可能是柏拉图自己的观点，而色诺芬所记载的苏格拉底与艺术家的谈话中所表示的一切都是可靠的。”[22]

色诺芬的记载确实是可靠的，但是柏拉图的记载同样是重要的，亚里士多德的论断也是有价值的。正是基于我们对赖以探讨苏格拉底的美学思想的资料，明显有别于目今受到重视的美学史著作，这是在开头就要明确声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