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悲剧喜剧史诗音乐（第3页）

酒神狄俄尼索斯的面具

现藏于法国罗浮宫博物馆

王齐云摄

二喜剧

古希腊喜剧和古希腊悲剧一样，起源于民间歌舞。当时农民于收获葡萄时节祭祀酒神狄俄尼索斯，化装成鸟兽，举行狂欢游行，载歌载舞，这种歌叫作“komos”（科摩斯，意思是“狂欢队伍之歌”）。“喜剧”一词的希腊语是“komoidia”（科摩狄亚），它是由“komos”和“aeidein”（唱歌）二字合成，意思是“狂欢歌舞剧”[262]。

早在公元前6世纪初年，希腊本土的麦加拉就有一种描写神话故事和日常生活的滑稽剧，由此演变为喜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三章讲到：“希腊本部的麦加拉人自称首创喜剧，说喜剧起源于麦加拉民主政体建立时代。”[263]麦加拉人曾于公元前600年前后推翻僭主塞亚革涅斯（鼎盛年约前640—前620年）。此后，即出现喜剧。其实麦加拉人所说的喜剧，不过是一种滑稽剧，它是由“狂欢歌舞剧”演变来的。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四章讲到：喜剧“是从下等表演的临时口占发展出来的，这种表演至今仍在许多城市流行”[264]。这里所讲的“下等表演”，可能是指麦加拉等地的滑稽剧。

相对于悲剧而言，亚里士多德是不那么重视喜剧的，现存《诗学》共二十六章，其中几乎没有一章是专门讨论喜剧的。他之所以持这种态度，正像他自己所记载的那样，与当时的时尚不无关系：“悲剧的演变以及那些改革者，我们是知道的，但喜剧当初不受重视，没有人注意，执政官分配歌队给喜剧诗人，是很晚的事，前此喜剧诗人都是自愿参加的，等到所谓‘喜剧诗人’见于记载的时候，喜剧已经有了一定的形式了。”[265]

从现存的《诗学》来看，亚里士多德没有像对悲剧那样先下一个定义，随后就依据它的模仿对象（性格、情节、思想）、手段（言词、歌曲）和方式（情景），逐项进行具体讨论。

就喜剧所模仿的对象而言，亚里士多德声称，戏剧所模仿的对象是行动中的人，人又必然分为好人或坏人，只有这种人才有性格，而性格只有善与恶的差别。循此，戏剧所模仿的人物，不是比一般人好，就是比一般人坏，或是跟一般人一样。在这点上，悲剧和喜剧是有区别的：“喜剧总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模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266]

为避免误解，他在第五章针对“坏人”作出了解释，从而有助于对喜剧的理解：

如前面所说，喜剧是对于比较坏的人的模仿，然而“坏”不是指一切恶而言，而是指丑而言，其中一种是滑稽。滑稽的事物是某种错误或丑陋，不致引起痛苦或伤害，现成的例子如滑稽面具，它又丑又怪，但不使人感到痛苦。[267]

这里，他将所谓的“坏”和“恶”区别开来是非常重要的，揭示了古希腊喜剧的本质特征。正是基于这种特征，公元10世纪时《科斯林尼阿努斯论文集》的某个作者[268]，仿效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定义，就给喜剧下了一个如下的定义：

喜剧是对一种滑稽的和有缺点的行动的模仿性的描绘……它通过快感和欢笑，导致那些**的净化。

尽管喜剧模仿的是“比较坏的人”或“下劣的人”[269]，但是，作为模仿须采用这三种种差（即对象、媒介、方式），史诗诗人荷马、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之间，并无根本差别：

索福克勒斯在某一点上是和荷马同类的模仿者，因为都模仿好人；而在另一点上却和阿里斯托芬属于同类，因为都借人物的动作来模仿。有人说，这些作品之所以称为“drama”，就是因为借人物的动作来模仿。[270]

喜剧和悲剧，所描述的情节都带有普遍性，这点上也是一致的，以此与叙述个别的事的历史相区别开来，所模仿再现的是某一种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会行的事，先追求这个目的，然后才给人物起名字。但在如何起名字上，喜剧和悲剧是有区别的：

喜剧诗人先按照可然律组织情节，然后给人物任意起些名字，而不是像写讽刺剧的诗人那样，写个别的人。在悲剧中，诗人们却坚持采用历史人名，理由是，可能的事是可信的。未曾发生的事，我们还难以相信是可能的，但已发生的事，我们却相信显然是可能的，因为不可能的事不会发生。[271]

喜剧和悲剧都是模仿再现带有普遍性的人物行动（情节），都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的再现，这点两者是共同的，都是现实主义的，都是现实的本质的再现。但在给人物起名字上则是有区别的，悲剧是“坚持采用历史人名”。所谓“采用历史人名”，意指是按神话、传统的人物来给悲剧人物取名，但依然无损于这种悲剧是现实主义的，这点在前面“文艺创作”部分已经讨论过了。喜剧人物的名字则是“任意起”的，甚至任意到按当时的真人起名，例如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其中主要人物就是当时的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此外，阿里斯托芬的代表作之一《骑士》，将雅典公民群众的化身的老年的主人起名为“德谟斯”（意指公民），以他的管家帕佛拉工影射当时著名的蛊惑家克莱翁（前422年去世）。全剧人物固然以假名来影射诗人，但在歌队的唱词中则直接点了克莱翁的名：“只要克莱翁哪一天倒下去，哪一天的时光对于全体在场人和那些正要前来的人说来，便是最甜蜜不过。”[272]以致刚上台当政的克莱翁在盛怒之下提议要褫夺阿里斯托芬的公民权，可是当时的公民议会没有批准这个提案。但该剧演出时，据说演员不敢戴克莱翁的面具，因此这个角色是由阿里斯托芬自己扮演的。

由此也足以说明，尽管喜剧与悲剧在具体模仿的对象、媒介、方式上有区别，但是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本质是一致的。然而，喜剧和悲剧在具体使用的手段上是有区别的：“悲剧和喜剧，它们使用所有业已谈过的那些手段，如节奏、旋律和韵律。差别就在于有些艺术同时使用所有这些手段，而有些艺术则交替使用这些手段的某一部分，我把使各种艺术相互区别开来的东西称为模仿的手段。”[273]作为悲剧模仿手段的言词歌曲，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有所讨论，但喜剧的模仿手段则在《诗学》中并未进行具体讨论，只是在《修辞学》有所涉及而已。将喜剧诗人和那些爱嘲弄人的人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是专爱就周围人的错误搬弄是非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讲人坏话和向人张扬的人”[274]。喜剧人物在言词上“讲坏话和向人张扬”，同他们作为人物，“比一般人坏”是一致的。

在《尼各马科伦理学》第四卷第八章，讨论到消闲和娱乐中的中道时，对喜剧言词的特征有所涉及。亚里士多德声称，消闲和娱乐是一种交往，在其中同样存在着过度、不及和中道。把玩笑开得太过分就变成戏弄，而一点玩笑也不开的人实属呆板。那些玩笑开得有分寸的人，这种中间品质称为圆通或机智。它之所以为机智，因为有触景生情、见机行事的本领，之所以为圆通，因为不论说什么、听什么都合乎分寸，都中人意。这种言词上的特征，在喜剧中也有所表现，但在旧喜剧和新喜剧中的表现形式是有区别的：

旧喜剧和新喜剧中人物的言词在为了取笑和使人发笑上是一致的，但旧喜剧是凭借“粗鄙的语言”，新喜剧则凭借“妙趣横生的语言”。

由于亚里士多德将喜剧看作是所模仿的人物“比一般人坏”，将喜剧诗人看作是“比较轻浮的人”，模仿的是“下劣的人的行动”，所以在总体上喜剧的评价远不如悲剧。至于作为模仿艺术的喜剧能引起观众的快感，亚里士多德则是肯定的。但是，随喜剧的观赏而获得的快感，是否能像悲剧一样导致“情感得到净化”，这至关紧要之点，他未曾讨论到，我们也无从加以评论。

三史诗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史诗作为一种模仿形式与悲剧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所以他对史诗的讨论，集中在它与悲剧的同和异上，最后得出结论是悲剧高于史诗。在这点上是与柏拉图对立的。

柏拉图在《法篇》第二卷讲到，人们参加节日欢庆欣赏有关节目时，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节目获得各自的快感。小孩子会把锦标判给傀儡戏，较大的孩子们会拥护喜剧，受过教育的妇女和年轻人乃至一般人都会投悲剧的票。而作为柏拉图的代言人的雅典客人则推崇史诗。亚里士多德声称：我们老年人感到最大的乐趣是听一位诵诗人朗诵《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或是一篇赫西奥德的诗，我们会判定史诗诗人是胜利者。唯独老年人的判定为最高明，因为老年人的见解，远比现在世上任何人的见解都高明。[277]

这里，我们不一般地讨论亚里士多德对史诗的一般观点，而集中讨论史诗和悲剧的相同、相异及悲剧所以高于史诗这三个问题。

第一，史诗和悲剧的相同。

就史诗与悲剧相同之处而言，最根本的一点是在于情节的整一，并也以此而与历史记载区别开来：

史诗的情节也应像悲剧的情节那样，按照戏剧的原则安排，环绕着一个整一的行动，有头，有身，有尾，这样它才能像一个完整的活东西，给我们一种它特别能给的快感。显然，史诗不应像历史那样结构，历史不能只记载一个行动，而必须记载一个时期，即这个时期内所发生的涉及一个人或一些人的一切事件，它们之间只有偶然的联系。[278]

这里亚里士多德重申原先的观点，作为史诗和悲剧的共同特征是表现有机统一整体的情节[279]；它们区别于历史记载的特征，除了第九章中已经申述过的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项外，它们在结构上尚有区别。历史不但只记载个别的事，而且必须在一个时期内发生的，彼此间只有偶然联系的一切事件。但以荷马为代表的具有“天赋的才能”的史诗诗人，不是像其他史诗诗人那样，同编年史家一样，都描写一个时期的所有的事件，而是“只选择其中一部分，而把许多别的部分作为穿插”[280]。

此外，还有其他的彼此相同之处。在种类上相同，分为简单史诗、复杂史诗、“性格”史诗和苦难史诗。成分相同，都必须有“突转”、“发现”和苦难。此外，它们的“思想”和“言词”也都应当好。也就是，在构成史诗的许多主要成分上，与悲剧是相同的。但是，亚里士多德在这里主要讨论的，不是它们的相同之处，而是它们的相异之处，以及评判它们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