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的知识状况（第2页）

帕斯卡尔深刻地体会到笼罩着人的那种种神秘的暧昧不清和复杂的变化多端。他惊叹，人性之中有多少种天性，有多少种禀赋啊！一切是一，一切又各不相同。人远看起来是简单明白的，但近看却复杂暧昧。就像一座城市，一片郊野，远看就是一座城市和一片郊野，但是随着走近它们，它们就是房屋、树木、砖瓦、树叶、小草、蚂蚁、蚂蚁的脚，以至无穷。他自问，如果我们把一个整体的人加以解剖，他会不会就是头、心、胃、血脉、每条血脉、血脉的每一部分，血液、血液的每一滴呢？而这还只是人的身体方面，人的精神方面的多样和变化就更其复杂了。灵魂与事物一样有各种不同的倾向，跟呈现于灵魂之前的事物绝不是单纯的一样，灵魂也从不单纯地把自己呈现于任何主体之前。

帕斯卡尔注意到人性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加以考察。一种是根据他的目的，这时候人就是伟大无比的。另一种是根据群体，多数（multitude），即根据大多数人实际的行为；这时候人就是邪恶下流的。这样两种方式使我们对人做出了不同的判断，并引起了哲学家们无穷的争论。

帕斯卡尔不会在这些争论中站在其中任何一方，不会总停留在一个平面上思考。他试图超越这些争论，在一个更高层次上思考人的问题。因而他也就扬弃了上述的他表面上的那种矛盾，他不想通过理性来解决人心问题。他认为人心有自己的道理，那是理智所根本不认识的，人们可以从千百件事情知道这一点。仅以爱情为例，你指出爱的各种原因理由的顺序，并不能证明你就应当被爱，因为这种做法是荒唐可笑的。内心有自己的顺序，和精神（理智）的顺序需要通过原理和论证来阐明不同，内心的顺序需要通过另外的方法。

帕斯卡尔划分出三种性质不同的秩序以及相应的三种不同的伟大：[15]

首先是身体、物体方面的秩序。这方面伟大的代表是各种光彩显赫的事物，是太空、星辰、君主、国王、富人、首领，这是眼睛能看得见的。

其次是精神、理智方面的秩序。这方面的伟大的代表是那些天才们。他们有他们的领域、他们的显赫、他们的伟大、他们的胜利、他们的光辉。哪怕他们显得平凡和卑贱，他们绝不需要与他们毫无关系的任何身体、外表的伟大；他们不是用眼睛而是要用精神才能被人看到的，例如阿基米德。

最后是仁爱、心灵方面的秩序。这方面的伟大来自上帝，其代表是那些圣徒们。他们也有自己的领域和光辉，哪怕他们显得卑贱和无知，但绝不需要任何身体或精神的伟大。他们是要从上帝与天使、而不是从肉体或好奇的精神方能被人看到的。

三种秩序，三种伟大，一个比一个高，后者比前者更高，最后者最高。

三者的距离，相隔无限的遥远；从肉体到精神的距离无限遥远，而从精神到仁爱的距离就更其遥远了。因为，仁爱是超自然的。

然而，有的人就只会羡慕身体、外表方面的伟大，仿佛并不存在什么精神的东西；又有的人就只会羡慕精神、理智方面的伟大，仿佛并不存在什么比智慧更高的无限的东西。

一切的物体、太空、星辰、大地和地上的王国，都比不上最渺小的精神；因为精神认识这一切以及它自己，而物体却一无所知。

所有的物体合在一起，所有的精神合在一起，以及所有它们的产物，又都比不上最微小的仁爱行为，因为那是属于一种更加无限崇高的秩序的。

所有的物体合在一起，我们都不能从其中造就出一丝一毫的思想来；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它是属于另一种秩序的。从所有的物体和精神之中，我们也不能引出一桩真正仁爱的行动来；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它是属于另一种超自然的秩序的。[16]

三种秩序的思想是帕斯卡尔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帕斯卡尔对第一种伟大是不屑一顾的，对第二种伟大尊重却不满足，对第三种伟大才真正心驰神往。

而在他看来，似乎三者之间并无桥梁可渡。物体不能产生精神，地位、财富不会带来学识；仅仅通过理智无法达到信仰，通过知识亦无法达到上帝。理性在此是无力的、无用的。所以，他说：理智的最后一步，就是要承认有无限的事物超乎它之外，不然它就是脆弱的。他认为：“最符合理智的，莫过于这种对理智的否定。”[17]我们必须懂得在必要的地方怀疑，在必要的地方肯定，在必要的地方顺从。

如果从信仰与理性关系这个角度分析宗教情感或信仰的根源，我们看到它常常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感到凭自身的理性和知识不能克服和排遣人间的巨大的痛苦和不幸，就如拉罗什福科讥讽自己时所说：哲学能战胜过去和未来的痛苦，却要被现在的痛苦所压倒。帕斯卡尔亦说，全部哲学抵不上一小时的痛苦。也就是说理性与科学不能解决人生的问题，而人生的问题，人生的目的、意义、出路诸问题是远比知识的问题更重要的。人不是为了知识而存在，相反知识是为了人而存在，求知只是人生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对理性认识本身的怀疑，感到理性在求真的领域里亦是软弱乏力的。一些伟大的科学家也同样会产生这种感想，牛顿在晚年潜心宗教，爱因斯坦也说：“任何一位认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深信，在宇宙的种种规律中间明显地存在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远远地超越于人类的精神，能力有限的人类在这一精神面前应当感到渺小。这样研究科学就会产生一种特别的宗教情感，但这种情感同一些幼稚的人所笃信的宗教实在是大不相同的。”[18]

这两方面都源自对理性的怀疑，常常是：理性衰微的时候，信仰就滋生了。信仰与理性时常存在着一种此起彼伏的关系。当然，从任何一点都可以走向相反的两端，这在后来法国的存在主义流派中表现得很明显：同样是怀疑和否定理性，怀疑和否定客观必然性，既可以由此更加从内心去皈依和呼吁上帝（如马塞尔），也可以激烈地否定上帝，而采取一种悲剧式的反抗和战斗姿态（如萨特）。

在当代西方，理性似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甚至最具理性主义色彩的哲学派别，也渗入了非理性主义的特质，例如新黑格尔派。他们大多是从强调直觉、情感的方面继承和批判黑格尔的。甚至理性最引以为傲的数学也陷入了困境：发现自己也缺乏绝对的确实性。企图概括一切的形而上学普遍遭到拒斥。哲学的工作常常变成一种医治和分析，理性所从事的工作似乎就是要破坏和摧毁理性。人们越是寻求绝对确实性，就发现自己的领域越是狭小，而且显得对人生隔膜和冷冰冰。人们到处在寻求可靠的立足点，却发现脚下的土地到处在崩塌。人们不能不越来越谨慎，黑格尔式的乐观和自负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三百多年前从宗教的束缚下摆脱出来的一次理性主义的胜利，到现在早已失去过去的强劲之势。它曾经席卷了几个世纪，产生了灿烂辉煌的果实，但现在似乎已只是在处处转入防御和保卫自己。然而，实际上，在它胜利进军之初，就已经有一种阴郁的、怀疑的声音出现，这就是我们在帕斯卡尔那里听到的。康德是依据理性来考察批判理性能力，黑格尔则是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一次壮丽的回光返照，在黑格尔时代，就已经有克尔恺郭尔起而抗议了。无神论者尼采在19世纪末宣告上帝死了，有神论者克尔恺郭尔说上帝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对作为理性和价值之基石的崩溃的同一种预告。会不会有人又出来宣告上帝的诞生或复活呢？确实有一些人预言21世纪将是宗教的世纪。信仰是否能重新在它自身中凝聚力量，像一只再生之鸟一样重新在人们心中翱翔呢？那么理性呢，理性能够重新建设起壮观的大厦吗？抑或理性与信仰能重新达成和解？

[1]《思想录》，布码60，拉码6。

[2]F。Mauriaced。，ThelivingthoughtofPasewYork，1940，p。22。

[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第6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4]《思想录》，布码64，拉码689。

[5]《思想录》，布码339，拉码108。

[6]“精神（Esprit）当时的用法有时是广义的，既指一种理性的思维（几何、逻辑、推理的精神），又指一种感性的思维（敏感、直觉、洞察的精神）；在此处就是这样。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尤其与“心灵”“灵魂”“判断”并用时，它专指理智、理性，几等同于raison。“判断”在此亦非纯理智的判断，而往往是基于情感、直觉的判断。

[7]连维特根斯坦这样独特和富于创造性的思想家晚年也经常抱怨他的头脑迟钝了，搞不成哲学，进行不了哲学思维，当然，他常常随后又会有一段非常适合搞哲学的时间。

[8]《思想录》，布码282，拉码110。

[9]帕斯卡尔大概是想说人总是注意自己所愿意看到的，而无视自己所不欲看到的。

[10]以上几段引文均引自《思想录》，布码82，拉码44。

[11]《思想录》，布码263，拉码574。

[12]《思想录》，布码162，拉码413。

[13]《思想录》，布码144，拉码687。

[14]《思想录》，布码66，拉码72。

[15]身体（corps）在此指外表、地位；精神（esprit），在此指理智、认识；仁爱（charité）在此指内心、宗教的心灵。

[16]《思想录》，布码793，拉码308。

[17]《思想录》，布码272，拉码182。

[18]杜卡斯、霍夫曼：《爱因斯坦谈人生》，第35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