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伟大与悲惨（第2页）

帕斯卡尔以其巨大的热情和才智来描述人的这种对立性，他要人们注意这种对立性，要人们同时看到自己的伟大和渺小，尊贵和卑贱，崇高和卑下，有力和无能。他认为，人的伟大与可悲是各从对方推论出来的，人越从高处跌落就越可悲，而越可悲就越证明我们曾经站得更高。如果使人过多地看到他和禽兽是怎样的等同而不向他指明他的伟大，那是危险的；如果使人过多地看到他的伟大而看不到他的卑鄙，那也是危险的；而如果使人对这两者都加以忽视，就更为危险了。

因此，唯一正确的态度是使人同时看到这两者，把两者都指明给他，那就非常之有益了。所以，他说：“我要同等地既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赞美人类的人，也谴责那些那些下定决心谴责人类的人，还要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自寻其乐的人；我只能赞许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着的人。”[5]他反复强调，如果人抬高自己，我就贬低他；如果他贬低自己，我就抬高他，永远和他对立，直到他理解自己是一个不可理解的怪物为止。也就是说，帕斯卡尔要使人失望，但又不使他绝望；要使人悲观，但又不使他颓废；要使人自我贬抑，但又不使他自暴自弃。

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人道主义往往把人看作万物的灵长，把人看成万物的中心，看成世界的骄傲，而当代已很少看到这种自负的人道主义了。帕斯卡尔在人的这种对立性中来把握人，使他对人的认识达到了十分深刻的程度。他试图给在悲惨中苦恼失望的人们探明一条出路，指出他们应去的家园和归宿，但他首先申明的是，人不可能仅靠自己达到这一点，虽然也不可能没有个人的努力和选择。他说他不容许人依赖自己，或者依赖别人，为的是好使人既没依靠又没安宁，从而向救主伸出手去。

他说：“高傲的人们啊，就请你们认识你们自己对于自己是怎样矛盾的一种悖论吧！无能的理智啊，让你自己谦卑吧；愚蠢的本性啊，让你自己沉默吧；要懂得人是无限地超出于自己的，从你的主人那儿去理解你自己所茫然无知的你那真实的情况吧。谛听上帝吧。”[6]

因此，只是到这个时候，在证明了人的伟大和卑贱的双重性之后，帕斯卡尔才谈到让人尊重自己的价值：“让他热爱自己吧，因为在他身上有一种足以变得美好的天性，可是让他不要因此而爱自己身上的卑贱。让他鄙视自己吧，因为这种能力是空虚的，可是让他不要因此也鄙视这种天赋的能力。让他恨自己，让他爱自己吧，他的身上有着认识真理和可以幸福的能力；然而他却根本没有获得真理，无论是永恒的真理，还是满足的真理。”[7]

这就是帕斯卡尔所说的：似乎最使人远离宗教的所有这些对立，却最足以把人引向真正的宗教的含义。

这也就是帕斯卡尔所说“由于一个人，一切都丧失了，上帝与我们的联系断了，又由于一个人，联系又恢复了”的含义。前一个人是亚当，他的原罪使人类被逐出了乐园，从而人具有了伟大和卑鄙，幸福和悲惨的双重性和对立性；后一个人是耶稣，他恢复了人类与上帝的联系，从而人又有了希望和得救的可能。

宗教常常和苦恼、不幸、悲惨、受难、罪孽和垂死的情感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和某种悲观主义联系在一起。当人们感到孤独和不幸的时候，往往就是他们向宗教求助的时候。宗教总是和忧患和悲剧意识息息相关，宗教在悲观主义盛行的地方亦最可能流行。

然而宗教还不是完全的悲观主义，因为它带来失望的时候又给予许诺。它总是要在黑暗的穹窿中露出一些亮色，并要人朝那亮光奔行，而且许诺那里还会有完全的光明。完全的悲观主义则是没有上帝的悲观主义。找不到上帝的悲观主义，这在现代西方世界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既然上帝没有了，就没有神圣的永恒为全真、尽善和至美提供最后的担保。一切都可能发生，而那已经发生的一切不但不尽如人意，甚至使人大为沮丧。绝对的自由意味着绝对的荒谬和绝对的虚无。传统的价值观念的基石被抽去了。绝对性丧失了。过去的历史如一团乱麻，未来是一个未知数。

这种悲观主义的源头可以上溯得很远。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有各种不同的气质，有的偏于悲观，有的偏于乐观，但差不多人人都会有悲观的时候，都会有失意和不快。这种失意会膨胀起来，弥漫和扩大到失意的对象之外。一个人一下子失去了几个亲人，往往会觉得失去了整个世界而痛不欲生。但并不是人人都愿意或者能够把这种情绪化为某种思想，化为某种冷静的、哲学的悲观主义。所以大多数人一旦待这种情绪过去，时间一旦治愈了他们心灵创伤，他们又会平静和快活。而某种冷静的悲观主义思想和哲学的产生，尤其是它的流行，是需要某些时代和社会的条件的。我们谈的正是这种悲观主义。

古希腊的人生观和人生哲学总的说是乐生的，正如它是尚知和重智的一样。当然也有例外，比方说，那位愤世嫉俗、离群索居的赫拉克利特，是前苏格拉底时期最为深刻的一位哲学家。他认为人生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悲惨的游戏。他说，人怎能得到那永远不息的东西呢？他甚至把诞生看成一种不幸，说死亡就是我们醒时所看见的一切。无疑，他感受到一种人面对无常的毁灭感和永恒的恐惧感。他关于人生思考的智慧，在古希腊是颇为独特的。

在苏格拉底对死亡的谈论和柏拉图有关精神飞升的论述中，也有某种类似的东西，即在达观中存有某种悲观，在希望中潜藏某种失望。在后来的伊壁鸠鲁，尤其斯多亚派的哲学中，死亡的位置就越来越突出了，怎样正确地看待痛苦和死亡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他们也深刻地感受到了一种文明衰亡期间的种种不幸。古希腊罗马晚期，原先那种乐生精神似乎发展到极点而近于穷途末路。据史料记载，当时大规模的赛会、游戏、娱乐接连不断，一年有时有三分之一是节假日。碰到一次机会（如一次战斗胜利或新皇登基），有时会连续庆祝一两个月。人世间似已耗竭了它的欢乐，这预示着一个新的转折。

斯多亚派是避世的。他们追求混乱世界的宁静一隅。他们中的一些人颇为成功地达到了个人心灵上的平静，但他们并不能使大众做到这一点。与此同时，原始基督教以一种阴郁、悲观的调子开始了它的胜利进军。它对人类苦难和不幸的描述，对世间不义和罪恶的搏击，逐渐扭转了整个古代世界的心态。在它最极端的形式中，对死亡的热爱胜过了对生命的依恋；对来世的向往压倒了对现世的牵心。基督教的思想、精神给西方人的意识中注入了古希腊罗马人意识中没有或罕见的东西——即对人生的另一基本方面：痛苦、罪恶、死亡的强烈意识以及对超越的强烈渴望。

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思潮，企图否定和扭转基督教的那种阴郁的悲观主义精神。但它最后达到的，只是某种古希腊罗马精神与基督精神的调和。当尘世的乐观主义和人道主义作为主流重新兴起、汹涌行进的时候，仍不时有一些思想家在发出种种似乎不和谐的悲观主义的声音。但总的说18、19世纪是理性的乐观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世纪。

叔本华也许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地把悲观主义化为一种哲学体系的思想家。他明确宣布，他的关于生命的本质即为痛苦的论证完全是哲学的和冷静的。他抨击乐观主义，认为人的意志、欲望的本性即为痛苦，人总是在无聊和痛苦之间摆来摆去。人需求最多，因此也就比其他动物更为痛苦。人不仅感受自己的痛苦，还感受他人的痛苦。而且随着文明发展，人类越来越敏感，同时也就愈加痛苦。从个人来说，智力愈高的人也愈痛苦，天才最为痛苦。一切生命的本质都是苦难和悲剧。美的艺术享受也只是过眼烟云而不可把握。痛苦消除不了，改变的只是痛苦的形态。而幸福在本质上也是消极的，只是对痛苦的暂时逃避，不能持久。生命史即痛苦史，没有人愿重新再活一遍。但自杀也并非解脱，也不可能像斯多亚派那样用理性摆脱人生的痛苦，“肉体的痛苦是不可能用一些命题、定理和逻辑推论，就可在哲学的谈论中把它谈掉的。”[8]既要生活又不痛苦，根本就是个矛盾，就像说“幸福的人生”是矛盾的一样。解脱痛苦的途径只能是意志的自我否定，进入一种无欲的状态。

叔本华的哲学悲观主义在19世纪还不太流行。而到20世纪，尤其是随着两次世界大战，悲观主义却几乎浸染到思想和生活的一切领域。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主要侧重于人得不到幸福和快乐，即人的感觉、情感方面的悲观主义。而20世纪的悲观主义，则不仅涉及幸福，还涉及道德、理性；人们对自身的道德状况及其前途、理性认识及其前途也同样持一种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也影响到普通人的心理和意识，成为现代意识的一个方面。

悲观主义使人们睁眼看到生活中的不幸和悲惨，看到物对人的压迫和社会对个人的钳制，看到人的悲惨和不幸的某种根本性。在这个意义上，悲观主义要比那种浮浅、愚蠢和自高自大的乐观主义深刻得多，而且，清醒的理智的悲观主义并不妨碍意志的乐观主义，并不导致绝望和清静无为。相反，它倒常常有可能比那种一旦揭开假面就会走向绝望和颓废的乐观主义，能够更有效和更持久地激发人的奋斗精神。它给予人的行动更多的可能性。理智的悲观和意志的乐观的结合，甚至是成熟的一个标志。悲观主义也许还能给人带来某种心理的宁静，因为它考虑到了失败就不易被失败所屈服，它准备了迎接痛苦就容易战胜那痛苦。这还只是悲观主义对于人的功利性意义的一面，如果我们更深地窥探一下它的内涵，它会给我们一些什么启发呢？当然，悲观主义又是一般人不容易承担的。

帕斯卡尔对于现代人的一个重要意义也就在此。他对人的伟大和悲惨的对立深刻有力的描述激起了现代人广泛的共鸣，一些人会不同意他对这种对立的根源的解释，也不会同意他对人如何超越这一对立的出路的讨论，但他们也许会惊异：一个生活在三百年前的人，怎么会如此鲜明地揭示那深深地困惑着当代人的这些问题呢？

[1]《思想录》，布码365，拉码756。

[2]《思想录》，布码370，拉码542。

[3]《思想录》，布码146，拉码620。

[4]《思想录》，布码171，拉码414。

[5]《思想录》，布码421，拉码405。

[6]《思想录》，布码434，拉码131。

[7]《思想录》，布码423，拉码119。

[8]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14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