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上帝的问题（第2页）

现代西方文明有两大传统和源流，一为古希腊，一为基督教。近代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两大传统的汇聚。近代随着科学、理性和人文主义精神的兴起，曾对统治欧洲上千年的基督教有过一次次猛烈的冲击，但其批判的锋芒与其说是针对上帝，不如说更多是针对教义和教会，是要使科学和哲学从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人和国家从教会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但从19世纪末以来，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人们普遍地又一次对宗教发生怀疑，而且这次怀疑更为内在和深刻，它涉及的是宗教赖以存在的核心和本质——即上帝的问题。

尼采就是这一怀疑和否定上帝思潮的先驱者。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他明确地宣告“上帝死了！”在《快乐的知识》中，他借一个狂人之口说：上帝死了，是我们自己把他杀死的。在尼采看来，上帝只是一个猜测而非一个实体，是人们发明出来用来反对和戕害生命的。“上帝之死”就意味着传统价值要全盘翻转，传统道德要整个倾覆。尼采在20世纪开端的一年孤独地死去，而他的预言却似乎得到了证实：20世纪的西方世界是一个悲观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盛行的世界，而这一切也许在精神上都可以归因于——“上帝死了”。

在此，我们选择四个20世纪西方很有影响的哲学家来略微观察一下：上帝对于现代人意味着什么。他们是罗素（1872—1970）、维特根斯坦（1889—1951）、海德格尔（1889—1976）和萨特（1905—1980）。前两位是分析哲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后两位则是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

这四个人可以说大致分别代表了当代西方哲学的两大主流思潮——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或者说主要探寻真理的确实性和主要关注人的问题的两大潮流），也分别代表了当代西方哲学的两大地域——欧陆和英美。在哲学的内容和主题上，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比较接近，他们在学术上的追求相对于求善来说更注重求真，是要追求知识的确实性和可靠性，因而学术活动的领域多在认识论、逻辑学，对数学也有共同的兴趣，方法则主要是分析和批评。而萨特则与海德格尔比较接近，他们主要探讨人生的整个状况和命运而非仅仅知识和真理的方面，因而活动的领域多在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他们的方法主要是一种现象学的描述。他们相互间也有个人方面的直接联系，维特根斯坦曾往英国切磋，求助于罗素，萨特曾往德国研讨过海德格尔的哲学。

从形式风格看，他们的关系又发生了一些交叉：萨特跟罗素更为接近一些，即他们都比另外两人更为外向，更积极地介入社会，思考和研究的领域要更为广阔，对社会的影响也要更大些，又都极其多产，文笔也生动有力，激扬跌宕；而维特根斯坦跟海德格尔较为接近，他们相对于前两人来说较内向和避世，思考的问题更为深沉，因而对思想界的影响要更大些，他们写得不是太多，文笔都极其凝练、含蓄、简洁、深刻。

他们四人各有各的特点，此仅从大处言之而约略归类。但这四个人关于上帝的意见，在现代西方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这四个现代哲学家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是程度不同的无神论者（或者说是表面上的无神论者，因为他们有的人身上实在说具有很深的宗教气质和情感），对上帝持一种非宗教，或至少非教会的观点。

罗素和萨特持一种比较激烈的怀疑和否定上帝的立场。罗素主要从理性、科学的精神来批判宗教，在他的《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一文中，他系统地驳斥了有关上帝存在的各种论证，如最初起因的论点、自然法则的论点、事先计划的论点、神明道德的论点、伸张正义的论点，认为宗教的基础不过是恐惧，基督教信仰的中心信条：上帝和永生，在科学中是找不到根据的，对上帝的信仰无助于人类达到幸福和道德。

萨特是这四人中最激烈的反上帝和反宗教者。他主要从人的行动、实践的角度来批判宗教。在戏剧《魔鬼与上帝》中，他使人与上帝处于极端对立的状态，要么上帝存在，那么人就不存在；要么人存在，那么上帝就不存在。结论是存在着的是人而不是上帝。这样，人就必须负起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人就是绝对自由的，也是绝对孤独的。上帝一经消失，人世间就不复再有一种先天的善，就没有绝对的价值规范，因为世间再没有无限和完善的心灵来思考和支持这种善。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情况就都可能发生。”这就是存在主义的出发点，我们自己的存在就将完全由我们自己选择和决定，我们因此而承担着一种巨大的责任感。

这种西方的无神论对于上帝的问题实际是耿耿于怀的，甚至可以说，它本身就是对寻找不到上帝所产生的一种巨大的失望和愤怒。对此，萨特有过一段形象的描述。《魔鬼与上帝》的主人公格茨弃恶行善而屡遭失败，他向上帝屡次求救，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于是最后认为上帝并不存在，他说：

我一个人，我恳求过，我乞求过上帝给个征兆，我向天国发去了信息：没有回音，天国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我每时每刻都在问自己，我在上帝的眼里究竟算是什么。现在我知道答案了：什么也不是。上帝看不见我，上帝听不到我，上帝不知道我，你看见我们头顶上茫茫一片吗？这就是上帝。你看见门上的这个缺口了吗？这就是上帝。你看见地上的这个洞吗？这就是上帝。无声的寂静是上帝，乌有也是上帝，上帝就是人类的孤独寂寞。只有我：决定作恶的是我自己，想出要行善的也是我自己。是我作的假，是我制造的奇迹，今天交代出这一切的还是我，也只有我才能赦免我自己的罪；我，是人。如果上帝存在，人就不存在，如果人存在……上帝就不存在。[8]

相形之下，在海德格尔那里对“上帝之死”的感受则不是愤怒，而主要是失望。他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近神已尚晚，近在又尚早”的时代，世界的状况是令人悲观的，技术的发展日益把人从地球上连根拔起，“无家可归成了世界的命运”。而且还看不到任何改变的征兆，上帝已经不在了。而“只有一个上帝才能拯救我们”，现在留给我们唯一可能的是“在思与诗中为上帝出现作准备”，或者为“在没落中上帝不出现作准备”，我们瞻望着不出现的上帝而没落。海德格尔在这里所说的上帝当然不是一个类似教会供奉的神，而是一种由对现在世界无根基的深深失望和忧思所生发出来的，力图接近“在”的根基的深切期望。

维特根斯坦遵循的一个原则是“凡是不可说的就必须对之保持沉默”。这些不可说的东西就包括那些形而上学的东西，包括宗教和上帝。他认为上帝是不在世界上显现的。维特根斯坦不是一个教徒，他怀疑上帝的存在，没有基督教徒的那种信仰，但他却还是具有某种宗教气质，这甚至能从他喜欢的作家看出。他喜欢读奥古斯丁、克尔恺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而据他的朋友及传记的作者赖特说：维特根斯坦和帕斯卡尔有一种值得仔细研究的明显的相似性。[9]罗素也说过类似的话。

维特根斯坦遵循着自己的原则不公开探讨上帝，但在自己的私人笔记中，却曾经深入和紧张地思考过自我、意志、自由、死亡和上帝的问题。他追问上帝是什么，信仰上帝又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他写道：

信仰上帝意味着理解到关于生命的意义的问题。

信仰上帝意味着看到世界的事实并非物质的目的。

信仰上帝意味着看到生命有一个意义。

世界是给予我的，亦即我的意志完全是从外面进入这世界的，就像进入已经在那儿的东西。

（至于我的意志是什么，我还不知道。）

这就是我们有依赖着一种异己的意志的感觉的原因。

不管那可能是什么，不管我们是何种意义上的依赖，我们把我们所信赖的称之为上帝。

在这个意义上，上帝只是命运，或者，是同样的东西：世界——那独立于我们的意志的世界。[10]

他又说，我们把生活的意义，世界的意义称之为上帝。在另一个地方，他还写道：

假如没有听说过耶稣怎么办？

我们会感到孤单地待在黑暗中吗？

能否像小孩知道房里有人和他作伴那样摆脱这种感觉吗？[11]

而也许正是这些话，正是这些话最深刻、也最忧伤地说出了上帝对于现代人的意义，他们渴望找到生命的意义和根基，找到一个稳固的依靠，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隐晦不明的黑暗时代，在他们的心底深处不禁升起了这样一个暗含恐惧的疑问：

我们是孤单地待在黑暗中吗？

[1]《思想录》，布码77，拉码1001。

[2]在这一点上伏尔泰出来反对帕斯卡尔，认为蒙田的自我描述十分可喜，说蒙田是一个永为人们所爱的人。

[3]《思想录》，布码62，拉码780。

[4]参见莫里亚克编：《帕斯卡尔（文选）》，第82—89页。

[5]这一困难我们可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的传奇”里看到更清楚和更全面的叙述。

[6]参见《思想录》，布码233，拉码418。

[7]《思想录》，布码233，拉码418。

[8]萨特：《萨特戏剧集》下卷，第57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9]马尔康姆：《回忆维特根斯坦》，第1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0]维特根斯坦：《1914—1916年笔记》，第74页，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

[11]参见维特根斯坦：《文化和价值》，第18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