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认识的发生和发展（第2页）

世界上的事物种类万千，但并不是任何事物都同时或同等重要地成为人们所关注和认识的对象。天空繁星密布，而首先成为天文学研究对象的是与人们确定季节关系密切的星体。地球上的生物品种难以计数，而人们首先研究的还是与农业和畜牧业有关的为数不多的植物和动物……因此，科学总是围绕着人类实践的需要这个中心而形成和发展，以人类实践的需要为出发点去认识世界。

古代的科学，首先取决于当时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需要，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统治阶级的需要以及战争的需要所制约。古代的天文学、力学、数学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修建水利灌溉工程、帝王宫殿和坟墓、神庙和教堂、城堡和战舰，是古代规模较大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提出的问题，构成了古代力学和数学的主要研究内容。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取决于当时生产发展的要求。远洋航海需要根据天体的位置精确地确定经纬度，矿井抽水需要尽可能提高抽水扬程，战争中枪炮的制造需要计算弹道和落点，水磨、钟表的广泛应用需要搞清力的传递、摩擦的影响和运动的周期……近代力学，归根到底是由于需要解决这样一些实际问题而发展起来的，科学从实际需要中产生出来。恩格斯在谈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时指出：“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工业生产，需要科学来查明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弄清自然力的作用方式。”[3]

近代和现代的科学研究有较大的相对独立性，它探索的课题有时并不是直接来自实践的需要，而有所谓“纯理论项目”的研究。然而，就是在这种研究中，人们仍然重视所取得的成果有何种实际的意义。人们关心的课题主要地还是由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等实践需要所决定的，只不过有的是同近期需要有关，有的是长远的需要。恩格斯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4]这个观点对现代科学的发展来说仍然适用。

第二，实践为认识的发展提供了手段和条件。

实践不仅产生了认识的需要，而且提供了认识发展的可能性和实现这种可能的必要条件。人类认识史表明，实践提出的问题只有依靠和通过实践才能解决。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来说，实践既“提问”，又为解决问题提供经验材料、实验仪器和认识工具。恩格斯在论及近代科学兴起的历史时指出：“从十字军远征以来，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不但提供了大量可供观察的材料，而且自身也提供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实验手段，并使新的工具的设计成为可能。可以说，真正有系统的实验科学这时才成为可能。”[5]

实验手段的应用大大提高了人类的认识能力。早期的实验手段主要是观察或观测的用具，如天平、温度计、气压计、流量计、经纬仪、望远镜、显微镜等，那时能够变革对象的实验用具，如抽气机，为数不多，也比较简陋。然而，这些用具毕竟是专门用于探索性研究和获取知识的手段，是生产实践的产物，是工业发展“赐予”科学实验的珍品。现代工业则把更强大的物质力量贡献给科学，使人们能在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上认识世界。现代化的观测手段，如射电望远镜、电子显微镜、光谱分析仪、示波器、雷达、声呐、激光测示仪，以及可进行遥感遥测的人造卫星和宇宙探测器等，其功能已远远超过了人们曾幻想的千里眼、顺风耳。用这些手段武装起来的现代科学，不仅可以在地上看天，看到百亿光年以上的遥远天体，而且可以从天看天，在天看地，感知地球上人迹未到的角落。现代工业还给科学探索提供了能变革对象的实验条件和实验设施，这对认识自然规律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培根曾提到人要用技术向自然界挑衅，强迫自然界回答人所提出的问题。今天由于有了超高温、超低温、超高压、超真空等实验条件，有了巨大的回旋加速器、粒子对撞机等，培根的理想终于实现。

第三，实践使认识发展的可能不断转化为现实。

实践为认识世界提供了物质手段，但有了这些手段并不等于已获得知识。实践对认识发展的决定作用还在于，只有经过实践才能把认识发展的可能性变为现实。这就是说，当实践的需要提出了认识的课题，实践的发展创设了必要的手段和条件以后，人们还必须实际地进行探索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实践是沟通主体和客体的桥梁，只有依靠这种活动，人们才能接触并深入被研究的对象，感知其现象，揭示其本质，从而发展关于某一对象、某一领域的认识。认识的发展离不开实践，任何人、任何天才，如果脱离实践都不可能获得真知。

总之，认识自实践中发生以后，并没有脱离实践，恰恰相反，它必须同实践保持密切的联系。实践是认识发展的源泉和根本动力，是认识发展的最终目的和最高归宿，同时又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根本标准。一句话，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三、认识对实践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

所谓认识的相对独立性，是指认识在根本上依赖实践的同时，在认识活动的方式、过程和结果等方面有自己特殊的形式和规律，认识的发展遵循其特有的逻辑，并以一定的方式反作用于实践。

首先，认识的相对独立性表现为，认识是一种主体性的精神活动，是主体以一定精神的或观念的形式把握客体的活动。作为一种精神活动，认识必然具有人的意识、思维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性，如以抽象、概括的方式反映客体的一般，以分解、并列、隔离的方式提炼客体的特征，以联想、想象、推理等方式描述和预见客体的运动等。这就有别于以实际的形式把握客体的实践活动，具有某种独立性。

其次，认识的相对独立性表现为，具体的认识过程可以与一定的实践不完全同步进行。例如，总结经验教训、回顾历史、追溯已经消失的现象等，是在直接的实践之后认识客体，而预测、假说、规划等则是超前于直接的实践。认识的这种与实践的不完全同步性，表明了认识活动及其过程具有某种独立性质。当然，这种独立性是相对的，因为不论是滞后，还是超前，认识都不可能脱离人类的总体实践。

再次，认识的相对独立性表现为，认识的结果，即知识和理论体系具有自身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性。

认识的结果不仅存在于认识者的大脑里，而且通过文字、语言、图像等物化形式社会化，成为同认识者个人相脱离的观念的存在。这种观念的存在既是人们以往认识活动的结果，又是人们进行新的认识的手段和对象即观念的客体。随着认识的不断发展，认识的成果逐渐沉积，这种观念的客体就形成一个庞大的理论和知识体系。

人类精神活动结果的社会化和体系化，使认识的发展产生了独特的问题与矛盾。人们不仅关心认识是否同实际相符合，而且注意知识体系内部的自洽性，即是否存在逻辑矛盾，是否存在空白点和逻辑缺环等。为了消除新知识与旧知识的矛盾，使新知识与旧知识之间彼此相容，也为了填补知识体系的空白和薄弱环节，优化理论结构等，就需要进行创造性的活动，从而促进认识发展。换句话说，一定的理论和知识体系一旦形成，就会产生自己的特殊问题、特殊逻辑，从而必然形成自己的独特发展方向和线索。谁能够及时发现和捕捉住这些问题，锲而不舍地进行探索，就会为认识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最后，认识的相对独立性的最突出表现，就是认识反过来指导实践，对实践产生重大的影响。认识之所以能够指导实践，这既是由认识的本性决定的，又是实践本性的必然要求。从根本上说，人们认识世界就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的实践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能动的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理性化的活动，必然包括认识在自身之内，成为实践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调控因素。实践越受自觉认识、科学理论的指导，它的发展水平也就越高。认识反作用于实践有两种情况：一是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会使实践达到预期的效果，使实践活动顺利进行；二是错误的理论指导实践会产生严重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认识在实践中发挥其反作用，同时也是实践检验其正确与否的过程，人们通过实践不断地把正确的认识和错误的认识比较和甄别开来，从而不断地提高着实践活动的自觉性。

因此，研究实践和认识如何在相互作用中达到合理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的课题。现实生活表明，认识与实践的合理的统一，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自发地得到实现，往往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实践脱离理论，二是理论脱离实践。

实践脱离理论是指，实践在经验的层次上自发地进行把理论局限于为日常实践服务的范围，抹杀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功能。在现时代，随着实践活动的社会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实践对理论的依赖性越来越大。现代实践的特点之一，就是基础理论的研究跑到了大规模实践的前面，实践变成了理论的应用过程或“工艺化”的过程，这既是实践发展高度科学化的表现，同时也给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理论脱离实践是指，人为地使理论疏远实践，把理论或认识活动看做是与现实的实践无关的独立的自我运动。为认识而认识、为科学而科学、为理论而理论等都属于这种错误观点。实际上，这种“纯认识”、“纯科学”、“纯理论”是不存在的。我们不否认科学家和理论家的“求知欲”、“好奇心”、“理论兴趣”等，对科学的发展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心理的因素终究是第二性的，单纯用认识领域内的东西来解释认识发展的动因，并不能说明问题。实践产生了认识的需要，也形成了认识自身不断完善化的需要，要求认识具有完整性、系统性和严密的逻辑性。从根本上说，科学家的“求知欲”、“好奇心”和“理论兴趣”等是适应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就其总体来说，科学包括最抽象的数学是以实践的需要为动力而得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反对认识或理论脱离实践；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实践脱离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是以对理论或认识与实践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正确理解为前提的。